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理论乃由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衍生而来，同时又对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作了很大的创新。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对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的论述，提出了对人性问题的探究。
人性问题
       传统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性善仁慈，有独立的意志；能根据良知良能，分辨是非善恶。即使是最荒唐的意见也可以发表，因为只有把社会当中个人不论是高尚还是低劣的思想及观点表达出来，人们才会发现真理，而生活之目的就在于不断追求和实现真。既然有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人们就乐于发表意见，愿意在理性的指引下讨论问题，而不会无的放矢。卢梭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众学者之一，他深信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人类自然就会发展成为思想公正、判断正确的理性动物。
        但是，社会责任理论否认了这一观点。社会责任论者认为，人类并不是完全的理性动物，他们的理性和道德值得怀疑；人类的选择亦非经常正确，因为“人性”乃是食、色与各种嗜好的综合体，这些基本欲望决定了“人性”的基本内容。人不可能天生有一种动力去寻求真理，他能够运用理性，却常常厌倦那样去做。思想上的懒惰，导致了人往往沉沦于无所用心的盲从状态中，智力渐趋愚钝，并时刻有退化的可能。
        近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潜意识行为理论发现，人类不是完全合于理性，而是懵懂、懒惰和自私的。弗洛依德认为，人类行为主要受潜意识的支配，生活的目的不是寻找真理，而是满足当前的迫切需要及愿望。所以，必须先有良好的教育和健全的社会制度，鼓励并引导人类向善，社会才能协调发展。如果人类不经过教育，则很难有正确的判断。完全放任自由，人类必然会变得自私、短视，不为未来及后代子孙着想。
       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都承认，人性是颇为自私的，对他人的福利往往具有偏见。他们反对激进的个人主义，并怀疑意见自由市场的可能性。因为自由市场不可能长期存在，放任自由竞争的结果，只可能导致必然的独占。他们更不相信自由主义所称的宇宙有只“无形的神手”，或 “自我正确的原理”，因为历史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他们相信，个人的过分放任，势必危害到社会的公共利益。
       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对社会及其与个人关系的认知，受到牛顿学说的影响。牛顿认为，宇宙是一个无时间性及永久不变的空间。在自然社会中，人类是这个不变宇宙的永恒主宰，每个人都有一些天赋和绝对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然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却从根本上否定了牛顿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是随时间不断进化的，社会的价值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变更，从而推论出，宇宙中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定律。
        尽管自由主义仍坚持“每个人都有一些天赋和绝对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自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人类开始意识到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权利也不例外。各种自由权利的享有，都以承担相应的责任为前提。现代政治学者也已否定了“自然法”的观念，并认为“自然权利说”只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口号而已，它是基于一种假设，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关于自由权利绝对不受干涉的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
        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社会”仅是个人的组合，其本身没有任何目的。而社会责任论认为，社会本身虽无目的，但它代表了所有个人的“整体”利益。因此，在任何文明社会中，“社会公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都已得到了公认。这是现代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调和，也是社会责任论的基本观点。
真理的出现及其逆反

   真理是真实、事实、实在、诚实与信实的综合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公正的意味。在西方思想源流中，追求及实现真理，是人类最高品质的象征。
        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相信，只要政府采取放任的态度，让所有意见，包括虚伪与谬论，完全自由发表，真理自然会在与谬论的辩论中明晰出来。所有的观点都应当接受自由辩论的考验，意见也会在交锋中自我纠正偏差。
       社会责任理论却认为，人类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合乎理性地做出正确判断，所以必须先有好的教育机制、好的新闻工作者激励人们运用理性，“真理”才有可能出现。没有这种激励，人是不会主动去追求真理的，例如：有关公共事务的问题，人民必须先有足够的教育水平，再经过新闻工作者对公共事务做出客观且充分的分析报道，“真理”才有可能出现，才会愈辩愈明。如果这两项前提缺少了其中之一，真理就难以显露。
       总之，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哲学，产生于17、18世纪的集权社会，其主要功能在于推翻集权统治。但19世纪后，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都市化三大革命的相继发生，促使社会变革，个人日趋社会化，报业迈向商业化。在此情况下，社会价值与道德标准随之变化，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哲学基础受到了挑战。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曾说：“理性与真理两者间的界限已经是扑朔迷离了。我们相信，理性只不过是动物有机体的一种功能。至于真理则是对不调和经验的一种理解；这些经验为了某种特殊目的与当时特定情况，必须作符合实际的调整。” 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动摇，人们对于个人、理性与社会、国家的观念不再像启蒙时代那样乐观与激进。现代社会至少不盲目伸张“新闻自由”，而是要求对大众媒介加上某种必要的“约束”，建立 “自由而负责”的传播事业。
        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极力诘问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关于“唯有集体才是真理的表征”的观点，但是，自由主义所标榜的“唯有个人理论绝对自主才是通往真理的途径”，又被现实攻击得支离破碎。这表现在：

1.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社会公器，旨在服务民主政治；但是，媒介商业化的结果却使大众媒介为少数人所垄断，追求利润已然成为无可阻遏的目的。
2.媒介市场的恶性竞争，导致了大众媒介纷纷以“激情主义”处理新闻，黄色新闻严重泛滥。夸大、渲染与欺骗等传播方式，妨害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3.竞争导致大众媒体的兼并，产生了垄断性的报业集团。如此一来，“理性绝对自立”的尊严荡然无存，“意见的自由巿场”不复寻找，所谓的“自我矫正”又如何可能？显然，这些现实都与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所标榜的理念
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