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古雷加

译者：郑振东



在德国历史学家那里，有一句俗话：“没有能力干点儿有益之事的人，才会去研究方法论。”列夫·普拉托诺维奇·卡尔萨文（1882—1952年），便是以这句格言作为自己那篇绝妙的随笔《东方、西方与俄罗斯思想》（1922年）的开篇。他自嘲道：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天才的历史学家、方法论方面的数本杰出著作的作者，他转向了一些哲学问题，不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百无一用，而是因为有太多需要加以总结的材料压在他的身上。在这个领域内的第一次经验，是一本“为起步者”所写的小册子《历史学导论》（1920年）。接下来将要出现的，则是一部颇具分量的著作——《历史哲学》（1923年）。

这本论及俄罗斯思想的小册子，是那部颇具分量的著作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对于作者和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主题来说，均是极其重要的。该著作含括了卡尔萨文万物一体哲学思想的一些重要问题。卡尔萨文确信：“没有方法论，行不通。”他为自己制定了一项任务——指明分析现实的原则，这些原则必须在政论作品中、在历史学中、在生活中均是一样的。他坚决主张：“辩证法，这是认知和研究发展中，更宽泛地说是在对作为一个整体拿来的现实进行研究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和基本的方法。”当然，不应将辩证法的方法公式化，不应粗糙地将其置于普洛克洛斯忒斯的公式之床上。卡尔萨文没有发明任何“辩证法则”，也不大重视黑格尔的三段论，但是，在需要透过矛盾去思考的地方，他又能够优雅而信心十足地做到这一点。

依母系而论，卡尔萨文是霍米亚科夫的后裔。父亲与哲学没有关系：作为佩季帕的学生，他曾是马琳剧院的一位著名的舞蹈演员（步父亲后尘的，是哲学家的姐姐、举世闻名的芭蕾舞演员塔玛拉·卡尔萨文娜）。列夫·普拉托诺维奇展露出与那位斯拉夫派领军人物具有惊人的精神亲近性，而这是为“苏维埃们”所不容的。于是，1922年时卡尔萨文教授被逐出俄罗斯。卡尔萨文在柏林度过若干年，又（在巴黎）沉醉于欧亚主义，后在立陶宛定居下来。立陶宛归并苏联后，他被捕并死于劳改集中营中。

也许是从父亲那里汲取了艺术直觉的天资，他曾写作过诗歌和充满诗意的散文。除了对历史的通晓和了悟之外，总是被渲染着种种抒情色彩的宗教体验，是卡尔萨文哲学思维活动的另一源头。论七宗死罪的作品——《七宗罪》（1919年），便属此类；卡尔萨文在《彼得堡之夜》中阐述的《爱之形而上学》（1922年），亦属此类。它与索洛维约夫的论文《爱的意义》有相通之处，但更为个性化。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有数个字数印张之量的情书，同时还有一部述及万物一体的论著。“统一的我，是两面的：我既生活于真实之中，亦生活于经验之中。真实的我，涵纳着我的整个经验，洞察着他的每一瞬间并超越着他。在我的只为爱而活的真实中，我与我之所爱、我与真理之爱，不可分离；在爱那里，与爱一道，既创造着爱的自身，亦创造着所爱，如同创造着二位一体。在这里，一切都生活和创建于我体内，是由万能的爱所创建；或者是，我自身生活于一切之中并创建着一切，如同一个能力无限且和谐的生命——爱。在这里，一切于我都是了然的，所有路径都毋庸置疑，并都已被筑成。但是，因一切都已被如此这般地建成，以至于爱透过我的真实的我，已经将我的所有经验串联、合并、提升到其自身之中。”世间的一统“先于”众多，众多会在一统之下获得许可。在存在的每一瞬间中，分离都不会是充分的，统一亦不会是充分的：万物一体不存在；但是，在总体的、无限的时空中，即便是世界开始了或终结了，它还是以生物的有限万物一体性所一统着。

与其说卡尔萨文是位万物一体学说的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位诗人。在向所爱之人倾诉时，他常常会将话语铺陈成一行行富有节律的词句：“你不相信我，而我的见解，虽在说服你，却也不能将你说服。可是，一个抽象的思想又能于何时说服何人呢？我的思辨的正确性，不在微弱理性的探索与论证之中。为了使真理能为你所确信，你便应当使它成为可敬的信仰。万物一体的真理，既是生活，亦是存在，亦是爱。”

卡尔萨文援引索洛维约夫（没有说出他的名字）的话道：人类之爱的意义，一般说来，是个体通过牺牲利己主义来获得清白与拯救。卡尔萨文对这个出自谢林的传统定义做出修正：牺牲，这只是爱的一种表现。自身不完美的自我奉献，会变成一种恶。“利己主义，这不是爱的对立物，而是爱的不完备……如同爱停滞于半途之中。”无节制的禁欲生活，会变成对身体的摧残；将自己奉献于上帝，会变成色情的自愉。恭顺也会滋生出傲慢。爱有两副面孔：你在奉献自我，亦在确立自我。历史上的基督教，没能将基督教的道德思想全部表述出来。作为禁欲主义的基督教，与多神教对立，它提出弃绝私人利益的绝对价值。它将享乐与磨难、快乐与悲痛、死与生两相对立。这在古希腊人看来，曾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但是，这一丧失理智的行为获胜了。

然而，在同多神教的局限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基督教自身却变成有局限性的了，已经不能够揭示基督教真理的完满；它拒绝享乐与生活，拒绝上帝的世界。基督教曾相信被钉在十字架上并死去的那一位，但是没有能彻底理解复活的那一位。基督号召去改变生活，但基督的弟子们从生活中选取了极少一点，而将所有其余均作为恶而加以摒弃。他们将基督称为天堂之主，却忘记了他亦是尘世之主。

“基督教学说的完满，非寓于生命和享乐的有限性之中，亦不存在于死亡和痛苦的有限性中。它存在于提升至尘世之上的它们的统一之内，存在于最真实的、囊括着时间的永恒之内。这一永恒已经在我们这里存在，正如同酵母一般贯透世界。整个现存——一边在痛苦着，一边在享乐着；在纯洁灵魂的紧张状态中和在昆虫式的性欲冲动中——生存于永恒之内；且整个现存应当对此有所领悟。世界的改观不是它的分解和死亡，不是从恶中择选出善，而是将所有现存均提升至最高级别的存在，因此，是一种福祉。所有现存，均应当合而为一；任一瞬间，都有在创建中破坏和在破坏中创建之爱贯穿其中。到那时，起点与终点、生与死，将会闭合；到那时，运动在变得无限快速之后，将会完全静止。”

卡尔萨文亦辩证地对待绝对存在与世界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里，可能存在着三种变体：有神论、泛神论和基督教。在有神论中，上帝（或诸神们）被理解为某种超验的、超然世界之外的。绝对在这里是不可理解的，没有关于上帝的真正的认知。绝对与世界无关。因此，“有神论，是一种宗教实证论。由于自己内在的辩证法，它会易于蜕变为纯粹的实证论，并且在否定自己的同时，渐渐转变成无神论。”在天主教中，种种有神论倾向很是强烈，它与社会主义的亲缘关系便由此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了这一点。

而一种相反的虔信宗教的自发势力，是对神的内在性的理解，是绝对与世界的汇合。这便是将个体作为某种暂时的、一过性的事物来否定的泛神论。泛神论将任何具体的存在均褪去色彩，使其成为幻觉。在这里，任何社会组织和国家体制，均是不可能的。佛教徒们正心怀遗憾地观望着欧洲人忙忙碌碌地追逐着技术、知识和舒适。因此，卡尔萨文认为，没有理由将期望寄托于亚洲（即所谓“来自东方之光”），或是将其视作对文明的威胁（即所谓“黄祸”）。

只有基督教，和最纯洁的东正教，才会提供整体与个体、绝对与具体的被求索中的统一。个性，任何个性——个人的、民族的、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均拥有绝对的价值。“在基督教看来，任一时刻，都有其不可测知的永恒和必然的价值，所以，最美好的、完善的存在，不能仅仅局限于未来，也应在自身之中包含一切、成为全时性的。进步，作为时间中的一个有限阶段，在基督教看来，是不存在的。”

进步的不可证性——这是卡尔萨文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立论。“在某些方面，进步似乎是存在的；然而，在另一些方面，退步却是确凿无疑的。一些新科学出现了，也就是说，昔日的科学在分化；与此同时，知识的统一也在消失，对此我们也无法做出肯定性评价。一些专家出现了，而具有百科全书式文化修养的人物却在消失；技术在成长，而艺术在衰落；与人类对自然物质的掌控力的增长相应的是，机械物质对人类的掌控力的增长。”如果进步不能被证明可用于过去，那么，它对未来而言，便亦是不可证的。进步论源于对过去的极度轻慢——过去总是比现在“更糟糕”和“更无关紧要”。而“进步论者”的真正理想，则寓于未来之中。

然而，万物一体理论则是将发展（即变化过程）的所有时段，均视为等值的。人类努力追求着理想境界。“依据基督教的基本构想，这一理想境界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对现存的和曾有过的予以剔除的境界，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具体的现实。它将现在和过去的整个实际存在囊括和包含于自身之中；完全含括，不予减少。它不是彼世的，而是全方位的；向它所做的运动，不是由现存中退出和向另一世界做形而上学式的跳跃，而是对整个现存，甚至是对显见的、经验性的消亡之物所做的改造与拯救。文化的使命，便是战胜遗忘与时间，战胜过去与未来，战胜死亡。基督教的复活基本原理、整体复活——不仅是灵魂，亦是肉体复活的基本原理，其意义便是如此。”

战胜死亡、“肉体的复活”——这些话语令人脑海中浮现出费奥多罗夫的名字。卡尔萨文对他不大赏识：他将自己的尘世存在范围之外的、时间范围之外的真正的万物一体理论，置于与“费奥多罗夫那种考虑欠周的、天真的幻想”相对立的地位。卡尔萨文的万物一体囊括上帝、宇宙与人类。“……宇宙（及人类）会渐渐变成上帝或绝对者。在上帝那里和对上帝而言，它是第二上帝的潜在、渐成和实在，是经由汇入上帝和亡于上帝之中而存在着的上帝……在这里，亦没有泛神论的影子，因为，既然世界存在着，世界就不是上帝，而是另外之物，且是置身于其本质上的自在之中，是无；既然它是上帝，它便是由无衍生、造就出来的和为上帝所接受的……宇宙（以及它的成员——人类），作为其自身的能力与自身的完善和自身所具有的完善性的统一，是完美的万物一体。它自由地产生，应着上帝的召唤，渐渐在变成上帝，一边吸纳着上帝，一边在上帝那里消亡，被上帝所吸纳。宇宙，无论在其整体中还是在其每一个成员中，均是完美的万物一体。”

最后一个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卡尔萨文的万物一体，不是泛神论，不是对个体的贬低。存在的、“宇宙”的每一成员，均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个体。个体作为万物一体的成员，是由绝对者决定的。在经验中，人类对自己的个性表现得不充分；只是在对待绝对者个体的态度方面、在对待上帝的态度方面，才会完全充分呈现出来。

基督教，这是个性的宗教。基督教文化表现出万物一体形态构建的最大圆满。这完全不意味着其他一些个性化，即其他一些宗教文化在自身价值方面不是自我标价的和没能揭示出其他一些未在基督教中给出的形态构建成分；不意味着基督教正在使人类资源耗尽。更何况，基督教的极点，是抵达不到的。西方基督教正在死去，而另一个，即东方基督教的、东正教的文化正在成长起来。可能还不只是一种文化。

自然，这里谈及的不是民族利己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是行不通的，就像“国际主义”这种民族虚无主义一样行不通。究竟怎样才可能使绝对有价值的民族个性在不被理解为国际主义的全人类中得以保全呢？卡尔萨文依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见回答道：通过实现俄罗斯思想。卡尔萨文援引为我们所熟知的出自《作家笔记》的思想道：“我们将第一个向世界宣告，我们不希望通过压制……异于我们的民族来达到自身的繁荣，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只是把所有其他民族最自由、最独立的发展和与他们的兄弟般的团结统一视为自己的巨大成功。”

俄罗斯思想，这是“对人类大一统、对已是完全尊重民族个性的大一统的迫切需求”。“从这个观点来看，普世教会便是某种类似国际主义之物。国际主义这一主张出现在西方，并非偶然，尽管实质上它只是天主教思想诸定义之一……”无神论只是表面上与天主教对立。《宗教大法官传奇》的作者明白了这一点（阅读这部传奇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伊万·卡拉马佐夫是不是预见到了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没有令卡尔萨文感到满意，陀氏似乎没有完全从天主教的社会主义那一观念中摆脱出来，即“在尘世这里”，可以解决人类团结统一这个问题。依卡尔萨文之见，“在尘世的存在环境之下，真正的万物一体，不应有，亦不可能有”。

不可以幻想有公共性的、国际主义的文化。文化总是具有民族的面貌。“国际主义和抽象性，本质上是与任何一种生动的、有机的文化精神相抵触的。它们，作为可怖的幽灵，只有在文化没落的背景之下，才是可能的。它们必定会遭遇到来自文化的健康人士的抵抗。文化越健康，抵抗越坚决。”

这里谈及的是何人？这里谈及的是某一部分俄罗斯犹太人。《俄罗斯与犹太人》一文（1928年），出自卡尔萨文的笔下；他反对反犹太主义，认为反犹主义不是俄罗斯现象（它产生于西部一些省份，那里的波兰天主教势力很强大）。卡尔萨文所述及的，不是所有的犹太人，而是“处于边缘地带”的犹太人。他对那些忠于自己宗教信仰的人们，充满着敬意；对那些与自己先前的信仰完全断绝了关系并融入了东正教的人们，亦充满着敬意；他所预料到的那种灾难，只是来自尚未完全俄罗斯化的那个过渡群体。

“正在被同化着的犹太人类型，其标志便是：抽象的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问题范畴内的种种个人主义的倾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种种抽象的、最高的和不知止境的理想——即乌托邦主义和革命性表现出积极性；而由此而来的即是虚无主义的破坏性。所有这些特征，这些有代表性的特征，甚至在上述的组合中亦不是经常只对犹太人而言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犹太人那里，特别有特色的和个性化的，是其“过去”——是其出身和‘过渡性’。由于他已经不是犹太人，并且还不是‘非犹太人’，而是某种过渡中的人，是‘文化的两栖动物’，因此，当人们称其是犹太人时，他会感到屈辱；而当人们不认为他是犹太人时，他同样会感到屈辱……此种类型的人，是任何一种民族有机文化的敌人（其中亦包括犹太文化）。东正教所揭示的聚合思想，于他们是格格不入且不可理解的。此种类型的人，对健康文化不构成危险，且在健康文化中不起作用。但是，一旦文化开始罹患疾病或开始腐化，他们便会快速渗入已经形成的裂隙中，与裂隙的裂解生成物和腐化酵母交融在一起，使这一过程的进度加速，对其进行大肆渲染，并已逐渐成为一种切实的危险。”

聚合性，这是卡尔萨文的重要著作《论人格》（1929年）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格永远是聚合性的。受造物的、个体的人格——这是一个假定的概念。“……受造物的人格不存在。我们为了简便而于过去和现在仍继续不正确地称之为受造物的人格的那种东西，是与受造物的基质相关的逻各斯位格。”人是圣三位一体的形象和相似物。在个体的人格中，含有确定的三位一体。人格表现为自我一体化、自我分化、自我再度一体化。家庭——这是上帝三位一体的受造物形象。母亲与确定的原初一体相对应（即与上帝三位一体中的“圣父”相对应）；父亲与分化相对应（即与圣三位一体的“圣子”相对应）；孩子则使他们再度一体。三个位格仍然是一个人格，如三个位格的上帝仍是一个上帝一样。

真正的人格，是聚合性的。卡尔萨文亦将其称作交响化的人格（对他来说，交响和聚合是相同的概念）。无论是最小的社会群体，还是整个人类，均可纳入其中。

一旦单体不是真正的人格，他便没有了死亡，有的只是消灭（умирание）。“经验主义的死亡，不是个体存在的中断，而只是他的极度损伤，是一个被设置在消灭这个可恶的无限之中的未完结的终点。”这是卡尔萨文的坚定信念：“不完美的人格的悲剧，正在于它的不死，因为，这一不死更为糟糕：在它那里，没有完美的死，所以也就没有完美的生，有的只是消灭。”

卡尔萨文曾撰写过一部专门论及死亡的著作，在那里，他描述了逝者“半衰期”的种种可怕情景。这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是“承认”与“否定”躯体消灭的论据。

“52．‘你不可能想象到你将来死去的情景。谁也不可能想象到这一点，虽然所有的人都会死去。’

“——我完全不能肯定地说，我不会以所有人的那种死法死去。那样的死亡我能很轻易地想象出来。我只是不能想象如何使我不处于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我也会像大家一样死去，但这还不是完全的、最终的死亡。

“53．‘这就是说，灵魂还在。’

“——不，不是灵魂，而是我那正开始消灭的和极度折磨人的生命之躯——先是不可抗拒地无法移动，而后来是不可抑止地分解着。我的尸体冰冷地躺入狭窄的棺椁中。祭神的香火蓝烟缥缈。但那神香没能压抑住正在分解的尸体散发出的略有些甜甜的味道。大脑已经变成一种滑滑的液状物质，成了一个脓包；而在我的意识中，一些可怕的、荒唐的景象，正像旋风一般飞逝而过。一条条胖胖的、不知为何令我觉得是红色的软体动物，正坚定地向大脑里蠕动，并津津有味地吮吸着它。阴燃的火烧起来，我不能制止它，我不能稍微动弹一下，但是，我能感受到一切。

“54．‘你在地狱中受罪，即焚烧你的肉体的时间，是可以缩短的。’

“——可是地狱里有这样的时间吗？若是没有，永恒之火是最好的吗？你朝火葬炉那扇小窗里看一看：尸体会因那可怕的炽热而立刻隆起，接着一边痉挛着，一边化作灰烬。人类智慧的发明好吗？

“55．‘可以将你制成木乃伊。’

“——若是按照尘世的计数方法，我的肉体将不是五年，而是千年不朽，那于我是更轻松些吗？你是不能借此来缩短我的永恒的。那只在我的唇边一边扑动着尾巴，一边将啃噬我干枯的鼻尖的可恶的老鼠，会比坟墓里的蛆虫好些吗？成为圣尸——那是一种异常的痛苦。有谁知道，它是否会比在地下的腐朽或永恒之火来得更轻松些？

“56．‘肉体在尘世的寿命终结了。死后的种种磨难亦将终结。’

“——问题正在这里：什么都没有终结。

…………

“60．这便是为什么消灭也是可怕的。死不是生的终结，而是无尽无休的地狱磨难的开始。在死亡之中，所有已消灭的，都在复活，但是似乎只是为了使我的意识不要消失，为了使我能在世界的无限的消灭中完全地、真正地体验我的永恒的消灭。地狱的深渊撕裂开来；而我那可怜的尘世性命，就像海洋中的一滴水，正溶解在那里。”

卡尔萨文对死亡做了一番异乎寻常的思考，且降临在他头上的死亡，亦是非同寻常、意义极其重大的，就像当年苏格拉底逝世一样。有关他逝世的种种悲剧性细节，世人已从劳改集中营囚徒们的回忆中获悉。在这些囚徒之中，既有这位哲学家的一些有天赋的学生，亦有一些拥有国际威望的人士。早在1958年，境外一份天主教杂志上便刊载了一份“迟到的悼文”——一位昔日的德国战俘埃里希·佐默尔所撰写的文章《俄罗斯形而上学学者的生与死》。他从未与卡尔萨文谋过面，但对其多有所闻；并且，当他终于得以进入第四号残疾人劳改集中营地时，卡尔萨文教授竟然就在此前一天逝世了。

佐默尔保留了一段有关这位思想家遗骸安息之地——阿别兹集中营墓地的描写：“集中营里，一座座低矮的木板工棚，拥挤在距大桥不远的铁路两旁。下大雪时，那片永久冻土带上，只有工棚的屋顶和一幢幢岗楼露出地面。地平线上，乌拉尔山脉清晰可见。若是攀上废石堆，便可以发现北面大致三公里处有一块被铁丝网围起来的方形地面，里面只可看到一排排无尽头的木桩。若是你注意观察这个四边形之地，便会发现，那里经常——因一年四季的不同——会有马车或雪橇停留。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快速地将一个狭长的木箱放入冻土地里。不时还会看到一队队拿着锹和镐的劳改小队，他们破开冻土，或是将已刨好的壕沟重新填平。一些病人和残疾人，会一连几个小时地从废石堆那里观望着发生着的事情，他们各自摘下头上那顶破烂不堪的帽子，信教的人则画着十字。他们对所见到的这一切，全都缄默不语，但是，每个人都在思忖着：也许很快他也会被以这样的方式埋掉。”С．С．霍鲁日是那篇内容丰富的特写《列夫·卡尔萨文的生平与学说》的作者，这部特写被用作由他筹措出版的《列夫·卡尔萨文宗教—哲学文集》（莫斯科，1992年）中一卷图书的开篇。他引用了这个凄凉的墓地的照片并报道了有关这位思想家逝世的一些悲惨的、可亦是确实可信的细节。

卡尔萨文于1949年7月被逮捕，并被判刑十年。为何被判刑？说来可怕——是因为“他是那个以推翻苏联政府为目的的白党侨民组织‘欧亚’的理论家和领导人之一”。欧亚主义，如卡尔萨文对它的理解，是将架设一座联通侨民与祖国的桥梁、找到与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作为自己的使命。面对苏联政府，卡尔萨文没有任何负罪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被苏联军队于1940和1944年两度占领的立陶宛留居下来。

在被拘押期间便开始罹患肺结核病的卡尔萨文，是于1950年末被解送到阿别兹的。在这里，他在立陶宛人、德国人、俄罗斯人中间，均赢得了崇拜者——立陶宛人被卡尔萨文对他们的语言的了解所吸引（来到考纳斯一年后，卡尔萨文曾就读过一个立陶宛语言短训班）；德国人惊异于他对日耳曼文化的博学多闻；俄罗斯人则与他在精神上感到亲近。卡尔萨文因为疾病而被免于参加令人筋疲力竭的体罚劳动，但他依然能想方设法从事脑力劳作——他写诗，给诗歌做注释，简要地表述着自己的世界观。在卡尔萨文的交谈者中，有一些文化修养很高的人：艺术理论家普宁、自认为是卡尔萨文学生的工程师瓦涅耶夫、立陶宛医生希姆库纳斯。应这位医生的请求，瓦涅耶夫为这位已经逝去的智者撰写了一份悲哀的祭文。“列夫·普拉托诺维奇·卡尔萨文，历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1882年出生于彼得堡。1952年于强制劳改集中营羁押期间因罹患粟粒性结核病病故。列·普·卡尔萨文曾对三位一体的上帝有过论述和撰述：上帝在其不可知中向我们展示他自己，以使我们通过基督在造物主中去认知生育我们的圣父，去认知上帝亦在用爱克制自己、同我们一起和在我们这里因我们的苦难而受苦之中，向我们展示自己，以使我们也在他那里，并在与圣子的一体之中获得完全的爱和自由；以及我们应当将我们自身的不完美和我们命运的重负，理解为绝对的目的。理解了这点，我们便已拥有能通过死亡而战胜死亡的命运。永别了，尊敬的导师！与您离别的悲痛，难以言表；而我们亦在渴望抵达那悲痛化作永恒快乐之地的企盼中，期待着自己的那一时刻。”希姆库纳斯对这篇文字表示赞赏，将这页纸卷成卷儿放入一个有密实封盖的小瓶中。在解剖时（这一程序，如佐默尔所撰述的那样，是证明集中营制度的“人道化”所必需的：在此之前，死者的头颅会被用锤子打碎，或者身体被刺刀刺穿，以防假死和逃跑），希姆库纳斯将这只小瓶放入思想家已经被剖开的躯体内。“从那一时刻起直至永远，卡尔萨文的遗骸便于自己体内拥有了一个纪念之物，它那玻璃的外壳能够抵挡腐烂与分解，将那段不是用金字镌刻在石头上，而是用寻常的墨水书写于纸上的文字保全下来，以作为这位遗骸埋葬于无名墓地之人的佐证。”

俄罗斯——这是一个国情独特的国度。一位无辜地被虐杀于苦役服刑地的思想家，带着放入胸腔的那份悲伤的祭文，被弃于冰冷的永久冻土之中——这样的惨剧，尚不曾为世界文化的历史所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