政治的概念——兼论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 (2)

作者：杨光斌 李欢

二、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的社会起源

在欧洲历史上，之所以是对抗性资源分配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因为其历史的社会史属性。欧洲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晚，历史的主角必然是地方诸侯和城邦式国家。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历史只能有两个一般的平面，一个是政治平面，另一个是社会平面”。（22）“对于中世纪来说，只有一种历史，即社会史。它吞噬和消化了一切；国家分解成我们已经说过的各种实体：城市、领地、村社。”（23）“在中世纪，在西方，政治散布在社会里，两者纠缠在一起（领主既是领主又是所有者），随着近代国家的成长，两者逐步有了区别，并相互分离了：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24）甚至直到19世纪，许多人仍然不关注史学中政治的内容：“有的人蔑视政治和一般历史，因为他们认为政治和一般历史不直接触及个人的内心世界，不触及现实生活。”（25）即使国家诞生以后，社会史的书写依然是主流，这也是西方历史社会学发达的历史根源。在以社会史为主要方面的历史中，重视历史的社会科学不会产生历史政治学。

不仅中世纪以社会史面向为主，而且欧洲“轴心文明”时代确定的传统就是“多统”的、部落性的、碎片化的社会史。产生于地中海海洋环境和商业文化的古希腊，城邦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共同体最高的善”的最好单元，所以古希腊居然有158个城邦国家。即便有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其目标也只是争霸，而不是寻求统一。进入罗马共和国时代，“帝国”看上去是“一统”的国家，但统治方式以自治城市为主，罗马公民权具有很大的“分封”色彩，从而奠定了分权的封建制传统。公元5-6世纪罗马帝国之后，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神权政治时代（约公元5-1500年）。在神权政治时代，虽然有上帝这个“共主”，但争夺正朔的宗教战争屡见不鲜，不仅有时间长达几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对异教徒的战争，而且欧陆内部宗教战争也层出不穷。在中国宋朝进入柏拉图式理想国的实现君臣共治的新千年（公元1000年）之际，欧洲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的至暗时刻。伴随着宗教战争、神权与王权的战争、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还有导致25%-35%欧洲人口死亡的黑死病，这真可谓天灾人祸，暗无天日。

美国加州学派学者王国斌教授指出，在公元1400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在政治组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包括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统”。（26）欧洲的权力散布于社会之中，个人、村社、城市、封建领主、教会等都在为生存权和社会控制权而斗争，亚里士多德追求的旨在实现共同体最高的善的政治，变成了“自然状态”乃至“战争状态”。

社会史中所蕴含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连绵不断的战争；“连续不断的战争，带来了步兵、火器和大型军队的发展”（27）即军事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科技革命。（28）军事革命催生的是绝对主义国家，因为一般贵族或封建领主不能再承受战争的代价，必然在寻求更大封建领主的保护中成为封臣，以王权为中心的有了主权观念的绝对主义国家开始产生。

近代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与代议制政制的产生有所不同。虽然有了王权主导的绝对主义国家，但欧洲的封建制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封建制的盛行使得社会控制权分散化，国王并不能实现权力的统一，领主、骑士、城市等都拥有或大或小的自治权，他们组织成议会与占有行政权的国王相抗衡，并在公元12世纪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颁布《自由大宪章》。14世纪，郡和自治城市的力量逐渐壮大，议会开始分成两院：“一个由单独召集的领主或大贵族组成，另一个则由所有当选的郡和自治市的代表组成；这两个议院对所有事务都进行共同协商和投票。”（29）下院的出现正是城市力量日益壮大的结果，城市的崛起意味着平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国王虽然仍然处在权力中心，但是由于社会权力多元分立，其不得不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周旋，借助他们的力量达成自身政治目标。在这三种权力的斗争妥协之中，代议制政府逐渐发展起来：“王权自身虽然仍很强大，但它不得不有时候借助于贵族，有时候借助于平民。从这三种重大社会力量的一致性上，在他们的联盟和命运的变迁中，代议制政府实现了进步。”（30）

社会权力多元化的政治必然呈现“战争状态”，连绵不断的战争带来军事革命，军事革命催生绝对主义国家，但追求绝对权力的君主们似乎永远难以拥有绝对权力，不得不与封建领主主导的议会分享权力，从而在形成主权国家的同时也形成了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政府，国家和政制具有同步性。而这一社会史诱发的制度变迁，是典型的对抗性（竞争性）攫取资源的过程，政治已经以“分利”为目标，“最高的善”不再是共同体的目标，而是个人权利的实现，并且往往以战争为主要形式去实现个人权利，必然具有残酷的掠夺性。这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政治中。

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即以民族为单元的国家建制，事实上有三条线索可寻。第一条线索是种族内部的“战争状态—军事革命—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演化，也是封建制度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多元力量消失，“英国革命以后在政治经济领域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英国社会在带着浓厚封建残余的情况下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31）在旧有的封建制度被消灭后，地方仍由牧师和地方治安官控制，国家权力仍然被作为贵族联合体的议会所控制。就整个欧洲而言，多元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一定程度的妥协，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18世纪是欧洲各地君主与贵族和解的时代。”（32）君主与贵族的和解，既意味着贵族将垄断暴力的权力让渡给国家，也意味着国家对贵族权力现实性的承认。因此，查尔斯·蒂利认为，“事实上，在国家层面上，直到法国大革命时代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也许，除了瑞典）作出过认真的努力来构建一个从上到下的直接统治。在此之前，除了最小的国家外，所有国家都依赖某种版本的间接统治，从而冒着严重的不忠、欺骗、腐败和反叛的风险。”（33）欧洲从社会史走向政治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过程中诞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可见，不管国家形态如何，社会多元主义推动的代议制成为实现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最重要的制度遗产，代议制的代表只不过从最初的封建领主（土地贵族）逐渐演变为后来的商业阶级。然而，内部资源是有限的，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的维持需要外部资源的输送。

第二条线索是在主权国家形成的同时，欧洲主要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对非欧洲地区的海外殖民贸易和殖民扩张，不仅使得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得以外溢和化解，而且为对抗性分配资源政治输入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从而平衡内部矛盾。根据印度经济学家的研究，仅在印度，英国的殖民掠夺就高达9.2万亿英镑。（34）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没有哪个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离得开源源不断的外部资源。同时，那些对抗性资源分配的输家作为殖民者而远走他乡，大大减轻了内部的紧张关系。这等于说，对外部资源的掠夺即移民以化解国内矛盾，是对抗性资源分配游戏能够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第三条线索是对抗性分配资源政治使得欧陆国家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不仅导致了毁灭欧洲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而且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正是北约不断东扩的反弹，这也不过是欧洲“战争状态史”的延续。

这三条线索告诉我们：不管是内部政治，还是外部政治，源自社会史的权力分配政治即政治的战争状态，这个长周期历史深刻地塑造了欧洲的民族性和政治行为传统。全球史的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总结道，“当人们把它们（欧洲人）与其他主要文明形态比较以后，而且只有当人们得知了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之流在美洲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黩武野蛮行径，得知了阿尔梅达和阿布奎基等人在印度洋上的伤天害理的挑衅侵略行为，并发现了即使如利玛窦神父那样的欧洲学者也对中国文明嗤之以鼻之后，欧洲人嗜血好战的特性才能被认识。”（35）欧洲人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嗜血好战的民族性”习惯于对抗性资源分配，因此对外政治必然具有好战性、掠夺性。因此，社会史塑造的国家其实具有军国主义性质。

注释：

（22）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

（23）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第144页。

（24）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第137页。

（25）利奥波德·冯·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孙立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5页。

（26）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27）布莱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主与专制之起源》，赵信敏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28）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即曾经在技术上领先世界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欧洲式的科学革命，这一迷思一直未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但文一教授在《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中认为，欧洲科学革命是战争的结果，而中国没有那么多的战争和残酷的生存权斗争，所以没有发生科学革命。这是个有力的解释。参见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

（29）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2页。

（30）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第449页。

（31）沈汉：《世界史的结构和形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03页。

（32）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

（33）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34）Dr Gideon Polya，“Britain Robbed India Of $45 Trillion & Thence 1.8 Billion Indians Died From Deprivation，” December 18，2018，https：//countercurrents.org/2018/12/britain-robbed-india-of-45-trillion-thence-1-8-billion-indians-died-from-depri?vation/，September 28，2022.

（35）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