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道德脱落的时代 (4)

作者：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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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西方文明历史和现实状态的册页翻过去，仍然回到我们的当下。

当下，在我们的话题范畴之内，你必须看到，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与西方文明发展路径趋同——基本相同的路向，而非合并——的趋势。具体说，就是人性中的个人意识、个人权利在觉醒，这些东西就像洪水一样，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荡涤着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某些局部，甚至正在导致堤岸的塌陷和溃决……我们现在想要的，正是西方人在二三百年以前就已经得到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由于有了西方文明作为坐标和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变得可以想象了；换一句话说，我们正在进入与西方世界发展路径趋同的巨大轮回之中。这对于我们究竟是祸，还是福，暂时还不好判断，但是我的直觉比较悲观：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约制，任由其发展下去，未必是好事情。

约制不应当是限制，更应当不是压制，而应当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发展，这里面包含着繁复的制度、体制建设，包含着权力与社会、权力与人民的关系的深刻调整，包含着社会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在各社会阶层中的均衡分配……让我们向很远的地方窥望一下：当上述历史内容像种子一样饱满成熟之时，个体和全民的道德素养提升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拥有了适应新时代的新的道德伦理体系，这个体系将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无限丰饶，将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无限充盈。

“望山跑死马”，我们前面的路艰苦而又漫长。好在西方世界遭遇到的事情，或者说，西方文明已经显示的发展路径，作为活生生的社会历史标本，给我们提供了深切的历史教训，我们免不了会想，如果我们远离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把并不全面的个人自由绝对化到高于一切的程度，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弃离与背叛。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这种弃离与背叛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然而西方社会的现状给我们提供了触目惊心的答案和警示：至少在道德范畴，我们的未来有可能变得更糟，而不是变得更好。这是因为，哪怕出于惯性，历史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在这艰苦的历程中，我们只能徒然地等待着这个时代广泛发生的道德脱落继续沿着它自己的路径向前发展并走向它的终点。

终点就是折返点，终点才是折返点。

这需要多长时间呢？西方社会用了大概数百年时间才初见端倪，有鉴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邃坚固和源远流长，无论是“破”还是“立”，过程必定要比西方社会更加长久。我们保守一些，就算也需要数百年时间吧，才能从当下的道德脱落和随后的道德体系重建中看到结果。至于结果具体是什么样子，我很难说。然而我有充足的信心认为，中国文明，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的宝贵核心观念——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必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出生机，不仅成为广泛的社会共同意识，更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伦理支持和道德支撑，甚至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这将是一个漫长漫长的需要艰苦跋涉的过程。

中国思想家荀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如果我们剔除掉荀子囿于时代限制从而不可避免的王权思想，把“君子”理解为作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精英，我们就会意识到，目前在蔓延着的道德失序，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多么可怕而危险的事情。

这位荀先生为这种道德溃烂开出的药方是“礼”，即一定意义上的道德规范、道德约制：“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他好像不认为道德失序或者道德溃烂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他认为有“礼”即社会行为规范的约制，就一定能够阻止住这样的事情发生和蔓延。荀先生是不是有点太乐观了？我有些质疑。然而我绝对相信，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也许与他面临的境况不像我们如今这样严重有关？

我有点超前了，竟然认为经过数百年轮回，我们才会回到目前被我们厌恶和摒弃的文化状态中去，在那里找到我们已经破碎了的伦理。我确实有点儿超前，我甚至很多次怀疑我的这种推想是否正确。然而，每当我看到美国和西方社会在无穷尽的罪愆中所发生的道德沉沦，看到道德沉沦导致的大规模社会破碎，我就免不了要想，如果今天的我们也得到相应的条件使个人意志、个人自由绝对化，如果我们的个体意识也膨胀到无所约制，那么将来，他们的今天会不会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一个很“烧脑”的问题。

唉！毕竟，美国和西方世界数百年前就得到的东西，我们即便到现在也还未曾得到，这意味着我们脚下并没有一个可以踩踏的展望未来的根基，我们对未来世界的任何推想，都不得不带有虚幻或臆想的成分。尽管这样，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显露出来的道德萎靡以及一定程度的道德沉沦，仍然使我高度警觉：我们也许已经进入了西方世界经历过的那个轮回，我们正走在他们曾经走过的路上。这意味着有一个不祥的晦暗未明的明天正在很远的地方等着我们。

如果这个“明天”就是“末日审判”中的那个“末日”，就像西方世界将很快迎来的那个“末日”一样，那么，当这一天果真来临的时候，能够拯救我们的，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扬弃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我们的道德——被今天的我们轻薄地认为已经陈旧不堪，再也发不出道德光芒的道德，那可能是我们仅有的精神依傍了。

当然，我们所依傍的必定是经过扬弃的新文明、新文化、新道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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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说到“扬弃”这件事，这是因为，它涉及我们今天或不久的未来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更涉及我们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革的问题。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中生存下去的，这中间要经过无数次整合，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便是被我们认为“数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文化，亦是如此。

我们当然可以说，儒家文化的根柢，在政治上是皇权专制主义，在文化上是封闭主义，在经济上是“利出一孔”。然而即便是这种文化，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多次扬弃或者说汰洗，不同的是，儒家文化的强大社会根基决定了这种“扬弃”有时候扬弃得很好，有时候却“扬弃”得很糟。因为，文化归根结底是为政治服务并且是由政治决定其形态的，当历史做出巨大的内容调整时，不可能不触及文化。譬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佛、道，把正统儒学置放到了不尴不尬的境地，这种情况，在文化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延续到了隋唐两代。到了宋代，为了顺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程颢、程颐、朱熹等思想家对儒学进行粗暴的改造，形成了所谓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颠覆性地改变了传统儒学，将儒学以人性为基础的“仁”改造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禁欲主义为主调的“理”，放大了传统儒学中封闭保守乃至于反动的成分。有人认为中国的衰落最早起源于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的传布，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值得我们特别警觉的。

后来还有王阳明（1472年－1529年）“心学”的出现，强调“心即是理”，“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等。王阳明的学说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逃避主义的，他在鼓动出世而不是入世；在学术上，我认为可以把“心学”划入到道家的观念和思维的范畴——王阳明试图在变形扭曲的社会图景中，为人寻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而不是要改变这种图景；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没有看见任何看见了的东西，这在丢失了自己灵魂位置、正在彷徨观望的社会阶层的人那里，当然会产生共鸣，因此王阳明的学说对后世中国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同样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我认为王阳明学说的影响大于它的实际价值。

明末也就是到了17世纪末期，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一次试图突破皇权专制主义藩篱的思想解放运动，进步主义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率先对程朱理学发起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浪潮甚至荡漾到了清代，只可惜由于缺乏社会根基——生产力的发展，新阶级即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产生——这种批判并没有演变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更不要说社会运动了。皇权专制主义的粗大根系仍旧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社会土壤之中。

1949年建立新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传统文化，摒弃了不少愚昧落后保守的东西，却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传统文化的政治根基，毛泽东一句“历代皆行秦政制”把这种景况概括尽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制度、体制乃至于民族心理，还没有完全跳出传统政治文化的窠臼，这也是导致我们今天面临我前面已经说过很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窘境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有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化的扬弃与革新并非一定能够促进社会转圜，它还需要很多必要条件，某些条件甚至是很苛刻的。目前我们面临着数千年以来都未曾出现的进行巨大社会转圜的历史时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绝不简单是一句口号，它既是切实的历史判断，又拥有充盈的历史内容。在这些历史内容之中，当然也会有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缘。这个机缘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运动从它的内部产生出来的，我们终于看到了历史经过数千年凝铸而形成的新社会类型的胚胎。说一句夸张的话：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他的心跳了，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降生到人间了。

说一句更夸张的话：中国目前正处在物质财富大爆炸和精神财富大爆炸的前夜。然而我们必须警觉，这个前夜也许极为漫长，也许非常短暂，全看我们怎样走了。我当然期望我们只需要再前进一步，未来之门就会轰然有声地向我们打开，我们就会进入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新时代。然而期望并不是现实，从现在开始及至我们以后几十年、上百年，我们也许都将处在这样一种历史机遇而非实实在在的现实之中。必须再强调一遍，“机遇”既有可能转瞬即逝，从我们手里溜掉，也有可能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基石。只有抓住这个机遇，我们才可以谈论重塑。

我这里所谓的“重塑”，当然包括必须融合西方文明的内外整合，不仅要把中国文明有价值的东西承接下来，更要把西方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融合到我们的文化之中。经过重塑的世界观将不再为我们所独有，它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应当是世界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循着中国文化的精神脉络，创建能够被世界广泛接受的肇始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渊源的“普世价值”，这里面当然包括民主，包括自由，包括权力来源，包括对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监督；至少在精神层面，在道德层面，更应当包括儒家思想中最宝贵的核心价值系统。而这种系统性的价值整合，我相信作为巨大文明体的中国是做得到的，这也是中国对世界应有的贡献。我们的后人肩负着比我们更为繁重的历史责任，他们一定能够完成历史的庄严嘱托，写出关于中国未来的瑰丽篇章。

“陈行之先生，你前面说要完成社会转圜需要很多必要甚至很苛刻的条件，能解释一下吗？”

驱动时代前进的先导，一定是思想，一定是思想的解放，一定是人的全面解放。我们常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个伟大复兴的唯一途径，一定是开放，全面的思想开放，全面的精神开放，全面的社会开放。必须让千百万人有机会进入到这场思想革命和精神革命的伟大洪流中来，而不是用“特色”把人民与国家政治隔开，把中国与世界隔开。进一步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将是我们今后乃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

我愿意做如下设想——套用恩格斯的句式：这将是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这个时代呼唤着我们自己的思想家，我们自己的哲学家，我们一定能够为世界奉献这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中国人将不会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有鉴于历史上曾经一再发生过的重复，我们也极有可能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运气不好，或者“撞见鬼”，或者遇见“鬼打墙”，我们最终仍然得不到我们用灵魂呼唤的那些东西，我们仍将两手空空……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我这里就不多说什么了吧！

此时此刻，回顾过往，我们更应当警醒并牢记，我们艳羡并追逐了一个多世纪的所谓“西方文明”，固然有它的独有价值，譬如自由、譬如民主，更譬如推开人类近代史大门的科学技术发现……它确曾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无比伦比、无可替代的作用。换一句话说，尽管我们前面讨论了它目前所陷入的困境，我们必须承认，它确曾非常进步，非常辉煌，在相当一段历史时空中，它都是照耀着人类的那束璀璨的光亮。它当下的黯淡并非由于它本身没有价值，而是在与历史的同行中，它逐步在某些方面显露出了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在目前看来，单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又似乎是无法突破的。资本主义救不了资本主义。这意味着，西方社会被极端个人主义推动的社会沉沦，还将继续下去……这是一个带有玄幻意味的轮回，用常规的观念无法解释，我们很难预测它的最终结果。

我更想强调，西方文明并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家。只有在中国文化根基上建立起来的未来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只有在那里才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离开的地方。我们终归会回到那里。

西方人是怎么看我们和我们的家的呢？我们把愚蠢无知而野蛮的西方政客放到一边，把西方思想家浅薄粗陋的中国观放到一边，听一听具有真正历史洞察力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吧!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1972年-1973年间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书名：《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曾经设想（作者注：我手头没有这本书，以下为大意，也许我的记忆有差，某些地方不严谨或另有歧义，敬请读者谅解）：如果将来有所谓的世界大同，也一定是在儒家文化传统上的大同。这位洞悉历史的伟大历史学家一定是与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东西。让我尤为难忘的是,老人家在回答池田大作“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生活在中国哪一个时代？”时，汤因比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愿意生活在宋朝。”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热泪盈眶——我们时常忘记我们是谁，我们时常把自己丢失，我们似乎已经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有多么伟大了，我们遗忘了很多本应当牢牢记住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遭遇到的困难与危机，大概正是我们应当遭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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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会问：“陈行之先生，你真是在说，我们从当下的道德脱落到建立起新的道德体系，需要数百年时间吗？时间是不是太久了点儿？”

我正是这样说的。

是啊！数百年，那确实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们这短暂而卑微的一生，只可想望，无法将其变为身处其中的现实。说起来有点儿让人沮丧：我们只能面对当下，只能面对这电石火光一般转瞬即逝的人生。我们只能徒然地承受社会不完美和人性不完美带来的双重挤压。我们似乎只有一条道可走：忍耐，忍耐这个到处都是精神危机的从旧道德中脱落的时代加诸于我们的种种精神苦闷。这种苦闷不会缓解，只会随着岁月的延续愈加强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在这浑浊的人世中，守住道德的底线，守住良知的底线，守住正义的底线。哪怕你形单影只地孑然而行，也应当如此。这样的话，当你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才有理由感叹说：“我坚持住了，我没有做我不能做的那种人，我没有做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做的事情；当良知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缺席……”

任何能够说出这句话的人都是值得敬重值得赞叹的，因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