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佩洛西台湾行的有感而发》

西方思想的立足点
本质不等于立足点。但认识本质，却有助于选对立足点。这个但书很重要，它能保证政治哲学思考时的正确性，也能帮助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选对方向。
一般论说文设置立足点不是难事，但哲学意义上涉及终极本质性的立足点的设置，则必须慎而重之，否则因此而产生的谬误就为害不浅。如果在本质层面存在问题，后续会衍生出几何级数的偏差。接下来，我想就西方理论里立足点不够“慎而重之”而产生的荒谬结果加以批判。
1，先看一看，作为“上帝”这个“立足点”，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所产生的矛盾。
曾经有人提出，由于“中世纪基督教不能解释：既然上帝是仁慈的，无所不能的，为什么造出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对此，奥古斯丁提出了“自由意志”的学说。
人类困惑于自身的“有所不能”，因而空想出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笔者认为：东方人的各路神仙是异曲同工的理念）。空想的产生是因为人类对“有所不能”及“无所不能”的本质不了解（详情请参考笔者的《逻辑后缀学》）。
奥古斯丁的意志自由理论，其实是为上帝添堵。
奥古斯丁认为，正是由于上帝的仁慈和无所不能，上帝才赋予人类意志自由，让人们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人类辜负了上帝的好心，利用上帝赋予的选择自由做了错事。
但这里的逻辑岂不是亦意味着：无所不能、绝对正确的上帝“赋予”人类意志自由其实就是一件做错了的事？
此外，奥古斯丁认为：一旦人对上帝犯了罪，便遭永劫，除了靠上帝的拯救之外，是不能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得救的。那么，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下了“原罪”时，为什么上帝不立即去拯救他们，而把他们“放逐”出去让他们继续犯“本罪”？
自由意志说其实是制造了一个悖论，使人成了在上帝和魔鬼之间“被撕扯着的一具木偶”，人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在善与恶之间直接作出选择，而只能在信仰或不信之间作出选择：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的，但信仰上帝，却没有自由意志，不信上帝，反而有自由意志。
西方政治哲学如果没有渗染宗教因素，许多理论其实还是很有见地的。问题是西方政治哲学与宗教本身就同气连枝，密切难分。让西方政治哲学与宗教分离，西方政治哲学就会显得支离破碎难成系统。
其实作为信仰，信就是了。就把自己作为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的木偶，听从命运的安排，也未尝不是一件省心的事。可是西方人不甘心，他们既要上帝保佑，又要有自我的自由意志，由此创立出人的哲学（实质是政治哲学），妄图在上帝与人性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从而两全其美宗教和哲学体系。可惜结果却是政治哲学和宗教互相扯后腿，奥妙的逻辑思维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全知全能的上帝也被人间的逻辑狡辩弄得百口莫辩。西方政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就变成一个笑话。
2，西方哲学史（政治哲学史），其主流是以人为立足点而思考的理论史，其理论简称“人是目的论”。意思是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为人这种理性存有的存在而存在。因此人对客观存在有自然拥有的权利，这个权利来自于上帝。即人是一神（上帝）之下，万物之上的主人。既然是主人，我们对这个世界予取予求当然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既然是主人，当然是什么我都有权得到一份。得不到，就叫做不公平。不去获取，反而是不正常不合理。
“人是目的论”产生于对终极探讨的可能性出现了疑问之后。
苏格拉底要求作“心灵的转向”，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即后来人们所常说的，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苏格拉底认为，对于自然的真理追求是无穷无尽的，世界常变，因而得来的知识也是不确定的。要追求一种不变的、确定的、永恒的真理，就不能求诸自然外界，而要返求于己，研究自我。苏格拉底因此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
认识自己并没有错，问题是，认识自己依然必须与自然相结合，求诸于己与求诸于自然本质上并没有分别。然而从苏格拉底开始，到以休谟的怀疑论哲学为代表，西方思想将自我和自然明显地区别开来。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是和自然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实体。而创造了自然和人的上帝，则被高高挂起成为一个抽象的象征。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形而上学对终极的探讨越来越没有说服力，最后康德哲学干脆得出存在的本体是不可知的结论，从而全面确立了以人为立足点的西方理论。
以人为立足点的理论，就是有立场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就不再是哲学意义上的理论，而是政治哲学范畴的理论。即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的走向，就从哲学性，“堕落”到政治哲学性。
政治哲学范畴的理论，是功利性的，以利益为前提的理论，说穿了就是“游戏”理论，依据政治理论制定的规则，就叫做游戏规则。
“人是目的论”的认知，也就成了西方，特别是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如何公平获取，成了西方政治哲学唯一的主题。连西方人的上帝，其最重要的角色，也不外乎在人类获取利益的“游戏”过程中，扮演一个公正的、最后的、最高的道德裁判者。
这种政治哲学上的认知，既不是建立在对本质的合理的哲学认知基础上，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裂开来，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简单理解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因此是狭隘的甚至是错误的认知，最终就选错了立场。
上帝的本质是什么？人与上帝关系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物质的本质是什么？精神的本质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这些本质上的“是什么”都属于形而上的“问天”的问题。在这些问题未清楚之前，匆匆宣布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就显得相当的“不慎重”。西方理论在“问天”却没有明确答案之后，就贸贸然选定立足点主动去“释天”，这立足点就是人自己，以人为立足点的“释天”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立场：
一是极端的排外的宗教狂热，自我认定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对不是上帝子民的外族就可以肆意打击。这种宗教上的排外性除了造成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长期残酷的宗教战争外，更形成当今种种意识形态不能和平共存的根本原因。现代基督教表面上已文明进步，但排外性仍然从骨子里根植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一直延续下来。
二是彻底把上帝摆上神台而徒具象征意义，世界的舞台上只有人是主角，对事物的探索只有形而下的政治哲学。这种性质的政治哲学又产生两个极端，或无比悲观的末日论；或日益的狂妄自大，相互间的利益争夺越演越烈，对自然的破坏日益无度。
不管如何公平获取的理论如何精辟独到合理，当上帝这个裁判者的权威越来越被怀疑，任何“如何公平获取”的理论都会在人性面前不堪一击。
可以预测：当上帝这个裁判者的角色被彻底否定，“普世价值”被全人类认同之际，或许末日论真的有应验的可能。
东方人不会“问天”也不去“释天”但却“敬天、畏天”。东方思想理论的三大主流是佛道儒三家。撇开这三家宗教方面的内容不讨论，三家理论的核心都是不问天不释天。既然没有“天知道”的答案但又敬天畏天，就可以在保持人与自然紧密关系的前提下“慎而重之”地、刻意不明确地对待立足点问题，从而在处世哲学中保持着灵活性。
佛家理论超脱于人的角度，认为“众生平等”、“万法皆空”。而对本质的问题或直接回答“不可说”、或“拈花一笑”不置可否，这反而能够没有立场地客观看待问题。因此佛家的理论称得上是真正的哲学，佛家哲学被称为佛学。
道家理论则是逻辑性的循环演绎：首先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再逆向推导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而建立起“天人合一”的理论，但又以“道可道，非常道”刻意避开对本质的讨论。因此道家理论是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混合体。
儒家理论属于“实用”的带有浓厚功利性的理论，因此是典型的东方政治哲学理论。这套理论尽管建立在“天人感应”、“受命于天”这种敬天畏天的基础上，但对于“天”这个本质问题同样是用“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来回答。
西方人对这种没有明确本质及立足点的理论模式嘲讽为没有原则。殊不知，原则都是基于立场，有立场的思维是认识事物本质的根本障碍。佛道儒三学这种没有明确本质及立足点的理论模式，反而表现出明显的客观性、科学性、灵活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以佛道儒三学为主流的东方思想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的根本原因。
以近现代西方的兴起而否定东方思想的科学性，这种以三几百年兴衰的眼前事实所作的判断是一种不懂真正辩证法的短视之见：人类历史的兴衰成败得失，本就符合自然规律的定数。兴，不一定代表正确，衰，不一定代表错误，是非对错永远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变幻莫测。兴衰的原因多种多样，许多时候，文明往往也被野蛮打败。但符合自然之道的，生命力大多是生生不息，延绵久长。中华文明存续了五千年，正是由于其包容性符合自然之道，当中的兴衰毁誉都能够被内化为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潮流兴衰中，既要有审时度势的政客，更需要高瞻远瞩的智者。必须认识到，潮流不等于真理。潮流的形成，往往由于政客和民众的短视。弄潮儿，实在是人类社会的癌细胞。世界潮流风起云涌，反而证明了人性的愚味。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笑到最后的才是正确。
当然，亦存在着，东方思想、中华文明最终在潮流的冲击下彻底消亡的可能。
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顺着潮流的大势所趋。例如现在中国政府“不得不”放弃以往的意识形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顺世界潮流的无奈之举。
中华文明，是蕴含幸福快乐真意的最后堡垒，但已经有被全面侵蚀变质的可能。
因此，从哲学的角度看，笑到最后的也未必正确。
不正确的思想如果能笑到最后，对于人类来说，其结局一定是可怕的。
但真理面前，没有对错，存在都是必然。如果人类灭亡是一种必然，那也是真理上的必然。
存在不是真理，存在的存在才是真理。
3，西方政治哲学以物种间的竞争现象为立足点，建立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同样是选错立场的理论。物种间的竞争，目的是因为“我需要”而不是“我想要”，当需要满足后，这种竞争就会停止，物种就会“功成身退”，这谓之“我自然”，谓之“天之道”。而西方政治哲学把物种间的“我需要”作为人的“我想要”理论的立足点，是偷换了概念，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利益争夺被合理化。民主、自由这些口号，就是利益争夺合理化的“普世价值”。
4，人类的纷争，都围绕着利益。人的利益，分为“我需要”及“我想要”。当今世界的种种纷争，“我想要”的比重远大于“我需要”的比重。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人民被至高无上的神权及世俗的皇权所压迫，人的“我需要”权利受到剥夺，此时西方思想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口号确实具有进步意义。但“民主自由平等”的立足点是建立在“我想要”这个错误基础上，因此不过是把神权及皇权那种独裁式的“我想要”转移为人民的“我想要”，立足点错误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民主自由，应该说是解决“我需要”的良药，但相对于“我想要”却是毒药。由于立足点错误，不管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纷争的问题。如果“我想要”式的民主自由平等被继续“发扬光大”成为真正的“普世价值”，人类将会自食其苦果。
西方游戏规则的奥妙
当难以自圆其说时，就“不可揣摩神的旨意”，但西方哲学家们又承前启后地完成一套套“揣摩神的旨意”的学说。
其实包括上帝这个东西本身也都是“揣摩”出来的产物。
揣摩不可揣摩“揣摩”出来的产物的旨意，这到底是精神分裂还是高深莫测？这到底是高明还是蛮不讲理？
或者可以这么表述：西方人善于高明地蛮不讲理。
细心留意西方人建立理论的过程（立论），会发现西方人十分懂得“避重就轻”，或是说模糊焦点，又或者用流行的说法：选择性失明。
避重，就是先确立一个理论的立足点（论题），这方面西方人一点也不模糊，也就是直接了当，但立足点（论题）产生的根由却模糊化，然后根据这个论题言之凿凿地带出一个结论（所谓的“论点”），这个结论与论题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可能连带的因果关系（留意了，只是可能）。
就轻，却是“十分负责任地”把得出结论的理论推导过程（论证）与种种不容辩驳的事实根据或道理（论据）完美相结合。
例如：上帝创造了人（论题），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论点），既然是上帝的子民，我们自然拥有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论点延伸）。为什么上帝能赋予我们权利？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为什么上帝是万能的（论证）？你看这日月星辰奇妙的运转，你看这四季交替的分明，你看这生命诞生的神奇，除了万能的上帝，还有谁能作此大能（论据）？
以上立论，头头是道，难以驳斥。问题是，一开始的“上帝”真的存在吗？人为什么一定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为什么创造人？如果是寻根问底的人提出这类根本性的问题，答案就变成了“不可揣摩”的模糊化（避重）。一般不会寻根问底的大众，根本意识不到初始问题的重要性，而初始问题之后的分析，才是西方式的逻辑思维完美发挥的所在（就轻），一般人根本难以发现其破绽。
又例如经常提到的中国威胁论，也是避开什么才叫做“威胁”这个重点主题不谈（避重），却大谈特谈“军费增长”这个“证据确凿”的事实（就轻）。问题是，中国的军费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受到以美国为推手的种种外在威胁，而这些威胁，美国却再次“避重”，或堂而皇之地说成了“再平衡”。对于“再平衡”，美国人从理论上及行为上可谓不遗余力（再次“就轻”），确实给人一种“和平使者”的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假如有人问：既然美国的做法叫“再平衡”，中国的做法为什么不能也叫做“再平衡”？美国人就会继续“避重”了。
此类“高明地蛮不讲理”的避重就轻的手段，西方人运用得淋漓尽致。其中一种方式是：先制造一个局面，然后作沉思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接着振臂高呼：改变这种局面。这就是西方的政治，以美国为首的欧美集团都有擅长这一套的“政治家”。
例如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出炉之前，亚洲相对平静，“再平衡”出现之后，亚洲各国争端乍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美国便以调解者的身份出现了，丝毫不以自己是始作俑者为虞。
又例如所谓的民主运动。对一些本来相对稳定但看不顺眼（实际上不符合利益）的政权百般刁难百般挑剔，挑起种种反对声音及对抗运动之后继续煽风点火，然后再义正词严地告诉当权者：这是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诉求。
澳洲墨尔本曾经有一则新闻：一场森林大火发生的原因竟然是一位身为救火志愿者的人“想救火”而纵火！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正不断主导着一幕幕类似的滑稽剧。
最新的滑稽剧，就是佩罗西的台湾行。
中古世纪曾经在殿堂之上的哲学，被近代欧洲人演化成政治哲学。建国初期的美国是应用政治哲学的典范，之后的美国人把政治哲学变质为强盗哲学，再蜕化为流氓哲学，最后沦落为痞子哲学。
避重，避在不知不觉中。就轻，却大张旗鼓。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公正，契约，道德，权利等等耳熟能详的政治哲学名词就是这样被西方人用避重就轻的方式演绎得头头是道。
这种避重就轻的方式，结果就是让愚昧的民众一头扎进（政治）哲学的迷魂阵里，折服于严谨华丽的完善理论体系中，却不知体系的根源其实已经被移花接木甚至是无中生有。
大张旗鼓的“就轻”，更是一种高明的营销学，又或称“洗脑学”。
例如“中国威胁论”，把“证据确凿”的军费增长与“威胁”这个论题紧紧相扣，“威胁”就变得“证据确凿”了。
又例如上帝造人这个立论。西方人在传扬基督教时，不会一开始就与你讨论上帝本体，道德本源或上帝造人这样的高深题目，而是先派遣一些慈眉善目的，品质高尚的，能说会道的神职人员四处行善，建医院建教堂建慈善机构安抚人们的身心。如此一来，“基督教是一种好的宗教”这个理念就完成了深入人心的过程。即使有人追问也不要紧，那都是些枝枝未未的小问题，在不断对小问题反复诘疑中，“上帝”、“上帝造人”、“耶稣基督”等理念早已不知不觉就根植到潜意识之中。至于这个宗教的根本，上帝或耶稣基督的存在是否真实合理，就变成其次的了。
因此，基督教是高级营销学的典范。
同样地，你可以质疑，或者是讨论民主自由平等的方式方法，但在质疑的过程中，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自自然然就进入民众的意识里并在思想中扎了根。
在网上各种时事政治评论里，常常会看到不少“反对”中国民主的言论，这些言论尽管表面上不认同民主，但其实是带着遗憾的口吻：中国不适合民主，是因为中国人的质素未达到那个水准。这类言论里，潜意识中其实已经被“洗脑”，认同了民主是一种好东西，一种趋势，只是中国人无福消受罢了。
但实际上，民主与专制一样，只是治国的“工具”之一，谈不上孰优孰劣，只有在不同场合下适用或不适用之分，本质上都是中性词。有关这方面，同样请参考笔者的《逻辑后缀学》。
西方政治哲学，是一种高明的营销学。营销，说白了就是买卖。卖方永远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人，商人往往是“无奸不商”。即使是“童叟无欺”，也不要忘记了：买卖双方，卖方永远占着最大利益。
这篇文章相当“反西方”，但绝不是为反而反，而是深入剖析：极力鼓吹自由的西方思想，恰恰是思想不能够自由的根本障碍。
所谓不自由，不妨理解为受到某种“力”的束缚，解除了“力”的束缚，就能够获得自由了。
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对自由的追求有进步意义，但当时的“革命”对象，是属于“外力”意义上的神权和皇权。必须认识到，外力能够“困身”而难以“困心”，因此对外力的革命，难度其实不大。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解放外力束缚之时，却同时陷入个人价值个人利益无度追求的“内力”束缚中。而要“解放”内力的束缚，难度要大得多。这就是现代人：越“解放”反而越空虚越多烦恼痛苦的原因。
我们“觉悟”了“外力”的不合理，但有没有“觉悟”到“内力”同样的不合理？我们有对“外力”革命的勇气，但有没有对“内力”革命的勇气？如果没有，就请不要嘲笑拜膜神权皇权偶像的人的“奴性”，因为两者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

贴主:仁剑于2022_08_06 2:53:17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