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季鹏（民间学者） 写于 二零二零年
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和各流派的归宿在研究毛泽东及其毛泽东主义之前，有必要先对的马克思主义作壹番了解和考察，因为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信徒，中共则谥其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先认识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才能弄清毛主义的源流，以及哪些是他从马氏学说中继承的东西，哪些是他自己塞进的“私货”。
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先要考察它的时代背景，这就涉及19世纪甚至更前的欧洲社会状况，以及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壹些情况和问题。这些不是本书的主题，所以我们只作壹些大致的背景介绍，不作深入的探讨，更不纠缠于壹些学术问题。但所引资料都有相应出处，事有所本，其可信度毋容置疑。
壹、多灾多难的人生催生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景和追求我们的话题还不得不扯远壹点，即需要从人类理想的渊源说起，因为这是后来壹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源头。
翻开人类的早期历史，几乎所有民族、部落都有自己的祖先追求美好“天国”的神话传说，或者反抗外族入侵，追求自由、幸福的英雄故事。这正好说明了人类具有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本能。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便寄托在自己创造的神话或宗教故事之中。另方面，基督教和佛教教义中都有关于人类“原罪”的说法，即是说，人是生来就有罪的，所以，在其成长中就必不可免地要承受各种苦难，去“赎罪”。这其实是壹种对自然、对社会现实无奈的屈从。这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顺从，构成了人们生存状态和心理平衡的两翼。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发现，在人类所有承受的苦难中，除了壹部分是自然现象造成的以外，更多的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比如，在长期的部落争斗中，壹些部落胜利了，壹些失败了，胜利者便惩罚失败者，后者成为前者的奴隶、罪徒，供前者剥削、役使。
即使在平等的生存竞争中，由于人的智力、体力以及机遇、环境的不同，其命运也可能有天壤之别，壹些人成了贵族、官僚、富人，另壹些人成了奴隶、仆役、穷光蛋，前者成了“食于人”者，可以不必劳动而过着优裕的生活；后者则沦为“食人者”，壹年辛勤劳动的果实大部奉献给别人，自已却温饱难求。这壹切，好似冥冥中上天的註定，无法改变，人们壹般只能视为“命运”或“天命”服从。
但是，命运的过分不公。贫富的过度悬殊，终究要引发骚乱和反抗，受到不公命运待遇的人们要起来向抗争，而受到命运“眷顾”的幸运者却不想失去他们的幸运，于是就有了争斗、暴乱和战争，就会导致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玉石俱焚。最后靠战争决出输赢，恢復秩序和平衡，历史就在这种平衡——不平衡——平衡中艰难前进。不过，明眼人都知道，这些矛盾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导致的是人类的灾难，文明的倒退（而不是什麽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如何医治这种病态，避免这种灾难的反復发生，成为厉代智者、贤人探索不辍的课题。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撰写了反映这壹愿望的《理想国》，提出由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哲人来治理国家，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和谐社会的设想。比柏氏稍早的中国“圣人”孔子，更加具体地描绘了壹幅未来理想社会的兰图：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市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西汉学者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记载的孔子的话，编者将其收入《礼经》中，是将它作为壹种治国理想来提倡的。孔子这段话对后世统治者虽然没有什麽约束力，但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信仰和行为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规范作用，成为－种社会文化、道德力量，因而流传至今。
孔子以后，很多学者都继承和发挥了这种“大同理想”，东汉学者于吉霄着《太平经》，谓“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復不平。”这是对太平盛世的最概括的解释。到了清末，康有为復作《大同书》，憧景天下壹家的盛世。直至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等，可见，中国人民追求这种“大同世界”的理想几千年来都未停息过。在欧洲，除了理论探索，还有付诸实践的探索者。
但另壹方面，也有人从另壹条道路追求所谓“自由、平等、均富”的目标，那就是历史上的各类造反者，在中国，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莫不以“均贫富、等贵贱”相号召，莫不利用人们对现实中不公、不义的不满树起叛旗，演出壹幕幕血腥故事。但亊实很快证明，这些反叛者只不过是追求“皇帝轮流做”的改朝换代而已，壹旦他们掌握了壹定的权力或者登上了皇帝宝座，其凶残、腐败的程度往往比之被其谴责和推翻的统治者更甚，充其量，他们不过是制造了壹个新的不公不义的社会罢了。
于是人们醒悟了，认识到“以暴易暴” 只能造成永无休止的暴力循环，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天国。
通往天堂的路太难，然而人们依然顽强地探索着。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了十六、七世纪，以科技进步为先导的产业革命，推动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欧洲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为此，壹些学者和热心人士又掀起了探索社会改革发展的新热潮。鉴于大家都认识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资本家集中这壹事实，有人想到财产私有制也许是壹切问题之根源，于是提出改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或平均占有的设想。还有先进分子进行这种实验，试图建立起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平等、互利、互助的的和谐社会。这些人是社会改革的先驱者，“社会主义”作为－种政治理念和社会改革方案由此而生。
作为壹种新的政治理念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探索通过主动的手段改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达到提高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福利和保障，实现社会公正、和谐的目的。它还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平等的法律制度。因此，它是人性光辉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壹。（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由于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暴力元素，只能算作它的变种。）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不只从亊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进行改革的实践探索。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应首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三个“托马斯”，也就是后来被马克思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三位先驱。
第壹位是英国的莫尔·托马斯（1478-1535）。他之所以闻名全球，应主要归功于其着名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乌托邦》（此书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趣又有益的全书》）。书中内容虽然有些荒唐可笑，但它的大胆设想和极富浪漫主义的描述仍然使人激动，比如，作者为了表示对金钱的鄙视和对财富的仇恨，故意说在“乌托邦”，黄金主要用于制作粪桶和尿盆，而“可耻的罪犯们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还有壹顶金冠”。奴隶们的链铐也是黄金或银制成的。莫尔本人曾任英国议长，大法官，最后因反对国王亨利八世被处以极刑。而“乌托邦”后来成为壹切脱离实际的空想事物的代名词。
第二个是闵采尔·托马斯（1489-1525），德国人。他主要是壹位实干家，乃1524-1525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闵采尔坚决反对教会势力，反对壹切剥削、压迫，他以建立壹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千载太平天国”相号召，组织群众武装起义。他的壹些理论着作都是在战斗实践中的演说，因此未形成完整体系。闵采尔的起义军曾壹度夺取政权，失败后英勇就义。
第三个是康帕内拉·.托马斯（1568-1639），意大利人。原名乔万尼·.多米尼奇，因仰慕革命先辈改姓托马斯。康氏也是壹位英勇不屈的战斗者，壹生在监狱中度过33年，其在狱中写就的《太阳城》堪比莫尔的《乌托邦》，但更为激进。《太阳城》内没有了奴隶，也没有交换，消灭了家庭，并实行公妻制等。
三位托马斯的共同特点是坚决反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强烈要求工农劳动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平等，并把私有制当作罪恶之源。不过他们的着作更多地可以看作幻想的政治小说，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着作。
进入18世纪以后，直至19世纪前半期，产生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另外三位杰出代表，即：圣西门·昂利（1760-1825），傅立叶·沙利（1772-1837）和欧文.·罗伯特（1771-1858）。这三位也都被马克思推崇为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并认为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壹。其实，他们主要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他们的的共同之点是既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都主张以新的生产体制，以公有制和合作社、股份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并主要依靠教育和示范来改造社会，达到实现“世界的和谐”（傅立叶语）的目的。
三人都进行了改造社会的试验。圣西门提出了他的“实业制度”，傅立叶倡导《法郎吉》的社会基本组织模式，欧文.·罗伯特的则可称为壹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实践家，同时还是工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和代言人。这位20岁就出任纱厂经理，最终涉足英国上层社会的富有的资本家，却壹生都在为工人的福利而斗争，先后致力于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时间、建立卫生的工人宿舍、建立工人托儿所、幼儿园和模范学校、设立工厂商店、互助会等等。以致终于成为名震欧洲乃至全球的大慈善家。欧文还首创了他亲自设计的、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阶级对立和“三大差别的”的“公社”制度：在公社内人人平等、各尽所能、财产公有、按需分配，使公社裏的人们过着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1815年后，欧文经过5年斗争，终于使英国议会通过了工厂立法，限制使用童工和女工。1824年，50余岁的欧文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印地安纳州买地建立实验性的“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但不幸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欧文也因此破产。但此后他仍不屈不挠地组织、推广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最终都无果而终。然而终其壹生为工人和劳动民众的幸福而不屈奋斗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动了－个时代，作为人性的光辉典范载入史册，永远为后人纪念。
三位社会主义的先驱之所以最后未能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直观的说法是由于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或者说，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论其思想、道德和行为都远远跑到整个社会的前面去了，社会跟不上他们的步伐，他们是真正的“先驱者”， 但他们追求的理想却成了真正的“乌托邦”。不过从另壹角度看，正好反证了他们所探索、追求的事业和方式方法，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只是壹种善良的愿望。但不管怎样，他们的探索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从欧洲人对社会的改革与探索中，我们看到了与中国－样的情况：在如何建立公平、公正、和谐社会的方法、路径上，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壹种是试图通过教育、示范和制度的改造，逐步实现社会变革，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另壹种是倡导以暴力手段、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平等”和财富“均分”，马克思主义正是这壹派的代表。但它比历史上造反者高明，它披上了－件“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外衣，还有－套烦琐的、貌似高深的论证方式，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但它终究没有跳出“以暴易暴”的陷阱，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完全是幻想或者骗局！那些打着它的旗号的共产党头目，在掌权后都成了名付其实的独裁者和暴君，其凶残程度远远超过原来的统治者。这道理其实很简单：靠暴力掠夺、杀戮起家的新统治者，必然“珍惜”自已以性命换来的－切——权力、财富、地位，必然不惜－切手段镇压反对者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下，妳还能指望他们为广大民众建立自由、平等、公平、均富的共产主义天国吗？！
二、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及归宿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己经从之前主要限于学术探讨和派别之争发展成为了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和改革浪潮，并进－步发展成为各种政党团体相互之间的政治斗争。
19世纪欧洲（主要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团体，可以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先说各种“主义”吧，那确是壹个主义“膨胀”的年代，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各种主义（派别），大概就有百来种之多。除了前面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外，还有什麽“魏特林主义”，“宪章主义”、“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盖得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工团主义”、“伯恩斯坦主义”、 “考茨基主义”等等。以及后来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葛兰西思想”、“新村主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密特朗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等等。这些“主义”的党派团体又组成各种协会、同盟、国际等，其中光各种“国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第壹、第二共产国际）就有近三十种之多。
对于如此繁復的各种主义，政党、流派，今日之壹般读者肯定没有兴趣去详其究竟，这也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既然提到了它们，也就不能不作简单交代，借用现在的说法，这些政党、组织，基本上它们可分左、中、右三大类（但决不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左、中、右），左派可以布朗基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并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它们在当时仍属少数的激进派。只是后来因为列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俄国夺权成功，才使得暴力马克思主义成为壹股巨大的、席巻全球的政治洪流。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后世。中派可以“工联主义”为代表，稍后的考茨基主义，乃至卢森堡主义也可归入中派。工联主义主要追求工人的经济利益。他们主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主义思想，主张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并不排除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右派可以“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它们抛弃了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党纲宗旨，主张走议会制改良道路，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这壹派最后演变成了二十世纪欧洲和全球的社会党国际体系。
对于这众多组织、派别我们没有进壹步研究和阐释的必要，我们在此需要弄清的应该是下述三个问题，即：为什麽19世纪的欧洲对“社会主义”产生了那麽大的兴趣？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社会主义党派团体中扮演了什麽角色？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派别后来的命运和结局如何。
关于第壹个问题，简单地说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对传统欧洲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其实质则是对欧洲社会的未来走向——其实也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的壹次大探索，所以具有为人类文明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
应该承认，爱琴海和地中海文明虽然不是人类文明最初发祥地，但它们却后来居上，壹直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当古老的非洲、亚洲仍然处在封建专制帝国统治的桎梏之中时，欧洲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民主政治革命和经济技术上的产业革命，步入了近代政治、经济文明的前庭。其中英国最早（17世纪末）在政治上进行了“光荣革命”（更早的政治革新则是起于十三世纪初期限制王权的“大宪章“运动），初步建立了君主立宪和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同时在经济和科技上率先进入了“产业革命”时代。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英国迅速成为世界壹流强囯，进而在整个欧洲大陆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其中最为激烈的就是18世纪末在法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到了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全欧洲（除了少数国家，如德国、俄国）基本普及。但是，新的制度在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新的问题和弊端，主要是社会向贫富两极分化，以及与之伴生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不和谐等问题。而欧洲人民是经过文艺復兴和思想“启蒙教育”的人民，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这壹新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种种弊端，对其合理性便产生了怀疑，对社会的未来感到了担优。这壹切，促使欧洲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和他们的代言人，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对社会改革和未来之路的探索中去。
另方面，欧洲社会本来就有着对所谓“空想社会主义”探索的传统，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实际上就是在新形势下对传统的承传和发扬。所以总的说，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决不是某个阶级或某些人群的利益诉求，而是全民性对未来国家和社会走向的探索，或曰对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之路的探索。
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还得益于当时多数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由此赋与了人们广泛的言论、出版、结社和示威游行的自由，从而使得形形色色的、包括反对政府的思想言论和团体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表意见的园地。很显然，这个条件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具备的，或不充分具备的，那些地方不允许自由探索。这也是近代欧洲走在人类文明前列的重要原因。现在己经看得清楚，十九世纪欧洲人的这种探索，最终结出了灿烂的文明之果，这就是迄今已在全球确立了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适价值观，以及民主宪政的国家政治体制。
第二个问题，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众多的流派、团体中居于何种地位的问题。
由于后来自称马克思传人的列宁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科书和政治宣传中，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和正统，而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当作旁枝末流，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实。
其实，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壹个激进派别。它没有也不可能壹统江湖，成为当时的思想权威。这从马、恩的活动轨迹就可以得到证明。纵观马克思壹生最重要的“革命活动”（除办报着述外），不外是协助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建立“第壹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 这两件“大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 是主要由小手工业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参加过1939年布朗基领导的巴黎起义，失败后被驱逐出境，1840年在伦敦恢復活动，并在英、法、德、瑞士建立了支部，其领导人是魏特林。其时马、恩都在伦敦，他们看中魏特林组织的“国际性”， 于是与之接触，在马、恩的劝说下，魏氏同意将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但魏特林并不完全买马克思的账，他态度傲慢，拒绝马克思对其组织的帮助，结果在同盟的“壹大”即成立大会上，魏被开除出同盟。但是马克思也没有出席同盟的成立大会。只是在同盟于1847年11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同盟的新领导者请马、恩二人为同盟写了壹份宣言，这就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第二年，同盟成员投入到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德囯起义，但失败并遭到重创。1850年同盟内部分裂。1852年10月同盟11名成员被普鲁士政府逮捕，11月马克思提议同盟自动解散。这个同盟前、后不过存在四、五年，它原来主要以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带去了马克思主义，与原有指导思想发生矛盾，导致同盟的分裂和最后散伙。但马、恩始终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统壹同盟的思想，他们也不是同盟的领导人。
至于“第壹国际”，本名国际工人协会，是个国际性的工人团体，这是它与第二国际作为社会党联盟、第三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总部的重要区别。后因有了“第二国际”，才叫它“第壹国际”。它成立于1864年9月，最初是当时的英、法、德、意、波兰等几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和代表在伦敦为声援波兰人民反抗沙俄的殖民统治而召集会议成立的国际组织，马克思作为德国代表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并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和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主义”无疑对“第壹国际”具有指导意义，但它成立后主要从事工人革命运动宣传鼓动和联络工作，且不久就出现分裂，主要领导人奥哲尔、克裏默都“叛变”， 与资产阶级妥协，反对巴黎公社起义；另壹位领导人埃卡留斯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很快国际内部分崩离析，演变为不同派别思想斗争的角力场。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相互攻击，第壹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奥哲尔、克裏默都是英国工联的领导人，工联主义的创始者，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法成为国际统壹的指导思想。第壹国际前后存在了12年，最盛时会员达到1.9万人，它的法国支部参加了 1971年3月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逐渐衰落。1876年7月，经马克思提议，第壹国际正式解散。
至于恩格斯，他的主要业绩除了参与上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壹国际”的组建外，另有两次较为重要的经历，壹是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期间从伦敦回到德国科隆参加过壹段短暂的武装起义，不过只担任壹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装指挥官的“副官”，无甚英雄业绩可言；二是在马克思死后，他参与了创建“第二国际”的活动。第二国际于1889年7月成立，它由22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组成，所以又称“社会党国际”。第二囯际内部也不统壹，恩格斯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倍倍尔、李蔔克内西、卢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均政见不和。恩格斯本人这时思想也起了变化，对原来暴力马克思主义有所修正，他最后选中的“遗属继承人”伯恩斯坦，按照后来苏共、中共“正统”的说法，是修正主义“鼻祖”。第二国际实际上只是个松散的联盟组织，其时恩格斯年事已高，他在第二国际成立6年后的1895年就去世了。按共产党的正统说法，第二国际在恩格斯死后就变“修”了。它在壹战中散伙，1920年恢復成立，其后得到发展，并且壹直存在到1940年，最终融入现代社会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