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技术的统治及其规制 (2)

作者：程乐松

五是人类主体性的崛起。人并非生来就是主体性的存在，曾经从属于自然或宗教神权，文艺复兴运动逐步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是人文主义，即发现人并将人从神的主宰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现代人。人的主体力量的崛起表现为：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逐渐摆脱宗教神权枷锁的束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从被动从属于自然转向主动征服自然，成为大自然的主宰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个体脱嵌群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表达意志、自主行动。主体性的崛起是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的重要标志，而正是资本和技术使自然人焕发神奇的力量：通过资本和技术赋能，个体能力得到大幅度延展，进而能够支配远远超越自身能力的人、财、物，不断积累的资本和技术使传统社会遥不可及的梦想在现代社会成为现实；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每个资本拥有者只有作为独立的主体去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资本和技术融合创造出来的新式工具延伸了人类的能力，这种延伸了的能力给人类以高度的自信去征服自然。

马克思曾高度肯定资本与技术驱动下的现代化发展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资产阶级凭借强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把其他落后民族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同上）。这个世界就是人类的第一个现代化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

三、金融资本、高科技与生存世界的深度异化

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一个事物的优势所在往往正是其脆弱点之所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同上，第580页）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满着二律背反：劳动效率提高却导致饥饿和疲劳增多，财富增加却导致贫困加剧，技术进步却导致道德败坏，人类主体性的崛起却导致人的奴役化，科学的光辉更凸显出人类的愚昧无知。马克思还深刻分析了资本与技术双轮驱动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四种异化现象，即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生产过程与劳动者的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资本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创造了一个异化的现代化世界。

当前，金融资本和高科技已经成为资本和技术的最新表现形态，它们紧密结合并深入渗透到经济生态圈、政治生态圈、文化生态圈和社会生活生态圈，在人类生存世界逐渐构建起一套强大的权力体系。资本的表现形式已经从最古老的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转变为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金融资本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日益走向虚拟化、数字化，进而促使人类生存世界日益走向金融化。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传统金融业务不断创新和升级。由高科技与金融资本构成的资本技术权力集团通过技术专利、风险投资、股权并购、期货期权等方式，占据国际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的顶端位置。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金融体系、媒体系统以及其他技术体系等以网络方式形成新权力单位，这些网络式的权力单位不断扩大其网状权力，在全世界像蜘蛛一样到处结网，控制人们的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并逐步把各国政府变成全球资本和技术系统的代理人，这种新型系统化权力非常可能在未来拥有世界政治的实权，而国家只是拥有权力的代理人。（参见赵汀阳，第261、278页）由政府和国家掌握的传统的世界权力，正在或已经部分地被由资本和技术所构建起来的新型权力替代，人类逐渐进入一个资本技术统治的时代。在金融资本与高科技相融合的当今时代，人类的生存世界正在走向深度异化，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是人类的生存世界逐步被全面控制。资本和技术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当前，人类对象性活动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宇宙太空。人类实践所到之处的自然最终都被对象化为生产要素，被资本化——以资本逻辑为根本法则，以高科技为主要工具，以资本增殖为终极目标。对自然世界的控制同时也在构建对生活世界的控制。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和技术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进行控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3页）。面对资本和技术的“专制”，工人难以反抗，因为技术的进步、机器的改进使得雇佣工人大量过剩，形成一个边缘化的“备胎群体”。被控制的对象也包括资本家，因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同上，第269页）。

随着金融资本和高科技的发展，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为基础的金融资本集团使人类进入一种总体的受控制状态。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人类的社会控制不再令人感到痛苦不悦。越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和先进技术应用广泛的地方，人类越是处于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中。便捷的移动互联网已经锁定了人，主体趋于客体化。资本技术集团通过网络爬虫等智能工具，可以对具有内在需求和偏好的人（互联网所联结起来的实质主体）的网络操作行为所留下的痕迹信息进行搜集、抓取、筛选和分析，使其反馈为网络指数和云数据，进而使主体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被数字化，最终以对象化形式呈现出来，成为可以被资本和技术加以控制和利用的对象。信息化社会是一个无隐私的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转化为数字信息被客观地存储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虚拟网络世界的信息甚至可以精准描画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现实图像。服务即权力，人们日益依赖于资本技术系统所提供的生活服务，这赋予资本技术集团一种权力，进而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全面专制。当前的银行、互联网、传媒、市场等系统已经初步或部分实现了服务与权力的合流，而未来的资本技术体系将形成提供全面系统化服务的全面专制。（参见赵汀阳，第255页）在这种系统化控制中，人们往往乐在其中，非常享受这种“自由的枷锁”。

这种系统化控制还深入到人类的精神世界，颠覆和重新定义着人类存在的价值意义。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大拜物教，认为资本是一种强大的决定人的主观意志的意识形态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提出科学技术也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特质。资本与技术的强大意识形态力量，深刻塑造着人们的兴趣爱好、需求偏好、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在资本技术集团的操控之下，真相不断被解构和颠覆，人们离真相越来越远。真相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是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的基础，是人们作出判断和决策的依据。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爆炸”导致人们信息超载，不能更清楚地看到真相——真相淹没在泛滥的信息大潮中。同时，现代媒介集团不仅决定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还生产和制造信息，决定人们接收信息的内容，进而操控和利用真相，导致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并非真相不存在、没有真相，而是真相被操控和利用，与假相交织，被淹没和遮蔽。在市场领域，资本与技术掀起了消费主义浪潮，人们的需求不再是自发产生，而是被创造的对象——通过现代广告创意和媒介传播，带来新的市场法则的变革：从适应需求转向创造需求，从抢占市场转向创造市场。大数据算法充分发掘个体的兴趣爱好，并向其提供精准的信息推送服务，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和看到的“真相”已被操控和利用，人们的价值观被资本和技术定义，个体独立思考的主体性被削弱，意识形态化的资本和技术定义了现代人存在的价值意义。

二是人类的功能和价值被逐步替代。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会造成相对过剩人口。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资本家总是不断改进生产技术、采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随着市场竞争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应用的普遍化，整个社会总资本中的不变资本的比重日益增加，可变资本相对日益减少，资本有机构成最终逐步提高。可变资本减少意味着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而劳动力人口供给却迅速增加，这样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7-728页）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技术进步促使人的手工劳动进一步被机器替代，进而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失业人口增加。“技术愈发展，人的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列宁全集》第1卷，第84页）马克思进一步认为，随着资本和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98页）。

前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科技进步对劳动者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其功能的替代，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集成创新，对劳动者的影响将转变为对其价值的替代。赫拉利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在机器与人类竞争仅限于身体能力时，人类还有数不尽的认知任务可以做得更好，然而，一旦机器在认知能力上超过人类，则可能会创造出一个全新而庞大的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的无用阶级。（参见赫拉利，第286、293页）这并不是幻想，而可能是即将到来的现实，因为资本推动科技创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已经显现出从功能替代转向价值替代的趋势。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资本更多地投向智能机器而不是更多地雇佣劳动者，资本的有机构成极大提高，大量劳动者将在与智能化机器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尽管未来社会会出现一些新的岗位，但智能化只会越来越多地代替人类原有的劳动岗位和价值空间，新岗位的增长速度难以赶上原来岗位被替代的速度。“从生物技术到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爆炸式创新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意义所在。”（施瓦布，第100页）人的价值意义生成于劳动实践，即人在劳动过程中建构起了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并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确立了人的价值意义。当人的劳动功能被替代了，从身体能力到认知能力被智能机器全面超越和替代，其存在价值也就丧失了。人类将走向深度异化，变成非人化的存在。

三是人类的主体性存在可能被颠覆。这种存在论颠覆首先表现为人类自我毁灭的风险。核武器的诞生是这种存在论颠覆的开端，时至今日，人类已经拥有足够摧毁自己数次的能力。虽然现在可以靠所谓的“核恐怖平衡”来遏制人类将核武器应用于战争的非理性冲动，但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的理性是不一定可靠的。资本所造成的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在经济（金融）危机时刻尤为凸显。在矛盾日渐尖锐化的背景下，核武器技术的进步并未使人类变得更加强大，相反，却使人类越来越脆弱，人类仿佛一步步逼近悬崖的边缘，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

其次表现为人类自我改造升级为新的物种。当基因工程、新材料、3D打印等集成创新使得自然老化衰退的人类器官可以被科技制造器官更换升级时，人的存在也将发生改变。现代高科技正在从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上对人类进行改造升级：人类体力获得极度增强，正在加速实验中的人脑与AI结合的新技术已经开始为人脑扩容。人们在更换汽车零件的时候，可能赋予该车更多的功能，例如让它可以在天上飞、在海里游。但是，一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零件均被更换过的汽车，还是那辆汽车吗？同样道理，科技赋能后的人类不仅可能永生，更有可能被赋予远远优越于自然本能的超强能力，这是一种存在论级别的生命升级，是一种更强的、更高级的新存在，但还是作为人的存在吗？

最后表现为人类创造出自己的掘墓人。马克思曾预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0页）人工智能就是这一预言的当代实现。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功能和价值替代仍属于“奇点”之前的范畴，更加令人担心的则是“奇点”之后的人工智能，其使资本和技术对人类从功能价值替代转向存在论颠覆。人工智能如果获得与人类一样的智慧，拥有自己的欲望、情感、语言和反思能力，则将成为一种超越人类的新物种，成为一种超越人类的高级存在。欲望既是人类追求进步之源，又是产生矛盾之源。当人类的欲望与智能人的欲望产生冲突时，这种新的高级存在则可能会对人类作出消灭行为。“奇点”之后的“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最后的发明”。因此，人工智能不再只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将会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现代性的生成和发育导致“上帝死了”，现代性内置的矛盾如果不能化解，将导致“人死了”。

四、资本技术统治的国家规制

资本增殖和技术进步的积累看似使人类成为大自然的强大主宰者，实质上则是人类脆弱性和风险的迅速积累，使人类走向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在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面前，现代性的批判显得苍白无力，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也沦为趋于破灭的幻象。金融资本与高科技的同盟将继续加速推进这种趋势，因为浮士德精神驱使具有主体性思维的现代人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人类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进步强制”的网络体系之中，资本技术权力集团不会因为潜在的风险而停止前进的步伐，人类现代化列车的奔跑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但是，没有制动的列车，其速度越快则其风险越大，谁能够约束住强大的资本技术统治权力呢？首先，资本技术权力集团无法实现有效的自我制约。资本不断扩张的本性及其运行逻辑决定了资本技术权力集团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制约。按照自由市场原则，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资本集聚和集中，形成资本垄断，进而加强资本技术权力集团的力量。其次，原子化的普通民众也无法有效制约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往往是由高度组织化的企业集团所控制，并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对政治过程产生强大的影响。而普通民众往往处于原子化的状态，虽然有些民众也会结成特定的利益群体，但是，他们的组织化力量远远小于资本技术集团。金融资本与高科技的深度结合将会形成更加强大的、富可敌国的资本技术权力寡头，他们将根据市场的运行逻辑，占据现代科技的制高点，以不断创新的商品和服务为载体，成功地“俘获”广大民众，民众会不自觉或心甘情愿地成为资本技术系统化权力的“俘虏”。

只有国家的力量才有可能有效规制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89页）恩格斯的经典论述突出强调了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国家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力量，应当缓和阶级冲突与矛盾，并将其保持在一定秩序范围内，避免人类走向集体的自我毁灭。这为化解资本技术统治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和颠覆指明了方向。

但是，国家具有的是规制资本技术系统化权力的可能性，并不是必然性，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就没有这样的规制能力。马克思认为，生存世界的异化并非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资本逻辑所致，源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95页），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工具，为资本增殖服务。“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本质并不是政治权力之间的制衡，而是资本权力对政治权力、资本技术集团对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府的规制。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无法制约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而且还要为资本技术权力集团服务，以保障和巩固资本技术的统治权。

只有无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规制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国家最终消亡之前，无产阶级需要通过革命掌握国家政权，以国家力量来规制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打破资本与技术的同盟，将科学技术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变成人民的力量。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资本技术集团形成了强有力的规制。

从历史传统来看，强国家的传统奠定了当代中国通过国家力量规制资本技术系统化权力的基础。这一点从西方和中国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近代以前，西方长期存在一个高于王权的超验性的宗教神权，以王权为代表的城邦国家受到神权的制约。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而欧洲的封建制和宗教神权决定了有限王权无法有效整合贵族、僧侣、骑士、商人等阶层，国家力量相对较弱。资产阶级崛起以后，将国家视为“利维坦”，认为作为国家最主要机构的政府是“必要的恶”，倡导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只是“守夜人”，主要应该由市场之“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行政、立法、司法的分权制衡和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尽管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被有效限制，但最终都从属并服务于资本技术权力集团。在中国，秦统一六国以后总体废除了分封制度，代之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宗教神权处于王权之下，是巩固和加强王权的工具。以儒法为核心、综合百家的学说构成了帝制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思想资源。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导致了经济权力的边缘化，商人总是设法在儒法政体的框架内争取权力，而其所采取的行为和策略最终只能进一步巩固国家的权力。（参见赵鼎新，第12页）在帝制时代，中国商人阶层始终受政治权力节制，从属于王朝国家，在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代表政治权力的“士”处于最高位置，而代表资本权力的“商”则处于下层，商人不能占据核心的政治地位，城市中从来没有产生过能够平衡或对抗国家的强大资本力量。

从当代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了有效规制资本技术系统化权力的强大国家力量。资本的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技术与人类存在始终相伴，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需要利用资本和技术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和技术具有极大的工具性存在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积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优化市场环境，培育市场主体，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坚决地遏制资本技术集团权力化的冲动，将其牢牢地确立在为人民服务的定位上。一是秉承《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为资本技术集团服务，而是规制资本技术系统化权力，并使资本和技术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二是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勇于自我革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严厉监督和惩治资本技术集团对党和政府的渗透和腐蚀，积极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三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从资本与技术双轮驱动下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国家规制资本技术统治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抑制资本和技术导致的恶的风险，如核武器、全球气候变暖、人工智能武器化、总体性战争等对人类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二是利用资本和技术促进善的目标，如普遍安全、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美丽环境等，增进人类福祉。三是利用资本和技术发展维护人的价值，积极丰富和拓展未来人类劳动的新领域，推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未来是当下时间性和逻辑性的延伸，资本与技术双轮驱动的现代性已经展现出人类未来的逻辑隐忧。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人类面对的是“存在还是毁灭”的问题。资本技术统治所导致的人类生存世界的深度异化，其本质是发端于西欧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文明模式的危机。避免集体毁灭而保持人类的持续生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以规制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让人类现代化的列车始终行驶在服务于人类福祉的轨道上；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性力量规范社会秩序、化解矛盾，彻底改变人与人尖锐对立的交往和组织方式，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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