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应克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写于 二零一六年
最近读到资中筠研究员的文章《自述》。这篇文章似乎是她为自己新出版的《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壹书所作的序言或前言。我无缘阅读她的这部着作，但对她提出的“资本主义演变”的命题，却产生了壹些兴趣，觉得这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似有共同之处。考虑到这个问题在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壹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工作者中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误区，感到有必要在这裏回顾壹下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资中筠研究员在此文的结尾指出：外国的基金会最想“和平演变”的，是他们的制度。这个观点其实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裏已经有所论述。但是，壹百多年来，人们记得并强调其中的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两个彻底决裂等等观点，却很少有人註意那裏有关资本主义自我演变的论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裏指出：“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这裏说的使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就不能生存下去”的论断，则表示这个变革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只有不断变革自己的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这裏，显然隐含着同《共产党宣言》的主旋律——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不甚协调的因素。
在《资本论》第三卷裏，马克思通过对股份制的剖析，进壹步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或演变过程，他把这个演变过程称之为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的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壹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壹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所以他又说，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资本主义演变和扬弃的结果，是彻底的自我否定，最终将演变成为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壹卷裏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介绍了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马克思把它称为个人所有制），如何被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残酷剥夺和逐渐消灭的历史。然而，在否定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发展的同时却酝酿着对自身的否定。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必将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在这裏说的私有制的两种形态，即占有生产资料的独立劳动者的私有制和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他把前者称为个人所有制。这个划分是解开所谓“消灭私有制”这壹理论谜团的钥匙。鉴于目前理论界和社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十分混乱，我准备就此另写壹篇文章，供各界参考。）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这些论述裏，我们不难发现：
（壹）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因素。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从诞生的第壹天起，就带有推动生产和进行剥削的双重性质，也可以说是具有两种相互对立、完全不同的功能。它的自我扬弃，主要就体现在这两种性质和功能的相互消长上。总的说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它推动生产发展的功能逐步增长，而进行剥削的功能则不断削弱，也就是说，它的生产性得到持续发扬，剥削性则渐次摒弃，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股份制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扬弃的重要裏程碑。它标誌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性的扩展和剥削性的削弱，也标誌着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变革，甚至还带动着社会关系的变革——大量普通劳动者和社会公众成为特定企业的股权所有者，和资本家分享企业利润。
（二）资本的性质，从私人资本到具有社会资本的形式，再到社会资本，是资本扬弃所呈现的主要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性和剥削性相适应的资本特征，是它的社会性和私人性。资本主义初期的私人资本，以残酷剥削劳动者为特征，只是它通过生产为社会提供产品，客观上具有壹定的社会性。当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为单个资本家力所不及，多个资本家合作的股份公司应运而生时，它所集合的资本就越出了个人资本的范围，而具有社会资本的形式。按照马克思的解释，社会资本就是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早期股份公司的资本虽然有着资本联合的形式，但它来源于资本家的私人资本，就其性质来说，仍然是私人资本，所以马克思说它只具有社会资本的形式。社会生产的进壹步发展，特别是信用制度的发展，把股份制的范围扩大到广大的社会公众，在资本市场上流通运转的，主要是独立的个人的资本。这些来自社会公众的资本，在投入资本市场之前，还是属于他们个人的私有财产，但壹旦投入资本市场，不论是直接购买股票，还是通过中介机构，它就由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社会资本了。不过，尽管它具有更加鲜明、更加广泛的社会形式，而且带来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显着变革，却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因为，首先，此类资本虽然来自社会个人，但他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没有“直接联合起来”，而是外在于它所投资的企业。其次，他们所得的利息，固然是合法的资本收益，可是其中也有壹部分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再次，从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论述来看，“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指的是企业内部的员工，只有全员持股的企业资本，才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资本性质依次变革的过程表明，资本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实现着和平演变和自我扬弃，削弱了自身的私人性和剥削性，增强了社会性和生产性。这个转变过程，意味着资本剥削的逐步减轻以至必将最终消除。其最终结果，将是企业内部的劳动者掌握企业的全部生产资料所有权，资本彻底褪去它的私人性和剥削性，而成为单纯发展生产、服务社会的工具。
（三）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股份公司这种形式，和平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而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裏曾经斩钉截铁地表明，无产阶级将运用暴力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壹方面是欧洲大陆在经历了184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疾风暴雨之后，革命高潮迅速消退，这不能不引起马克思对暴力革命的重新思考；另壹方面，马克思在潜心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发现了股份制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新生产方式的过渡点，股份公司便是这壹转变的过渡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可以通过股份公司这种形式，和平地发展成为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用不着任何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由此可见，对于股份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过程中的作用的充分估计，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裏提出的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主张。恩格斯在1895年发表的《导言》裏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壹个幻想。历史……消除了我们的迷误，……19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经过毕生的革命实践和深刻研究的反思后所得出的结论。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和平演变和自我扬弃，最终将导致自身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造成这个结果的动力，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暴力，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前面所引《共产党宣言》裏的“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的论述表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经常变革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以至全部社会关系，才能生存下去。这个变革过程，作为“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向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转变。理论界过去在解读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名言时，壹般都理解为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通过革命来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逻辑。而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和平演变和自我扬弃的论述，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和股份公司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演变和自我扬弃的结果；剥夺剥夺者的，不是外在的革命者，而是剥夺者自身的“自然过程的必然性”。
（五）按照马克思的预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扬弃的结果，将是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发展前景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了全面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所谓私有制，指的是“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所有制，“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马克思把劳动者的私有制称作个人所有制，非劳动者的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个人所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占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享有充分的个性自由。但独立劳动的小生产规模，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因此，个人所有制发展到壹定程度，就不能不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吞并、所取代，“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换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建立在残酷剥夺小生产者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有效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却剥夺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个性自由。这两种私有制的优越性和缺点是如此明显而对立，未来的生产方式将集中它们的优越性，排除它们的缺点，既能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又能让劳动者享有个性自由。这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所在，也是马克思为资本主义演变和扬弃所描画的前景。
多少年来，在我们的舆论、文献和教科书裏，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必须被消灭、而且将必然被消灭的剥削制度，而这个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对社会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加以漠视。对它的演变和自我扬弃的意义和前景，就更少有人註意。在意识形态领域，资本主义始终是壹个被蔑视、被丑化的概念。本文主旨在于提供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变革和扬弃的壹些看法，说明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历史的产物，是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免地需要经历的历史过程，它的发展变化有它自身的规律。所有意图超越这个历史过程、违逆它的发展规律的尝试，都是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都是不可取的。
改革开放以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迭起，曾经成为改革反改革、民主反民主的矛盾与斗争的重要形式。但进入新世纪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似乎逐渐淡出舆论。十八大把自由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宪法第二章的公民自由权利相辉映，自由在人们的心头留下深刻的印记，对自由化的感受就更淡漠了。
最近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重提“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提到立场的高度，重新引起人们的註意。因此，从意识形态和理论的角度，对这个概念进行壹些剖析，当前还是十分必要的。
什么是自由？
自由化是自由和化这两个词组成的復合词，因此，在读懂自由化前，应当先正确理解自由。
从理论上说，自由是天赋人权。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壹条就明确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註1）但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天赋人权的自由却无法实现。诚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註2）为了争取人的自由，把自由权利从王权、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中世纪的思想家、革命家高举自由平等的大旗，向封建专制进军。争取自由、人权、平等，成为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主旋律。直到今天，自由依然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
自由从天赋人权到民主革命的理论武器，是壹个宽广的意识形态领域。由于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每个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因而，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就必须符合于社会的共同利益，符合于社会的自由。为此，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壹些关于自由的限制性规约，以保证自由的争取与实现能够促进社会的正常发展。这些规范性内涵，构成自由作为价值理念的主要特征。它包括：
（壹）自由以理性为基础。英国的洛克说：“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意誌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註3）罗尔斯在《正义论》裏多次引述康德所说：“人是壹种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註4）马克思也认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它“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註5）（二）自由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人权宣言》第四条：“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壹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註6）孟德斯鸠说：“政治自由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壹个有法律的社会裏，自由仅仅是：壹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註7）卢梭则指出：人们不应当“把与自由相对立的那种放荡不羁当作自由”。（註8）(三)自由以法律为准绳。还是在《人权宣言》第四条裏，明确规定：“个人的自由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註9）孟德斯鸠说得更清楚：“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壹切事情的权利；如果壹个公民能够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註10）马克思则强调“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註11）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这些规范性内涵，为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和思想家所公认。马克思除接受这些内涵之外，还提出两个重要论断：（壹）自由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水平。他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获得自由的。”“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他在晚年还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註12）（二）人的自由发展是未来社会的基本形式。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将是壹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这个社会将建立“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生产单位，在这个联合体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註13）自由，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
由以上所列的材料可以了解，自由必须以理性为基础，以不损害他人自由为前提，以法律为准绳，凡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是自由；凡是不符合这些条件的，也就是说，凡是非理性的、损害他人自由权利的、违反法律的言论和行动，就不是自由，也就没有自由。这是自由的内涵，也是自由的特征，任何社会，任何个人，都是如此。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只有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自由实现程度不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或西方自由、东方自由之分。
什么是自由化？
先说什么是“化”。“化”的意思是由此及彼的转化，它包括两个涵义，壹是转化的过程，壹是转化的完成。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裏说的“‘化’者，彻头彻尾彻裏彻外之谓也”（註14），指的是转化的完成；但在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裏，更多的却是转化的过程。可以说，全部社会发展过程，都是壹个“化”的过程。所谓“进化”，就是社会从落后向进步转化，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的历史，都是进化的历史。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12条核心价值观，也都有壹个“化”的问题。这些价值观的价值所在，不仅在于须从理论上认识并接受它们的价值内涵，更重要的，是赋予它们以实践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实践这些价值观，进入“化”的境界。这就是国家的富强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文明化、自由化、平等化等等。只懂得这些价值观的涵义，却不去争取它，实践它，换句话说，不去“化”它，这些核心价值观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
所以，作为核心价值观的自由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认识它，理解它，更重要的，是要争取它，实现它，争取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化”的过程。自由化意味着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化，就个人来说，它是争取实现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的过程；就国家和社会来说，它是反对压制自由的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自由的价值观念，已被欧洲先进国家证明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利器，它也可以成为落后国家反封建反专制的武器。自由化，就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的壹个重要形式。在这裏，“化”的涵义，就是使国家和社会从封建专制转化为自由民主。
前面已经谈到，自由并无资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之分。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没有任何理论合理性，却只能暴露它的虚伪实质。为什么这样说呢？自由化既意味着由封建专制向自由民主的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进程，就没有反对的正当理由。把自由化加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正是为了掩盖反对、批判自由化的不合理、不正当的实质。这裏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根源。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合理性、正当性，存在于对社会主义的自信之中。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所以，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就在于，当前我国的社会性质属于社会主义吗？充斥于社会的，有多少社会主义因素？不用什么深入的考察，谁都可以从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中体验到，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专制主义及其派生物奴隶主义。
这种违反历史潮流的扭曲，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1945年曾经高调宣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註15）但是，在取得全国政权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急急忙忙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希图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根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高度文明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全部成就的基础上，用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而当时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尚处于十分幼弱的阶段，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远没有“经过民主主义”。毛泽东要消灭资本主义，要消灭资产阶级，就只能召唤封建专制主义。所以，中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而不可能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因素。
壹些反自由化人士自我标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但既然这个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遮羞布，那么，他们所捍卫的就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而反对的却是民主自由，社会进步。进壹步分析可知，他们反对自由化，源于对自由民主的恐惧。因为，封建专制制度，是他们富贵荣华的源泉。社会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势必摧毁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反对自由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历史回顾
在现当代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比较显着的争取自由民主的自由化高潮。
第壹次是毛泽东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推动了文化知识界的思想自由，费孝通把它形容为“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在知识界的自由化政策”，（註16）加上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壹再号召、动员人们“帮助党整风”。于是，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大鸣大放”的高潮，广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如果共产党能够虚心听取这些意见，认真克服缺点错误，就可以开辟民主自由的新局面。不幸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却被认为是向共产党猖狂进攻，自由化的高潮被消灭于残酷暴虐的反右派运动之中。
第二次自由化高潮是文革结束后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体制内的真理标准讨论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体制外的街头论坛（以“西单墙”为代表），相互辉映，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自由化、民主化，也促进了十壹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以致叶剑英在壹次讲话时说：“十壹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註17）理论务虚会上对共产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揭露和批判，加上西单墙上壹些比较激进的文章，引起了专制维护者的恐慌，于是就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切断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三次自由化高潮以学生运动为主要形式，出现在1986年，主要是在几个大城市裏，有些学生走上街头，呼求民主自由。运动遭到各地镇压，胡耀邦因所谓“自由化的保护伞”的罪名而被迫下臺。这个变故大大激励了反自由化的士气，那些顽固坚持专制传统的遗老遗少，兴高采烈地开会发文章，由北京延伸到几个大城市，掀起壹场反自由化的高潮，中宣部甚至发布正式文件，宣称1987年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对自由化。鉴于他们把矛头指向改革，1987年5月13日，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四大系统的干部会议上作了壹次报告，对反自由化作出严格的限制，（註18）把这场反改革的反自由化高潮消弭于无形。
第四次自由化高潮就是胡耀邦逝世所引发的“八九”民主运动。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民主诉求中，最主要的是反对腐败和开展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出于良好的爱国情怀的要求，却被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歪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学生们以静坐、绝食等方式，表示了对这壹定性的不满，要求当局承认学生运动的进步性质。然而，这个和平的抗议活动，却遭到血腥的镇压。继而开展的清查运动，把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壹网打尽。
反自由化的势力为民主运动被镇压而兴高采烈，弹冠相庆。接着发生的苏联东欧的崩溃，为他们提供了反自由化的新切入点。壹场以“反和平演变”为主题的反自由化闹剧于是开锣。有人提出：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壹是占据领导岗位的实用主义者，二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三是知识分子。还有人认为改革就是和平演变的具体形式，“是资本主义復辟”，“走资派还在走”“应该再来壹次文化大革命”。面对这些猖狂的反改革叫嚣，邓小平被迫南下，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不争论、谁不改革谁下臺等强有力的论断，震慑了这股反改革的风潮，刹住了改革倒退的逆流。
在这几次自由化高潮中，体制内外的人员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包括大量对于自由民主的期望，这些批评建议如果得到认真的采纳，就有可能使我国社会走上民主自由的大道。遗憾的是，由于这几次自由化的群众运动都具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结果都被封建专制势力扑灭。
（四）结论
自从西学东渐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坚韧不懈地开展反专制反封建的斗争。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有着两千多年传统的深厚积累，而自由民主却只有壹百多年的历史，所以在两者的长期博弈中，自由民主最终屡居下风。六十多年来四次较量，更是鲜明地展现出这个特点。自由民主的力量屡战屡败，关键在于掌握政治权力者站在封建专制的壹边。然而，这裏的情况是非常復杂的。第三、四两次自由化高潮被镇压后掀起的反自由化高潮告诉我们，反自由化的矛头必然指向改革，这也是当局所无法容忍的，所以这两次反自由化的高潮也遭到压制。这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只有在朝野齐集在自由民主的旗下，中国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但是，当权者什么时候能完全站到自由民主壹边呢？
从目前体制内外的情况看来，对于这个问题有着清醒认识的人还不多。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由化？在思想认识上普遍存在着模煳的蒙昧状态。我很希望社会上能开展关于自由和自由化的大讨论，既然自由已经被收入核心价值观，就应该被排除在“妄议”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