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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概念-兼论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1)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3-05-27 0:19 已读 2011 次 1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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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概念——兼论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 (1)

作者：杨光斌李欢

【内容提要】建设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是时代的召唤，为此需要对“政治”这个“母概念”进行重述而达成新的理解，各种“子概念”会相应地得以重新认识，而历史政治学提供了有效的知识论图式。流行的旨在私利的政治就是竞争性资源（权力）分配的概念，其实只不过是对源自社会史的“战争状态”政治的一种社会科学化表述，但却在历史属性不同的中国广为流传，从而导致政治学学科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国政治史所演绎的制度变迁是为大一统而致治的民心政治。历史政治学路径对“政治”的再发现，不但具有建构知识体系的意义，还找到了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和替代性答案。

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政治的概念”这样看上去十分古老的问题？我们所处时代的诸多重大问题，诸如战争和霸权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丛林规则对和平发展的威胁、殖民主义遗产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深刻影响等，看上去都是国家行为所致，其实是人们信奉的政治观所致，国家的背后是对人对政治的信仰。在世界政治中，不同国家尤其是中西方之间国家行为的巨大差异，根源于不同历史文明的政治观。我们要理解这种差异性，首先需要在理论上系统地澄清中国人和西方人千百年来形成的对“政治的概念”的不同认知，以探究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其次，因为政治概念的根本重要性，它作为“元概念”或“母概念”，非得厘清不可，与政治概念相关的各种“子概念”诸如国家、政体、政党、民主、治理、官僚制等就能得以重新认识，因此政治概念研究是建设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起点。多年来，政治就是竞争性资源（权力）分配之类的源自社会史的概念在中国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以致于淹没了中国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为大一统而致治的民心政治。竞争性资源（权力）分配的政治概念强调的是“私利”，与重视民心而致治的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形成了严重冲突，这就决定了由此出发的政治学原理既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也不能论述政治现实，从而使得中国的政治学科一直处于尴尬地位。中国政治史研究让我们发现了几乎完全不同于源自社会史的政治概念，而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图式为还原“政治”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可能。历史本体论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样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或轨迹产生了性质不同的以“政治”为焦点的政治理论。

一、流行的政治概念：竞争性资源（权力）分配

西方人对政治的界定有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或者学术式的界定，二是对历史中的真实政治的描述。我们将会看到，学术式界定只不过是对历史中实际政治的脱敏化处理，并未从根本上脱离实际政治。然而，因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先发性，基于西方历史而总结出来的政治概念，几乎也被中国人全盘接受。本研究志在正本清源。

（一）学术概念：权力分配

关于政治的学术概念，本文主要梳理现实主义即“实然”的实际认知，而非从柏拉图到罗尔斯等一系列哲学家关于政治的理想主义即“应然”的论说，因为现实主义的政治概念既是历史的，也体现在各种制度安排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论及现实主义的学术式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斯·韦伯确实是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者，就政治概念而言，他做了如此界定，“政治就是追求权力分配或对权力分配施加影响，不管是国家之间的分配还是国家内部各种人类群体之间的分配。”（1）简而言之，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国内政治就是国内人群之间的权力斗争，国际政治就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韦伯所理解的政治就是基于一种权力斗争政治观，这种政治观深刻地嵌入其一系列著作中（2）；在韦伯看来，为权力而斗争，不仅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基本要素，也是全部文化活动的基本要素。（3）

正如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所言，“国家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4）马克斯·韦伯对政治的界定直接决定了其国家观，认为“国家是在某一特定疆域内……自为地（卓有成效地）占有合法的物质暴力垄断权的人类共同体。”（5）韦伯对国家概念的类似表述是，“一个‘统治的组织’的存在及其秩序，如果是由它的行政班子在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以物理暴力的威慑与运用而持续不断地予以保障，它就应当称为‘政治’组织。一个政治机构性的组织（politischer Anstaltsbetrieb），如果并且只要它的行政班子卓有成效地运用其对物理暴力的正当垄断以保障秩序的实施，它就应当称为‘国家’。”（6）

韦伯的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国家观准确地描述了欧洲战争制造国家的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在中世纪，在某些人人都有资格佩带武器的情况下，亲属群体、家族群体、教会联合会也都可以随意使用暴力。”（7）封建领主、教会、城市、社团等自治组织，都可以随意使用暴力，并以自身暴力为基础展开斗争，斗争的胜利者将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戴维·比瑟姆认为韦伯清晰地表明了将斗争作为其社会思想中的一般假设：“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是斗争和冲突构成了社会生活核心和永恒的特征——群体、阶级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以及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8）冲突的结果就是掌握一统性权力的国家成为暴力的垄断者，政治展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基于韦伯的政治概念的国家概念至今依然是政治学关于国家定义的不二概念，可见其政治概念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或者说，韦伯的政治观就是其国家观，二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政治是国家的事业，国家就是为了生存权的权力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学研究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萌芽之际，美国政治学家们试图将政治变成一个可测量的概念，由此诞生了哈罗德·D.拉斯维尔的政治概念：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9）这里，“得到什么”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的国家权力，还包括地方政治中的权力以及其他资源的分配，比如纳税问题。尽管拉斯维尔把韦伯的国家层面的权力分配拓展到更广泛意义的以权力为核心的资源分配，但依旧是典型的韦伯式政治观，其所沿袭的还是韦伯式模具。

行为主义政治学旨在寻求科学性、一般性的政治理论，在概念表述上以“政治体系”代替“国家”，以“功能”代替“权力”，试图创造出新的概念体系。（10）这就表明，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其实就是国家理论，虽然不谈“权力”，但以“功能”界定政治的概念，认为政治就是“权威性地分配价值”。（11）伊斯顿显然是从“功能”角度表达其政治概念，但在实质上并没有摆脱政治就是权力分配这一韦伯式概念，只不过将韦伯的简单明了的本质性概念，演绎得更加拗口、更为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伊斯顿费尽心血地将这个概念纳入其政治系统理论中，即权威当局（政府）根据政治支持与政治要求而生产政策产品（分配资源），并在政治反馈中形成政治系统的循环运行。可见，从政治的概念到国家理论，伊斯顿都沉浸于以“功能”代替“权力”的新术语中，或者说从功能主义的角度阐述其政治概念和国家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伊斯顿特别强调作为政治价值的意识形态不在资源分配之列，也就是说，资源分配只能在确定的立国价值和宪制框架中进行。（12）

如此发展而来的政治概念输出了此种政治观念：政治就是斗争，为权力和各种利益的分配（斗争与交易）。容易让人忽视的是，所谓的权力斗争与利益交换只能在政治价值和宪制体系内进行，不可以动摇意识形态和宪制基础。这是民族国家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得以确立后的政治概念所输出的政治观念。在这两大“建制”确立之前，欧洲的历史就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史，韦伯式政治概念只不过是对这种历史的抽象化概括，用一般性概念道出了欧洲历史的真相。

（二）历史中的政治概念：资源分配的战争状态

时至今日，政治就是划分敌友的概念依然是西方政治的现实。“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出，“不和美国一道反对恐怖主义，就是美国的敌人”。当下在华盛顿较为流行的一种中美关系的观念是，“不效忠美国，就是在为中国服务”。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根植于西方历史中，一神论的基督教讲的就是“我对你错，黑白对立”，这种二元对立世界观被欧洲历史所强化。因此，当马克斯·韦伯说政治是权力分配时，同为德国人的卡尔·施米特认为政治的标准就是敌人与朋友，政治活动的核心是划分出敌人和朋友。（13）1927年，施米特发表了《政治的概念》，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形态对峙、党争政治骤起、国际政治奉行丛林法则的时代，政治就是划分敌友的概念深刻揭示了德国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年之后，又发生了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之间完全处于丛林法则之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国内也矛盾重重：德国1913年立法认定公民身份与族群无关，但又强调血统主义，导致大量逃难的犹太人涌入德国并产生了剧烈的民族冲突；而在普鲁士，不仅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有冲突，各分支派别之间也时刻处在对抗之中；20世纪初期德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容克贵族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急剧扩大。玛丽·弗尔布鲁克这样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一个领土和国际地位都受到削弱、背负赔款重担的战败国，一个充满了修正主义的愤恨、在一个个政治危机中蹒跚前行的国度，一个最后遭到了经济危机重创的社会。”（14）民族与宗教的对立以及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极端贫困和阶级分裂，使得施米特所处的德国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罢工、游行和政治暴力。

施米特用以揭示历史真相的政治概念在欧洲思想史上有着深厚的传统，原因就在于欧洲政治一直处于对抗性矛盾之中。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关于欧洲（人类）政治的判断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5）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都经验性地讲述了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所诱发的阶级斗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成为统治阶级以实现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用阶级分析的语言即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深刻揭示了欧洲史中的对抗性矛盾，罗马帝国之后的宗教战争、神权与王权的战争、城邦国家（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王权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以及后来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未曾中断。因此，生活于18-19世纪之交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出经典名言“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一个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产生于一个政治状态，而且只能是一个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个政治行为。”（16）政治即战争的判断，是对欧洲自16世纪以来一直到克劳塞维茨时代的战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总结，其中德意志30年战争和英国内战的残酷性，欧洲人刻骨铭心。与克劳塞维茨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这样描述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欧洲对悲惨的三十年战争记忆犹新。人们说，宗教战争是最残酷的。不错，这种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但仍不如因破坏宗教联系而爆发的战争残酷，因为这种破坏将使人类重新回到原始状态，即回到战争连年不断的状态。”（17）30年战争使德意志各邦国的人口被消灭了25%-40%，其中路德城维滕贝格3/4的人口阵亡，波美拉尼亚65%的人口阵亡，各邦国男性将近一半阵亡。

这个“原始状态”（自然状态）还发生在英国内战时期，这些都是霍布斯（1588-1679）所目睹的，保皇党和议会之间的战争十分残酷，内战开始后的短短四年时间就有十万英国人被杀。（18）英国国内泛滥的暴力也没有因内战结束而终结，而是充斥了整个17世纪。（19）霍布斯很自然地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20），每个人之外的其他人都是他的敌人，这是源自人性中的竞争、猜疑与荣誉。自然状态中的人各自为利，贪婪无耻，相互攻击，时时争斗，“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21）

霍布斯关于政治的“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不仅是对英国两次内战的描述，也是其前后几百年欧洲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生活于15-16世纪之交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创造了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理论——国家理性论，主张不顾任何道德规范而把国家的生存权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理性论虽然被后来生活于和平时代的人们广为争议，但这就是那个时代欧洲人所处的“战争状态”。

中世纪后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史是如此残酷的“战争状态”，史学家或理论家关于政治的刻画必然也是以政治斗争、战争为主题。历史中真实的政治被学术化为拗口的权威性资源分配，其中当然回避不了战争分配资源以及对抗性资源分配方式。从霍布斯式历史叙事到韦伯式学术概念，其共同点都是政治是一种对抗性（竞争性）分配资源的活动，政治制度也必然具有分权性与制衡性。这是欧洲、美国的历史属性所决定的。

注释：

（1）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伦理之业：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王容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2）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找“政治成熟性”的领导阶级以完成“伟大的权力政治任务”；“民族统一的战争结束时，德意志民族首先面临一个明确的政治任务，即海外扩张，但这些市侩们甚至缺乏最粗浅的经济头脑，居然不明白德国国旗飘扬在周边海岸对于德国的远洋贸易将意味着什么！”参见马克斯·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7、20-21页。

（3）韦伯认为，“你可以改变手段、改变环境，甚至改变基本的行动方向以及对那个方向负责的人，但你不可能把斗争本身撇到一边。……用‘和平’手段代替斗争形式、代替对敌作战、代替作战环境，最终代替选择机会，那将一无所有。”参见沃尔夫冈·J.蒙森：《马克思·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2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之际，1916年韦伯写道：德国必须成为一个“权力国家”，为的是“决定未来世界文化品质”；一个伟大的民族必定会是“首先追求权力”，必须服从这个现世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包括了为权力而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要保存民族文化，就必然离不开权力政治。参见马克斯·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第6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