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道德脱落的时代 (3)

作者：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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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存在一种特别需要警惕的现象，那就是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群体中，还分化出或者说潜藏着其道德形态在平均线以下的极少数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给“知识分子”加上引号，是因为严格说这些人已经逸出知识分子范畴，成为了独特的社会异类。最近一些年在网络上被网民们嘲讽的“砖家”、“叫兽”，指的就是这些人。网民们的这种嘲讽真可谓是辛辣无情，一点儿也没给他们留面子。如果让我也用分量重一些的话语来形容他们，那么我前面说过的“平庸”、“怯懦”、“苟且”、“犬儒”之类的词汇，对于他们简直就不是抨击和嘲讽，而是一种褒奖了。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些家伙的道德水准已经远在这些词汇的涵义之下。你必须警觉，在一定社会、政治气候条件下，他们是会由着性儿相互比烂，自觉自愿地沉降到比“人格低下”还要低的位置的。

这几年突然喧嚣起来的“民营经济退场论”，“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以及为我们党早有定论的文革翻案，主张重新实行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重走大跃进之路，重吃公共食堂，恢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甚至提出进一步进行思想钳制和文化控制，严厉打击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宣告“一场深刻的革命”即将到来，“这次变革将荡涤一切尘埃……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等等奇谈怪论，皆出于这群家伙之口。这些言论哪里还是什么学术见解？那是地地道道的源于政治投机心理（也叫“投名状”）的投机取巧，是坐穿了最基本学术常识和学术道德底线的下三滥丑行。他们所做的仅只是为满足生物性欲望（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发作和宣泄，而这是正派人绝不屑于所为的勾当。我们换一种说法，他们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们着眼的是政治，他们是在与权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我们甚至很怀疑，如果没有权力的遮护乃至于怂恿、纵容，他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得到现在的位置？！是不是仍然可以发出如此大的声音？！是不是还会有如此大的舆论能量？！

“学术”堕落不仅是学术的堕落，也不仅是道德的堕落，更是这部分人政治品德糜烂的堕落。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起的破坏作用有目共睹。他们出于一己之利折腾社会，打击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的成果，打击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命门，他们密切配合了把中国视为第一假想敌、使尽各种卑劣手法试图搞垮中国的美国和西方，他们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的伤害，至少在客观上，并不比我们的外部敌人小。我们现在极为凶险的国际处境以及我们目前遇到的经济下行压力，与这些顶戴着“经济学家”、“国际问题专家”、“权威教授”头衔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鼓噪和喧嚷有没有关系？我看是有关系的，我看是有直接而密切关系的。

不幸的是，这些人恰恰就躲藏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之中，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状态的判断，恰恰要受到这部分人的影响，这就不可避免会严重拉低中国知识分子道德水准的平均值，虽然他们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这些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人，与默默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科技知识分子的奋发有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灵魂之高尚与卑劣，道德之高洁与污秽，泾渭分明，判若云泥。

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飞。这些不是什么好鸟的鸟，一时间似乎遮天蔽日，其实倒也不是什么反常的事情。好在历史总是保持着高度警觉，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它最终将会知道，何者为正，何者为负。回顾以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正是在不断纠错中前行的吗？

那些瞪着俩眼儿说瞎话，撰写“粮食亩产万斤”新闻报道的记者大人，而今何在？！

那些号召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大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家伙，而今何在？！

那些叫嚷“包产到户是历史倒退”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在农村房屋墙壁上用红油漆刷写“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大标语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把港台歌曲以及西方音乐视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诅咒邓小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设计师”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唱红歌”唱到歇斯底里、近乎气绝的人，而今何在？！

那些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寻找合理性并为当时的统治者开脱历史罪责的人，而今何在？

……

我们经历过无数狂风巨浪，承受过无数雪雨冰霜的浇濯，眼下这几只从阴暗处窜游出来的鱼鳖，能翻起多大的风浪？！毛泽东诗言：“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当年毛泽东用这些诗句睥睨帝国主义反动派，今天用它来睥睨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也再合适不过。权力、权威确实是挺有震慑力的，但是你如果一味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老百姓当猴子耍，一味地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味地胡说八道，对不起，人民绝不会答应你！所有被利己欲望所驱使，试图开历史倒车的人，都应当三思。

被一条长长的历史抛物线置放到今天的中华民族，真可谓是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绝境逢生啊！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条抛物线，我们才自信有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强固的文化根基，我们绝不会贸然失去任何历史发展的机遇。这意味着，历史将会淘汰任何应当被淘汰的东西，无论你多么风光，多么著名，多么权威，掌握着什么样的权力；也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头衔，什么样的身份，概莫能外。

我们通常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无情的历史法则，这是具有天谴意味的至高无上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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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个整体，当一些人道德崇高的时候，他们也会在精神上浸染另外一些人；当一些人道德卑下的时候，他们也会毒化另外一些人。甚至可以说，全社会的道德面貌，是被处于社会生物链上端的官员阶层、知识分子的道德状态影响和制约着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没有理由指责生物链底端的卑微个体有什么道德缺失。

你想，一个月只拿几百块钱退休金、在集市上搓堆儿买菜的老人，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顶着烈日工作的农民工，因为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而把录取通知书悄悄藏起来放弃上大学机会的农民子弟，在街巷里摆个小摊还被城管驱赶甚至给砸了摊子的小老百姓，当他们听说从某位贪官家里搜出成吨的人民币现金的时候，当他们听说某房地产开发商把一亿元说成“小目标”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当他们听说另一位在国内发了大财的房地产开发商给美国著名大学捐款上亿元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就像我前面已经说过的，他们一定会想：“你们都他妈那样了，我小小不言的这样（缺德）一下，就怎么了？！”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在出售的大米里掺上沙子，于是就心安理得地把鸭肉抹上羊油冒充羊肉穿成串串售卖，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在秤盘底下放一块磁铁，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在大米里撒上香精勾兑成泰国香米，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在牛奶中掺入米汤……所有这些缺德到冒烟儿的行为，在以往时代也会出现，在某些法制不健全的国家也会出现，但是像我们这样如此大规模、如此胆大妄为、如此如入无人之境地大行其道，非我们这个时代所莫属。这种大面积的道德沦丧，或许有很多社会原因，然而权力至上以及过度侵占社会空间、官员贪污腐败以及精英阶层公然的异化和堕落、社会财富分配贫富差距过大、人的存在与人的责任发生背离……毫无疑问都起了最重要的催化作用。

我这里所说的“最重要的催化作用”当然不是它所起的唯一作用，如果我们的眼界再宽阔一些，再深远一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处在一个千年未曾遭遇的历史节点，这个历史节点表现在人文领域，就是作为农耕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严重冲击，甚至于造成全面溃解，伴随着个性解放而来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在广大社会人群中迅速蔓延。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社会政治之果，我们收获的还是历史之果、文明发展和演进之果。所谓的“之果”，表面看上去带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然而它是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性阶段。随着政治文明的演进，它必将伴随着深刻的伦理道德调整。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在长篇小说《双城记》（1859）中，开宗明义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 ，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这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既是对他所处时代的精神概括，又是对所有处于转折时期的历史境况的描述。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无论古今中外，在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总会有人站出来向人类宣示说：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将去往何方。我高度怀疑，狄更斯就是上帝派到人间，向人们宣示时代和历史真相的那个人。狄更斯的这段描述，当然也适用于我们的今天，适用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一切都是已知，一切都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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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进入话题的另一个环节，一个更宏观的环节。

这里有一个悖论：我们因“缺失”而产生的精神危机，在西方世界却因为“过度”而产生了症状几乎相同的危机。这个悖论，是由两种文明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的：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性得到极大解放，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个人价值大于社会价值，反倒造成个体的人的内在精神危机。而我们目前所得到的，至少从个体主义的角度说，与西方文明三百年前的社会形态和个人处境出现了交叉，因而产生了貌似类似，然而内涵却完全不同的精神危机。再往白了说，某种意义上，我们遭遇的是由权利短缺造成的局部（经济）充盈的危机，它绵长而深远，并且很难预测方向。

为了寻求启示，我们有必要瞩目一下西方过往遭遇到的情形以及它现在的情形。

西方思想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危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的并不仅是政治，不仅是社会，同时还有人性，有伦理，有道德，有对人的全面审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风靡的存在主义哲学，恰如其分地反映人类以荒诞为主要特征的普遍的精神存在的危机，绝不是偶然的。

哲学总是要落在历史之后，它可以揭示历史规律，却无法改变历史，更无法创造历史。自那以后，西方世界中的人的个性解放（包括性解放、性自由）就像解除了缰绳的魔兽，开始横冲直撞，在一片狼烟之中，曾经辉煌灿烂的精神观念，终于萎靡暗淡下来，扭曲变形为反社会、反人类的畸形的精神渴求，这当然会导致人陷入全面的精神危机。凡是近距离观察过西方社会的人，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在“普世价值”遮掩下的绝对的个人自由，正在毁坏着西方社会，毁坏着西方文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目前正在泛滥的枪支问题、毒品问题、滥交问题、抹杀性别问题、家庭乱伦问题，都是这种毫无节制的个人自由导致的精神危机的反映。美国和西方世界目前所遇到的危机，绝不仅仅是变形了的选举政治导致的政治危机，也绝不仅仅是不择手段攫取权力的无能政客导致的文化危机，它更是绵延了数百年、到今天才显露出全部真实样态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

世界文明从总体趋向上来说是在一步一步向人性妥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妥协当然是一种进步，然而在终极意义上，它又确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放纵，而人性是一个善恶综合体，人性中既有善亦有恶。西方世界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遏制人性恶的文明手段，则必定意味着人的道德的全面沉沦，道德必将被道德所惩罚。这一点，我们从西方社会的现状中，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征兆。凡是到过美国费城辛肯顿大街的人，凡是近距离观察过吸毒者鬼魂一般游荡的人，都会被那里地狱一般的社会境况感到极度震惊，绝也想不到在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里，竟然会有如此凄惨的社会情景。

至于导致这一切的缘由，虽然我前面说绝不仅仅是由于被异化了的政治，政治仍旧是造成目前的资本主义困境的最主要原因。具体说，是西方的选举制度无限制地纵容了人性恶，突出的例子：政客为了讨好选民，无法通过法律对枪支实行管制，枪支泛滥导致的大规模屠杀，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2020年全美大约有43000人死于枪支暴力，成为“最致命的一年”），因为他们需要美国枪支协会的政治支持，需要拥枪的人的选票；政客为了讨好选民，无法不放纵大麻合法化，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吸毒会毁坏人的健康（据美国最新资料统计，单是2020年4月到2021年4月一年间，就有10万人死于吸毒过量）会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需要吸毒者的选票；政客为了讨好选民，他们同样也无法阻止同性婚姻（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案件判决中宣告同性婚姻的权利受宪法保障，全国各州不得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无法阻止赋予尚未成年的人拥有改性的权利（女权运动中提出并被政客支持的所谓“性选择自由”），尽管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荒诞的，会造成广泛而严重的社会伦理和心理问题，因为他们需要那些性倒错的人的选票。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说，我认为世界面临着巨大的文明转换：绝对的个人主义为根基的西方文明，正在步入轮回，既：由它的顶点无可避免地开始向下坠落，至于哪里是它的终点和折返点，谁也无法预测，也许还需要五十年，也许还需要一百年。换一句话说，由个人自由绝对化导致的道德沉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塑造着西方世界的面貌，不断酝酿和制造着内在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读者如果认为这种判断草率，那么我们退后一步：西方社会究竟会不会被他们五百年以来一直在掀动着的个人主义浪潮全面吞没，或许还是未知，尽管这样，我仍然相信引力，相信石头抛得再高，也总有一天要落下来，总有一天要沉重地砸到地面上。

结果中国来到了西方文明曾经驻足的地方。

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而是作为一个文明体崛起的。我赞同这种观点。中国文明的确是非常独特的文明，它从来没有与西方文明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交叉和合流，即便经过1949年革命和改革开放，亦是如此。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它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独特的质地。

我举一个也许未必典型的例子吧。西晋王朝（265年-317年）自“八王之乱”导致灭亡，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汉族文化曾经被没有什么文化的北方游牧民族所排斥、打击和毁坏。在汉人遭到反复劫掠和屠杀的同时，“汉”这个字以及与之发生任何关联的事物都带着极大的贬义，甚至被视为非法。然而随着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尤其是隋文帝杨坚（541年-604年）在国家统一的征程上有意识向汉文化靠拢，终于结束了持续二百多年的社会大动乱，实现了国家统一。统一之后，隋文帝更是着眼于消除少数民族政权色彩（体制），消除在战乱期间各割据政权兴起的所谓“胡俗”（服饰以及生活习俗），有意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治国智慧与治国策略，恢复汉制，创建了行之有效的诸如三省六部的国家行政体制，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架构就此结构而成，为唐朝的兴起以及盛唐的出现奠定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和文化的基础。

自此之后，“在隋唐两代三百多年里，虽然一再有风云变幻，甚至政权更迭，但是，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南北朝那样长期彻底的分裂动乱，显然民族融合及其带来的多元文化创新，生机勃勃，成为维护统一的坚强纽带。”（韩昇：《隋文帝传》）。人们总是把“隋唐”两个字连在一起，反映的正是这两个朝代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特点。尽管杨坚晚年由于过度专权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犯了一系列错误，有时候甚至是很无聊的错误，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隋二世而亡，但是清代学者王夫之仍然高度赞扬隋文帝以及他创建的隋朝为“起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做出的伟大贡献。我想，这里面的原因无它，就是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曾经从精神上照耀过这位从偏远地区走来，却胸襟宽广、大有作为的皇帝，让他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历史上，像隋文帝这样的杰出皇帝还有很多很多。每一次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都被同化在了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充分说明了中国文明强大的吸引力和强盛的内生动力，它就像熔炉一样，拥有对异质文化非凡的融合功能。换一句话说，中国文明的无法抗拒的生命力，或许比世界上任何思想家的想象都更为深邃长久，更为丰饶饱满。从这个角度说，经常被中国人引用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年—1831年）所谓“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的说法，如果用来概括中国历史，甚至是全部的中国历史，而不是强调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某一方面的缺失，很显然是片面、草率和武断了，至少，这个并没有真正亲身考察过中国社会的欧洲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过于表面、过于粗陋，也过于肤浅了。我们从这里甚至还可以闻到西方中心论、西方种族优越论的味道。过去我们对这种味道不是很敏感，现在经由美国和西方世界政客歇斯底里的反华、反世界、反全球化的操弄，我们终于意识到，在当下，这是关乎世界乃至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严重问题。

不过这件事与本文无关，我也就不说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