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3)
 作者：韩水法

 （二）语言秩序与事物秩序 

 1.语言的构成性 

 语言学家也曾尝试从语言起源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或者相反，从这种关系的互动来探讨语言的起源。多伊彻就认为，语言寻求秩序就是整理周围混乱的世界。如果语言学家很早就着手研究那些在地球边远地区依然保存着的亘古以来的土著部落的原始文化和它的语言，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研究还有一些可能获得成果。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这种机会已经失去。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再有可能从最初的源头上来探讨那些古老的语言与古老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求得对语言形成和发展的一些外在因素的理解。提及这一点是要说明，语言与世界和事物之间具有某种秩序的对应关系，这正是汉语哲学的一个视点。

 前面关于语言哲学和乔姆斯基生成理论的分析和讨论表明，它们亦都蕴涵认识论的目的，即人的认知能力与世界和事物秩序之间的关系。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原本就承带：语言成为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场所。同样，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的方法论转向也带来了认识论转向的契机。

 现代语言哲学虽然是经验主义的，但在其视角之下语言似乎是固定的，而不是变化的。生成理论现在关注的重心在于普遍语法，然而，后者如何生成特定的语法，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且我们看到，生成理论发展的实际过程是不断地从生成的效果来改进普遍语法的理论设计，从而逼近它的理想的模式。因此，就对语言形式的解释而言，它是演绎的；但是就这种理论模式的获得方式而言，它具有实证的性质。乔姆斯基说生成理论属于自然科学，应当蕴涵这一层意思。 

 生成理论的宗旨乃是解释千差万别的具体语言形成的共同根源，而这同时也要解释以普遍语法为初始状态的各种具体语言如何形成了千差万别的特殊状态。无论是普遍语法，还是各种具体语言，在乔姆斯基的理论中都是处于运动之中，生成或更早的生成-转换这一词语就表明了如此的性质。乔姆斯基说：“语言能力最突出之处就是我们所谓的‘语言的创造性’，说话者能够造出许多新句子，虽然这些新句子表面上与大家‘熟悉’的句子并不相同，然而别人却一听就懂。”他所说的创造性实际上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生成。第一，从普遍语法生成具体语言；第二，说话者在具体语言之中说出自己的句子，包括若干新句子，因为后者不是模仿的，因此就是当下创造的。

 不过，在这里我要探讨的问题是，语言创造的动力是什么？当乔姆斯基把语言学研究归于认知心理学的领域，他事实上将语言创造的动力，乃至普遍语法的渊源指向了认知。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官能的状态可以理解为认知特性和认知能力的某种排列，是人类大脑心智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作为可靠的第一次理论逼近，初始状态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参照生成理论，我可以简要地设定在认知中语言需要对应的三种秩序。第一，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第二，行为的秩序；第三，情绪。在这三种秩序里面，世界和事物的秩序最为确定，这正是数学、自然科学和逻辑的领域。因此，就如前面所引，塔尔斯基把它们排除在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它们等同于真性。在这种情形下，语言秩序直接对应世界和事物的秩序。关于行为的秩序，语言哲学中所谓以语行事就包含了这一层内容。人类文明的进展除了科学和技术的拓展，另一个层面就是行为规范的持续建立和完善。相对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行为的秩序要不确定得多，这一点也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普遍性和有效性上弱于自然科学的原因。情绪也表达秩序，但这种秩序通常是多重的、混合的和突发的，难以梳理出头绪，但也不等于无秩序。

 人的行为秩序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秩序。但是，人们通常以世界和事物的秩序来规定行为的秩序，这也是为了使得行为秩序简明有规则，容易认知。

 就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生成理论只是提供了认知和描写世界和事物的基本手段，因此近似于数学或逻辑体系。“我们可以预料语言官能相当简单，其基本属性在很大程度上由自然法则和语言之外的偶然事件所决定。既然语言毫无疑问是一个运算系统，那么相关的自然法则应当包括（有可能仅限于）高效运算的原则。这些考虑可以提供独立的理据来检测最简方案的研究方向是否正确。”数学是人类理解和描述物理世界的基本手段，因此，人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世界和事物的结构是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但是，它不是世界本身，也不是事物及其秩序本身。生成理论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不是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反映，而是认识和描述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根本手段和原则。语言只有在这样的原则支配之下才能够起作用。

 乔姆斯基说：“普遍语法理论必须满足两项明显的条件。一方面，它必须与现存的（实在说，可能的）诸语法的多样性兼容。同时，普遍语法在它所容许的语法选择方面必须受到足够的制约和限制，以便解释这些语法中的每一种都是在心里依据很有限的材料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现有诸语法的基本特性从根本上并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学习者所能得到的材料，因而必须诉诸普遍语法本身。”因此，即便按照生成理论，汉语的基本形式来自普遍语法原则，但是，汉语的具体形式或形态、各种表达方式，则是在这些原则之下进一步生成的，亦即持续构成的。 

 在《最简方案》时期，乔姆斯基的说法有重大调整：“语言官能的某种状态不能视作是带有己定参数值的初始状态的实现，而应看作是不同经验的某种偶然产物，其本身并不令人特别感兴趣，自然界中的其他现象也是如此（这也正是为什么科学家是做实验而不是记录自然最简方案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即便接受生成理论的原则-参数模式，具体语言状态被视为经验的偶然产物，但是，所有具体语言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形态，而后者不仅可以证实，亦具有相当大的内在一致性。尤其重要的是，在日常交流中，人们不是仅仅理解普遍语法，而是理解每一个句子，并且通过这样的理解来行动。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甚至根本不必知道普遍语法，就如乔姆斯基及其学派迄今尚未构成完整的普遍语法体系，而所有的语言交流一直都在进行一样。因此，对汉语哲学来说，具体语言的状态，尤其是汉语的经验状态，以及它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异和这种差异所揭示出来的问题，正是它的一个主要领域。譬如，就参数而言，问题就是这些参数如何而来，参数集内部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而这关系到一种具体语言的具体生成。很显然，在一个特定的经验条件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随意生成各种具体语言，他对任何一种具体语言的掌握都需要该种语言的秩序条件。

 这就关涉到具体语言的构成，而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目前还不必考虑这些参数的内容及形成的经验条件。但是，当我们从汉语哲学视角考察诸语言的区别时，这样的问题就是重要的和基本的。生成理论所关注的是所有语言的共同原则和起源，而汉语哲学则要考察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原因和条件以及这种差异的哲学意义。在这里，所谓“以某种方式设定的参数”以及这些参数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通过具体语言的研究以及与其他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才能揭示出来。虽然依照生成理论的假定，我也可以进一步推论说，这些参数或许也是因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基因突变而形成的，但是，基因突变而形成的稳定的遗传却还需要通过自然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就包含许多经验的条件。可以想象，这样的经验条件容有许多种情形。在这里，我只考虑其中的一个情形，即语言的秩序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之间的关系。

 我可以设想，具体语言的具体形式的形成，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主要受到其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定。操不同具体语言的人群在认识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时形成了其认识的特殊性，而这体现在具体语言的形式和形态上面；反过来，具体语言的形式也同样作用于人们对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的理解和表达。因此，一方面正是由于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的某些基本的共同形式，决定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可交流性和传达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对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的不同认知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具体语言形成了不同的形式和形态。

 在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在普遍语法的支配之下，具体语言的生成与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的构成是同步展开的。但是，就如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又由不同的亚层次组成一样，语言的形式和形态也就因此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亚层次。考虑到语言的现代发展趋势是由屈折型向分析型发展，那么语言秩序与对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的认知也受到合理的和节约的规则的支配，这就是说，语言秩序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回归到基本语法或原则，而那些具体的形式和形态或——倘若采用乔姆斯基的说法——参数越来越简化至最一般最兼容的元素。至于它们实际上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2.事物秩序的构成性

 当人们对世界和事物秩序的科学认识发生重大变化时，原理、概念和实验方式即行为方式都会发生根本转变，这是范式理论所揭示的事实，作为结果，世界和事物也对人们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同样，当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体系发生了重大的或根本的变化时，语言现象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生活于不同规范体系中的人们，就会采取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传统中国社会，在书面语上，文言文与民间的白话文即口语体同时通行，就是适用于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的例子。辛亥革命之后，白话文逐渐成为正式的学术的和官方的书面语言，也是因为社会行为规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就此而论，在这里我所关注和讨论的是如下两点：由语言秩序变化带来的对世界和事物、行为等秩序的理解和表达的变化，而这同样就意谓，不同的语言秩序造就了不同的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乔姆斯基认为，生成理论脱离了几千年的语言研究传统，虽然如此，语言学的其他理论却也提供了理解语言的不同维度。有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尽管框架的基本类型，如‘位移事件-框架’可能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但是，它们在不同的语言中却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用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把汉语作为对照语言，差异可能就会更大。

 语言秩序与行为秩序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换言之，它们之间具有更强和更直接的互动作用，或者说，彼此的秩序构成明显体现在对方的秩序构成里面。譬如，在汉语里面，有着最为严密和完善的亲属称谓体系，相比而言，在英语、德语等印欧体系的语言中只有极其简单的亲属称谓。理由很显然，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人伦规范和体系，而这套称谓体系又将这套人伦体系固定为一种语言规则。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行同样复杂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称谓体系，这也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规范体系直接相关。 

 虽然相比之下，欧洲的称谓体系要简单得多，但作为一种秩序的描述，却也引起了康德这样的哲学家的注意。在《实用人类学》有一节题目为《关于自我主义语言的格式》的附释，康德讨论了这种称谓所体现的人的社会秩序。

 在我们的时代，国家元首对人民使用的语言通常是复数的（我们以神恩的名义，等等）……那种最高权威的格式最初应当意味着降尊纡贵（我们、国王及其议会或者各等级）……德国人还发明了两种暗示着对与之谈话的人物更加褒扬的表述，亦即“他”和“他们”（就好像根本不是称呼，而是在讲述不在场的人，更何况或者是一位，或者是多位）。此后，最终为了完成对被称呼者假意的卑躬屈膝和把别人抬举到自己之上这种荒唐事，被称呼者的地位品级的抽象概念（诸如“仁慈”“尊贵”“高贵”“宽厚”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取代人格而被使用。——这一切可能都是由于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所关心的是从国王的尊严开始，通过递减，直到人的尊严完全终止，只剩下了人，亦即直到被其主子只用“你”来称呼的农奴的等级，或者一个还不可以有自己意志的孩子的等级。——更高贵者应得的敬重的程度，是不会被弄错的。

 康德所说的这种等级秩序在汉语里有更为繁琐和明确的表现，至于表示不敢直接称呼对方本人而以指他人代称尊贵者，在汉语里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形态，从陛下、阁下、足下到左右，皆是其例，而从皇帝自称的朕到普通人自谦的愚、在下和区区等，都是这种等级秩序的体现。在这里，语言秩序体现与事物的对等关系。这些不同的称谓词语表达和维持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秩序。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这种情况在不同的语言中都存在，而这种共同性揭示了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某种普遍因素。第二，这样的秩序在不同语言中有相当不同的表达，它所体现的正是社会秩序之间的差异，尤其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通过语言所表达的对社会秩序的不同理解和认知。

 语言秩序对应世界和事物的秩序，这样的思想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哲学中都有，并且是相通的，差别仅仅在于秩序本身应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说：“人们很容易想象一种仅仅由战斗中的命令和报告组成的语言。——或者想象一种仅仅由问题和是或否的答复表述所组成的语言。或者无数其他的语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我这里自然可以接着追问：想象不同的语言，是否就等于想象不同的生活？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但是在这里，生活意谓一套世界和事物的、行为的秩序。同样地，这里可以提及一下，人们一再引证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乃存在之家，但是，很少人会去追问这个家的周围环境，而环境就蕴涵世界、事物和行为及其秩序，诚然，家本身也是有秩序和体现审美的居所。 

 3.语言际的可传达性

 语言际的可传达性就是指不同语言之间交流和理解的可能性，而这种可传达性先前通过人们的实际交往得以实现。生成理论则在语言的生物基础上假定了它的前提，即普遍语法，后者表明，那些看起来迥然有异的诸语言原本有其共同的原则，因此语言际的可传达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但是，这仅仅是理论的必然。普遍语法的原则和参数都还是处于理论假设的阶段，因此，尽管这个假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有效论证，但即便它们得到证实，交流和传达也还是要由个人来付诸行动的实践活动。

 

 在前面我将与语言秩序对应的对象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世界和事物的秩序、行为的秩序和情绪。语言际的可传达性也依照这三种类型而分为三个层次。在语言际的传达中，有关世界和事物的秩序能够得到几乎对等的、确定的传达，就如前面多次提到过的，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因为被视为真性，而使得它们能够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相当准确地彼此传达，尽管这也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

 人的行为的秩序的可传达性就要弱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可传达性。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所谓人的行为的秩序，不是指人的行为的物理秩序，而是指人的行为的社会秩序，它包含对人的行为的目的和因果关系的理解。人的行为受人的意志支配，而准确地理解人的行为秩序，就需要理解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从而理解其意义。但是，无论动机和目的，还是意义，要予以准确的把握，都相当困难。虽然人的行为的理想规则可以被设计出来，就如微观经济学有关人的理性行为的描述一样，实际的人的行为却并非依循这些模式理想地发生。就是在同一语言之中，也同样存在着传达的障碍。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关系，包括语言本身，作为基本因素构成了行为秩序，它们对理解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人们理解同一个社会——包括操同一种语言——的人的行为要比理解不同时代的人的行为相对容易。就此进一步追问下去，人们就可以发现，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理解的种种障碍和困难。 

 虽然不同语言关于人的日常基本行为的理解和传达可以达到高度的一致，但是，这些行为实际上都与不同的社会秩序、文化和习俗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因此，仅仅描述一个就餐的行为，在不同的语言中就会展现不同的秩序，比如是否以及如何使用餐具、进餐次序、入座礼仪等，而这些秩序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之后，在不熟悉此一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情形下，人们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这一方面表明，不同的语言对应不同的行为秩序，另一方面表明，关于行为秩序的认识的语言际可传达性要低于关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认识。 

 政治、社会等抽象行为秩序的人为性质是一望而知的，受到其通行语言的现实境域的极大约束，而这种约束无非就是错综复杂的关联。因此，它们在语言际的准确传达就更为困难。比如，启蒙这一概念对把握现代社会极其重要，亦是一个政治和思想的常用词，但是关于这个词语的理解在不同的语言中却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英语、法语和德语中的启蒙一词分别表达不同的行为，有的意思相去颇远，如英语的“enlightenment”与德语“Aufkl?rung”，前者原义是照亮和启发，而后者是清理和澄清；至于汉语的“启蒙”之蒙的本义指缠绕遮蔽的菟丝子，引申为蒙昧，即缺乏知识的状态，启蒙就是教以知识，摆脱蒙昧。自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在什么是启蒙的见解上达成共识，但是，至今为止关于启蒙的理解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和争论，在语言际的传达方面更是如此。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语言秩序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近来一本讨论生物技术时代的人的性质的著作中，有学者发现，“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个难以把握的词语，“这个词语的意义依其文化境域而变化”。“在英美传统中，人文主义被等同于世俗主义的普及，而在大陆传统中，它被等同于那种反人文运动所挑战的基本的、普遍的人道。”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主义与启蒙一样，亦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广泛的词语，而非普通词语，它在不同的语言和社会境域中也有这么大的意义差异，而这种差异所体现的乃是不同语言所表达的对人的性质的不同理解。

 行文至此，我要对语言际的可传达性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一种描述或对应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语言秩序，因为在语言中所表达的世界和事物的秩序是清楚和明确的，因此语言际的可传达性是最高的，这就是说，这种秩序几乎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对译。一种描述人的行为的秩序的语言秩序的可传达性要弱于前一种秩序，因为人的行为蕴涵动机和目的，后者使得构成行为的各种关系具有多重意义，并且它们之间的实际关联看起来是不清楚和不明确的。在原来的语言表达中，这些多义性与其社会、文化和习俗等境域一起共存，而经过语言际的传达，这种歧义和境域多半会丧失，在另一种语言中，它们的意义只能有限制地、片面地传达出来，而失去了原来的丰富性。人的情绪、审美体验——比如意境——和主要以概念的多义而展开的思辨的表达，自然、无意或有意地利用语言的复杂涵义和关联，亦属一种秩序，因为缺乏明确的指称、清楚的关联，这样的语言在语言际的传达中，可传达性是最低的。

 除以上三种语言秩序之外，还有一种语言现象也属于语言际低可传达性的范围。一种具体语言的形态以及通过这类形态而实现的语言的特殊表达样式，是难以有效传达的，比如，汉语的律诗和词，无法以任何其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另外，一种具体语言本身的形态和样式，亦是难以在语言际传达的。西方哲学的若干文献之所以难以翻译成汉语，就是因为那些作者利用印欧语系语言特有的形态进行了思想的游戏。

 语言秩序的语言际的可传达性的程度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来比较，即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最后是文学艺术作品，可传达性依此次序而逐渐递减。人工智能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这一点，凡是语言秩序包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性质就难以通过人工智能翻译系统准确地翻译出来。人工智能翻译系统要求达到两种语言在意义上的等同，但是，它们无法在表达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语言中找到规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英语或其他语言译成汉语的准确率要远远高于汉语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准确率，这无疑为考察汉语的独特性提供了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