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隙 -【哲学知遇（修改版）明娲夏娃】
恰在这时，邓姑娘出现了。
她的到来，我亲眼所见的和睦的劳资关系，凭着我的业务能力的自信心，预感着我在此的工作位置——只要处理好了与她“好感”的关系和兼顾和睦工友的关系——是不会生变了。
跟邓姑娘见了第一次面以后，出于我本身交女友原则的考虑，我把她在朋友类别中划分为可以适当团结的类型，这种类型是零星的，甚至或者可以说是唯一的。在德国打工近十年了，除了在本小说第二部要讲述的香港大老板黄先生（黑帮第一幕后老板）和一个西班牙女子（其混血构成是香港爸、西班牙妈）及某日本女子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外，我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全是与中餐馆的老板（娘）和伙计及其家属打交道，再就是和非常友好的我的德国房东偶尔相互走访，当然，在公休时我少有的会孤孤单单地逛在国内还见不到的大型摩登购物中心和商场。有时我也会带着自己在宿舍用买的电炉煮的肉丸子汤（肉丸子够大，吃进肚里抗饿）到郊区的湖边看妻子写给我的深情款款的、还有父母的来信。有些信件已经看过多次了，不过内容好的——主要是来自妻子的信，还有妻子与儿子新近照的相，我会带到大自然中再继续看。那种只有我一人的环境，我可以和有思想的空气对话，也可以做白日梦，幻想着妻子在心中所写的，我们宽衣解带，在“床上枕边”亲吻着，爱着。
来谭工家餐馆工作前近十年，我一直在与谭工家餐馆热情的工作气氛无缘的其它冷漠的、虚伪的中国餐馆打工，我能在那个绝对物质化、精神空虚的处处与我固有的想法倒行逆施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不践行多次想自杀想法？是哪种心中坚强的信念使我坚持在那些冷漠无情的餐馆一直干到现在？
直到后来，我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想剖析我“自杀”的深层的文字原因，是否与欲望（性欲）被无意识地压抑有关？我尝试着为“自杀”行为树立一个对立面，就像我为“圣经文化”树立了“中华文化”是其对立面一样，以便我在“自杀”的对立面中的之间的“间隙”里找出产生“自杀”的原因和我如何多次想自杀未成的、在“间隙”中所产生的抵御自杀盾牌的必要条件。我找出了我想自杀的对立面：一是现实生活中的｛里面有：生活的高度紧张，二是缺少性交流？三是德国秋冬春季夜长日短的乌云梦游天气｝二是精神思意中的｛里面有：精神无助孤独的感受，二是半梦半醒的迷信幻觉，三是全无了活下去的勇气，而精神的痛苦全部一人默默地承担。｝恰巧，我还记得毛泽东在《矛盾论 -‘两种宇宙观’》中说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物质-作者注）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思意-作者注）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毛泽东这句话，以前看了就过去了，后来要就解决问题时，祷告已经失灵了，只有毛泽东的话起到了天翻地覆的作用。毛泽东的话说明了，内因（思意）与外因（物质）在人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生活常识问题时的次序要点。我就将这个次序的第一性“思意”和第二性“物质”对立起来，在它们的“间隙”中找到了“思意决定物质”这一理论法宝——我在拼搏有为的空隙中无为而为，反之，“有为”了越多越无为——越想自杀，那又何苦呢。
有“自杀”的想法，千万不要以为是物质丰富了惹得祸，与丰富的物质生活和没有性交流没有大的关系，是内因，没有精神食粮和不要“半梦半醒”地思维有大的关系。
我记得，冥冥之中的守护人明灯那时对我说过以下的话：
“无论你是多么独立地坚守心中定要维护真理的底线——其实真理不仅仅有真理，还有他的本质，他的本质是女性的。你总是会随着时间瀑布的冲刷从境界的某高处跌落到境界的中腰或者瀑布的底层石头上。新的环境要么对你施加神奇的或者别开生面的吸引力，要么对你施加某种越轨的力量，让你在痛苦中探索真理的本质。某种冲动是拓展你心胸的一片叶子，也是一出戏剧，如同歌德的《浮士德》一样，浮士德博士想自杀，又被上帝给救了回来。”而我的思维却没有意会到明灯所说的话里，有一个包含了我和明音在将来在一个哲学的大舞台上演二人戏。我没有那种远视的思维，用望远镜去看、去理解明灯话中的境界，也没有近视的思维，用显微镜去观察那片叶子的纹理。那时的我，为了摆脱想自杀的拷问，常常想解决最眼前的困惑，全然没有天地线已经连通的感觉，对明灯的话蒙然不知。我常常想着那些国内的教育鞭策自己：解放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做出的牺牲和精神折磨；“上山下乡”的那些在偏远地方奉献青春的“知青”；还有那些在贫困地区劳作的人们，甚至还有父母辈含辛茹苦地养大了我——他们的苦，给我一会儿去“痛苦”我也受不了。当我一想到他们，在德国的“精神沙漠”中，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孤独算什么？在纸醉金迷、肥臀丰乳的环境中，自己在视觉和感觉上受的磨炼算什么？我觉得，当我有了地下党、“知青”的人物贯穿其中的我心中的、即被国内灌输的共产主义理想后，即使所处的环境再苦，与那些为了同样理想的牺牲的地下党和“知青”相比，我应该内疚和惭愧。
到西方发达国家后，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说要我们融入德国人的文化中去的传说及愿望，对我来说，那是可望不可及、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我工作外的人事圈子极小，圈子里同事的文化程度几乎全是初中、甚至是小学水平的朋友。我觉得邓姑娘是我遇见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女性。我知道她离过婚。处理这种劳资关系将会以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方式进行。在一个充满中国大陆风气的餐馆中，我估计应该不会产生以前那种扭曲的、在大陆是不会出现的混乱的男女关系的。与邓姑娘的初步认识，就使我就有了精神上的充实感，一种静悄悄的喜悦。这不仅仅因为她是女性，而我完全可以将她视作男性来对待，重要的是，不管她是女性或者男性，只要她（他）有文化、有知识和有精神上的交流，我对之为什么要敬而远之？我可以对她不提防、不抵御和的顺其自然地、不那样累地接触。心里还想，她接受德国教育的程度绝对比我高，跟她在一起，能间接地接触德国文化啊，因为她上德国的大学，德语是那么好，我做她的“马仔”，应该有幸运之感。
友情冲动的产生，我觉得是在某种旁生条件下的、对矛盾双方能产生积极和合效应的发展过程的结果，这是开始-过程-结果的流程。而结果呢？我想，我会在平静的呼吸下拨开那片已经看透了的树叶的。自己历史的沧桑感一直在我的心怀是战无不胜地占据着，我很自信地想着——沧桑的经历不一定会被受过德国教育的姑娘所轻视的。 
邓姑娘对我的好感产生在一个还是“小姑娘”的大姑娘身上。那么，产生这种好感的起始的内容是什么？这很多来自邓姑娘的母亲——其母是我的好朋友的好朋友——的信息汇集而成。后来，我和邓姑娘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后，她告诉了我。邓姑娘说，她母亲常常以一种不同一般的语句称赞我。她母亲是高级工程师，我相信，她会以一种学者的态度而不是用物质的天平来衡量我的，我认识的谭工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工程师。有次她到我所在的德国中部城市出差时，来见我的朋友，似乎是有意识地想通过我朋友认识我。我们很快谈妥了“跳槽”去她那工作的确认。当我开始在她家餐馆工作后，她从母亲那听了对我的评价后，就对没见面的我，产生莫名知心的感应，对我产生了特别的兴趣。邓姑娘后来跟我说，我不相信，在德国有你这样的人——这么经历全面的自费留学生，所以，想见你的愿望特别强烈。因此，周末那天就开车回来帮工，顺便看看我。
  在完全不知晓邓姑娘想了解我的情况下，我和这位看似还是小姑娘天真活泼却已是离过婚的，又看不出半点失落、落落大方、直言快语的少妇简短地交流了一下。自与她见了第一次面以后，渐渐地，在没有给我的思维系统多增加一两压力的情况下，她在我的头脑里无偿地注入重若千钧的、有另类理论思想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思想，现在、以至将来，我感觉就是我为人民服务的、永远取之不尽的核动力精神食粮。双方精神思维的这一次巧遇，就是这么神奇，我称之为是明阳和明音的哲学知遇。
我是否也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凡际遇的人物一样呢？一名年轻人在寻找真理的途中，在荒僻而黑暗的山谷中，遇到另一位人，后者事实上早就等在那里。如果年轻人一时大意，便很有可能错过一次难得的际遇。如果他真心地谦逊，虚心地学习，而不是戴着价值观的眼镜去迎接这位年轻人，将就此进入真正的人生。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人总是在神秘消失之前，以寥寥数语留下了决定一生的讯息，这便是我思维经历发出的信号——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靠这种代代相传的信号——而不是信仰——存活下来的。我想，这个人我经历过的宝贵沧桑，我会在第二部中谈及到他。我又想，那邓姑娘是位什么人呢，她也在我现处在的山谷中吗？
 
人活着为什么？从积极的方面想，如我在书中学到了好思想，当我遇见了好朋友并在他们好的思想中获得养分，当我在实践中遇到了欢欣与欢欣的结果后，三者合为一起所产生的鞭策，这成为了我为社会、为自己而工作和生活的精神动力。不可否认，邓姑娘与我交往、合转的言行，是突破了、又融合了某些中华传统观念，将中西文化的融合来说明中国女性的更新面貌。她非常感性（温柔地）地教会了我认识女性历史性的牺牲，又非常理性地（坚定地）提出了女性未来的伟大。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我觉得天天都像是日月换了新天一样。
在“改开”前，即毛泽东时代，男女之间要约束言行的不雅，什么“不雅”？就是有不许谈恋爱的成年年龄，如大学生不许谈恋爱，中学就更加不允许了；谈恋爱男女之间的行动，必须是进洞房前，女方是处女；男女双方最好是党组织或者工会组织介绍的；或者是亲朋好友介绍的。在这种避免“不雅”后果框架中实现的婚姻，当事人的自由程度是很约束的，却是很保险的。在所有组织参与控制“不雅”观念的大势下，当事人既保证了婚姻的质量和白头偕老，又为新生的父母造就了教育好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良好条件。我和我的妻子就是在这种避免“不雅”的观念中谈恋爱和结婚生子的。这种避免“不雅”的观念，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中。一种对女性积极的某种恐惧，使我在坚守中既保持着清白之身，又感觉到了在德国受到同性嘲笑的委屈，因为这种情形在国内是不会发生的——一个单生男子在花花绿绿的世界中不采一朵花，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当邓姑娘这个我觉得是种“恐慌”来到时，你阻止她，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我觉得我和她的接近，似乎是被明灯所预早建好了计划，我和她就直接走上了各自经过磨难后——这是非常重要的必备条件——必要走的蜿蜒曲折的思意之路。通过她，我知道了、理解了、最后融入到伟大的女性的生命里去了。直到她经过我们合转的爱后“消失”了，我仍然在这条思意之路上用心、用穷问到底的思索走着，一直走到现在，为了她和我在一起欢愉时所思维出的理想理论，我代替她（准确地说应该是我协助她）完成以后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所必须做的有意义的铺路石的理论工作。
当我的视线在明灯的点拨下，用手拨开了那片“靡靡之音”的树叶后，我看到了一片新天地。我那被所谓洗脑了的思维就改变了，与其说“改变了”，不如说我的避免“不雅”观念的观念让我认识了爱情的不确定性和坚守爱情原则性二者是可以特殊地统一的。只有让避免“不雅”的观念深深扎入爱情的土壤，爱情真理的本质就可以让当事人生活得既高雅又普通、既世俗又高雅。爱情的不确定性永远存在着，它是夫妇双方保持忠贞原则的基础。而对邓姑娘，在这饮食行业这广阔而又狭小的空间里，后来我感觉到有了一种新“开始”的感觉。这个开始能帮助和爱护我吗？
 
德国复活节假期前夕，德国人永远最常说的“度假”那词，我常常在工作服务于他们时听到。我穿梭于“度假”的聊天中。德国人常常喜欢说这句话：“In der Welt blättern-Die Welt ist ein Buch, von dem mannur die erste Seite gelesen hat, wenn man nur sein Land gesehen hat.”难怪德国人是旅游（德国人称中国人说的旅游是der Urlaub，度假）世界冠军。话说在希特勒巅峰时期，为了抵御德国方兴未艾的共产主义思潮，拉拢更多的无产（工人）阶级，他继承民族传统，在波罗的海畔的鲁根岛(Rügen)，建成了能让2万人同时居住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度假中心。来到德国后不久，我深深地被这种交流文化的经济价值魅力所困扰、哭笑不得。只要一度假，全德国就静悄悄的（节假日，德国法定雇员是不需要工作的，除饮食行业外。如高速公路是不允许货车上路的），只有饮食行业的餐馆，特别是中餐馆因客流大而忙得屁滚尿流，狼狈不堪，当然“九龙仔”（德国的小费收入。该称呼是香港人在德国打拼时留下的：“九龙仔”，意指在香港地区是兴给小费的，好像只有香港九龙区的人给小费，由此得名。在中餐馆，小费收入不像德国人餐馆是必须内外分摊的。那时，中餐馆的跑堂独吞小费，工资收入也很好，圣诞和复活节期间的收入超过大厨很多很正常。）收入也很可观。可是，另外一种惆怅又涌入心怀：趁渐渐地昼长夜短，我常带着自己做好的食物独自到春野去拥抱大自然。
明音以前帮助妈妈付薪做工，总是有一羽不得劲的羽毛在挠她的心窝窝，以致于只要一工作，心里的不情愿就开始泛滥。她真的很不想一周花3天的时间去妈妈那做工，静静地在学校里读书，赶快读完了，工作后再孝敬母亲、帮她工作。这次回来，她发现了“新课题”，在德国她家的餐馆里，居然还有明阳（这时她称呼我的名字了，而不是餐厅里伙计们叫的“大明”了，我也称呼她明音了）这样的珍稀动物存在。经过了她与前夫的生活洗礼，她自信看男人的眼光已经提高到那种“一览众山小”的眼界了。当看到明阳时——就那么几分钟的交流，她想起了她与她的终生守护神明娲的对话：
“妳看中的男性，首先他就是妳的工具，他不能主宰妳，他在妳的手里。至少，妳要让他们思忖，怎么把持他们对妳产生喜欢到爱这一过程的方向，妳要调度这个方向。妳的言行举止是他们想象五颜六色的调色板，他们好画他们心中的梦想。这一点，男性特别有幻想性，短视性。他们把握妳心怀必须化简为繁方为上佳男性。”
“可是，明阳，我感觉他的出现，使我的胸怀有着一种莫名的蠕动，就像我爱上薇拉和我的前夫一样，这是一种大气息的交换，它们可能不是真实的，说不定是一种空气中的紊乱气流，但又不是那种紊乱，而是一种似丝丝入扣又牵肠挂肚的感受。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如果明阳是我的工具，那我宁愿可以和他先对调一下。”明音还没有说她最近的一直绕着她心窝感受：每当她见到明阳那似雕塑又温柔、既严谨又笑灿如花的面容后就特想拥抱他，再亲吻他。
“明阳是一个共产意识极为坚定和价值观很清晰的男性。妳只有借用《圣经》，借做他的老师才能够打动他的心怀，因为，‘上帝’在明阳的眼中是新文化，现在他需要新文化以扩充他的新思维，也是他想尝试探索‘永生’的新途径。当你们生活在现实中，意识更新于两种制度中，让他和妳一起构建妳的世界灯塔。”明音听着明娲的话，想了一下：
“中华文化有一种佛道合一的思想，叫‘佛无一体’，我不知道明阳有没有这种悟性。中华文化的‘无’是一超乎形体的，即它不是物，既然不是物，便不能分割成几何的形状。因此，现实说明阳不能今天信仰‘无’，明天又信仰‘上帝’，是吧？因为上帝本质上也是‘无’，也是不能分割的。”明娲听到明音这样说，她并不是不想再说，而是认为明音说的对，她不必再说了。不是吗，上帝也让过去和现在信仰他的人们信徒分割成很多块了，让明阳怎么去信仰他？
而明音却仍然在鸡蛋里挑骨头。对男性这么了解的我怎么就这么看得上明阳呢？奇怪，是有我所不知道的心灵感应？是别人喜欢我我又不在乎别人的对等交换？然而她却不知道，明阳也和她是一类的人，也有不少女孩子追他，他也感觉到了明音在“好感”他，如同她也感觉了别的男孩喜欢她一样。看来，她还没有作为不被追者的经验。
 
那个周末，明音在外看似平常而她内心是不平常地来到妈妈的餐馆帮忙。她的到来，为“北京餐馆”带来了另一种独特的异性清风。虽然外面还有冷冽的寒风，可是在餐馆里面的暖气却被调节得温馨、暖融融的。
在德国的中餐馆，我从厨房的最基层的岗位洗碗工做起，一直干到餐馆的大厨和餐厅的跑堂。工作了近十年，各式各样的厨房人员和大堂的跑堂、酒吧人员，见过不少，这里面有职业的餐饮工作人员，有黑工、甚至黑户（即没有正式居留人员）的，但最常见的还是在德国大学“半工半读”的中国男女学生。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各怀着心机工作着，因此，我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因价值观被突然转换所产生的半生不熟的新的价值观念。
明音好像有那种伪成熟的西方思想自由观念，常常被大陆来的不了解她的中国人说她是混血的、崇信西方文化的“香蕉”。但她心里却另有中华文化七千多年历史的太极图腾。中华民族的祖先，宏观天地，微观山水，以天空为太极图案的白色部分，以地球为太极图案的黑色部分，黑白分阴阳，男人为阳，女人为阴。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男上女下，这一点是糟粕。她经常暗自偷问，我是“香蕉”？，是“西瓜”才对，外面是花的，里面是红的，一颗红红的中国心。在中国心这个领域，她的原则性强烈，她说，我是中国妇女；我是某块玻璃，也是块毛玻璃。
 
在大学里，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她曾经在各类餐馆（如在德国、希腊和意大利餐馆打过工）打工时，她的言谈举止融合着她的中华传统礼节的运用，通过她的气质暗示，加上谈吐，可以很恰到好处地、婉约地警示对她心有异想的西方和东方的男士们。她知道她的言行自由可以发泄到何种程度才不伤及对方又保护了自己；她知道自由底线的有效位置；她知道男性在用眼睛的余光或者直视看着她那因为在餐馆穿着白色的跑堂制服、扎着带着餐馆Logo黑色围裙腰细而更显得高耸丰满、气蕴汹涌、呼之欲出的胸部时她将如何应对；她知道当男士逼盯着她的眼睛时她将如何以柔克刚；她更加猜地知道自己在熟识她的男士脑海中是梦幻的性影片，他们在晚上的被窝里想得到她时那种荷尔蒙焕发浑身不自在的感受，那是她那狐狸精的魅力形象和身体特征的内质外露所引致。她的这几个“知道”，就是她的——粗鲁地说——性魅力和言谈举止对男性充满着无意的诱惑的外在证明，内在的东西，她不挑明了，他们甭想知道。性魅力（她的身体特征的外观）是外观的、可见的、可幻想的，却是不可摸的，我的中华文化的身体是哲学构成的，当我的思想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喜欢欣赏我的人只能看，只能思我的身体特征。女性身体特征的性魅力并不是内在的爱情，更加不是婚后的生活，她清楚地知道这点。这些“知道”，她必须小心地捂在她的怀中，让她在喜爱她的他们的怀中自己去发芽吧。明音心里这样想，他们发他们的心田里的春芽，我专心在大学读我的“圣贤”书和在空余时间去“下基层”，到妈妈餐馆“救火”、挣点生活费，这和双方各自所持的自由观念是不发生矛盾的。当某根芽长得影响了我的自由了，我就“揠苗助长”，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这样做，我自由了，他也自由了。他早点在我这颗树“上吊”，那不是给了他更好的自由吗？真吊“死”了，那他没死前，活在世上尽在追求我有用吗？在她未婚前和离婚后，她的“爱情”树上总是有一些小鸟在她的枝头上唱着悦耳动听的歌，他们唱给谁听？当然唱给她听的，顺便也唱给他们的竞争者听，青春生活就是这样客观地被存在的。他们唱得多了，她听着也很烦恼——总是说我喜欢妳这，爱妳那，其实，她知道他们在“盲人摸象”或者是看着我家是开餐馆的，有钱；偶尔，也会有某头牛或某头猪，在我这棵哲学树上蹭一蹭。唉，女孩被男孩喜欢多了，“身子”就被蹭成毛玻璃了，让周围的人看不清楚她的本来面目。她很享受她的中学期间，虽然有些尴尬，但身体的玻璃比现在明亮很多，她想念那个时期。
她常常想，我生下来就是读书的，要那么漂亮干啥？再一想，这种想法不客观，妳长得不漂亮吧？别在自作多情和自信得脱离实际，不然，妳就做艺员了。自她与前夫离婚后，她很认真地研究了她的“漂亮”的根由和组成部分，是什么因素使她被“漂亮”的？由于宣扬圣经文化（白人文化）以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教堂）是如何华丽巍峨耸立，蜿蜒伸展的高速公路与绿化成荫、又各种现代房屋的城市是如何的壮丽；以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以其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西方艺术和科学，又如享誉世界的、镶嵌于圣经文化中的璀璨明珠——音乐，又使西方的思维意识高度文明。白人用有形的（如圣经中的人物插图及精美的教堂宗教画及普罗大众的西洋画）与无形（如有口皆碑的西方教堂音乐和古典音乐）的两种审美形式结合，外加西方强大的物质基础，使圣经文化的人体雕塑美、精神的音乐美轻而易举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在世界氛围无死角地展现。从1840年后到现在，中国人把西洋人的人体相貌的美和“漂亮”当作了无可争议的简单的、不经思考的审美标准——凡西洋人美。我是这种审美标准的“受害者”——我的婚姻没有因为我的漂亮而白头偕老。我天生有着1/8的中俄血统，有着白人的微陷的眼窝与高鼻梁，有白人的骨骼与肌肉系统形成的长腿和与比亚洲女性——亚洲男士们认为——更加有比例的丰满的、跃跃欲蹦的胸脯，在一些不加深入思维的男人眼中，我就是更显得亭亭玉立，鹤立鸡群的混血儿了。我不喜欢某些中国人不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深刻地分析和对比后来评判我的或者白人女性天生的所谓的漂亮，或者是被某些中国人说，白人天生就比中国人更漂亮。这个观点是因被压西方物质强大压力下压出的自卑型矮和精神空虚所形成，是很害人害己的不切实际的观点。男人啊，在女性面前总想着凭自己的力量和精力，而不是精神内涵能将不切实际转化为切合真际，她感到不可理喻，这样的男人，怎么能正确理解由满脑子都是精神内涵的女性所构建的爱情？她一向认为，爱情是女性的不是男性的专属。她认识的一个日本寿司店老板，和一个肥臀丰乳的波兰裔德国女人结婚，结果很悲催，女儿生下后无人管，自己所积钱财被骗得一干二净。如果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基础的更新超越了西方世界（欧洲和北美）——这是决定人的漂亮的思意基础——那时，世界就会认为中国人就是最漂亮的人种了，他们会说什么大长腿，那是麻杆腿，还是中国人能蹲下的腿合理；什么有棱有角的脸型，那是中国广东古人说的“番鬼”脸型，还是中国人的国字脸和瓜子脸自然。辩证地说，现在我作为中国人，走在德国的大街上，即使我认为自己不漂亮，我也认为我漂亮，故中国文化“漂亮”，我也漂亮。漂亮是内蕴于文化中的，城市、教堂、工具和音乐不能决定漂亮，是内心的文化决定漂亮的。
那么女性的“漂亮”是由什么构成的？明音常常想这个问题。她从小就不觉得自己漂亮，因为认识的朋友说她的长相与邓丽君相似，她就更觉得自己不漂亮了。她不觉得邓丽君长得漂亮。邓丽君的漂亮是内涵气质散发的荡漾美，她美在她的气质的外延是散发性的、雅俗充实性的和灵动幽默性的精气结晶通过眼、口释放出来的、来自凡间外的气蕴；不是那种凝固性的、低级趣味的和贱显艺术的大部分艺员该有的、一个模子浇筑出来的形象。所以，她的美——不是漂亮——耐看。她的美在她的柳颦梅笑中，是种中国妇女无私心怀的美——邓丽君的五官长得并不漂亮，这是她特有的身体特征的一部分，她想，如果邓丽君长得漂亮了，好像梦露一样，她不会觉得邓丽君很美了，反而觉得，这样的邓丽君，还不如民国的“丑女”潘玉良。而我为什么这么受青年甚至中年男士的喜欢呢？就是因为我不喜欢的——他们喜欢的——自己的胸部的身体特征？或许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明音将女性的“漂亮”像西医解剖人体一样，将其划分成了“整体”和“部分”、“意识”和“物质”：漂亮有天生丽质的和后天桃花的；有不漂亮但气质和智慧很好的；有漂亮的，却庸俗市侩的；有东方涵韵的内在美和西方靓丽的体型美的；有中国的内含德才美的，有西方自由裸身美的；有中国古代的“琴棋书画”和“诗词歌赋”上半身思想艺妓美的，有西方妓女有法律保护的下半身职业的妓女美的；更有她前夫所喜欢来自日本的童颜巨乳美的，这种巨乳美，又何尝不是西方妇女的体格刻意的模仿美。这些女性美，如果被资本浓化，被文化淡化了，就会产生对女性漂亮的价值玷污，它产生了肮脏的价值。每当明音想到她的前夫将她的胸脯比喻为是日本的童颜巨乳美，并以美的名义加以玩弄她的乳房时，她的女性抗争意识就变得愈发强烈。她想，女性的漂亮远远不是她现在所描述的内涵，女性漂亮不是局部、个体美，是整体，是精神的无价美。她象征着真理和智慧，更有扩大到中国女性的美，那是她定义的阴理美，或者是真理本质的永恒美。按照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国的女性漂亮内涵是母性和人民，是无欲而为、无为而为和无心而为、生生不息和谐的，是生产和价值，是政治和制度，是男性必须敬畏的和永恒跟随的抽象美，是女性的范畴美。这时女性的漂亮就成为了一个理论范畴的抽象基础——“乳原”了。这是明娲在我离婚那段无言痛苦的情形下提示给我的。
某一天，明娲化为一只天鹅，在蓝天中飞翔，我听到她的带着旋律的话语：
“天宇中国，地大物博，山水相逢，人物谐美；

夏虫朝菌，玄如日月，熔古铸今，蔚为女水；
阳尽丝鸣，阴萋合转，乳原间隙，缘气去伪；

良田丰腴，霜露甘甜，天地阴美，女行男随。” 


贴主:沙河粉于2022_12_17 23:14:2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