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难避免犯错误。
首先是他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办好。壹个人的脑袋代替了千百万人的脑袋，难免出现决策错误。他做出错事以后不仅没有人敢批评，还要阿谀奉承，小错会铸成大错，局部错误会演成全局错误。
更为重要的是，专制制度下的高层领导者常常受骗。他们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决策，哪有不犯错误的？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垄断了壹切信息，控制了壹切舆论。他主观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观上也就封锁了自己的耳目。在这个制度下，信息只能纵向传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由于利害的诱导，下级总是反映对自己升迁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级爱听的信息。最高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些假信息作出决策的。1958年粮食“放卫星”的假信息，使毛泽东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指导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从1958年冬到1960年初，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大量出现。由于得到不全面、确切的信息，在毛泽东认为，这类情况是个别的、暂时的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饥荒进壹步全面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从省委书记那裏得到的还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中共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贊扬，说贵州的经验“是壹个科学的总结”。在全国推广了贵州省办公共食堂的经验。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壹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了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的大量喜讯，还说“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壹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绩”，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3月5日，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大多数食堂办得很好，壹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壹部分培养了鸡……”3月5日，由吴芝圃任第壹书记的河南省委向毛泽东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市的汇报整理的报告说：“目前大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曾对我说：妳站在天坛圈丘的园心大喊壹声，壹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妳听到的声音还是妳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誌不壹致的声音。
毛泽东有时相信壹些谎言，有时对有些谎言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据毛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开始，毛泽东对“放卫星”的报道是相信的，对于粮食“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毛泽东都逐篇认真阅读，在壹些地方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后来，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他视察很多地方，尽管事先地方干部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毛泽东对壹些放卫星、说假话是有所察觉的。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公社领导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不信，他指着壹位市领导说：“妳在吹牛。这不可能，妳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妳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那位领导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往裏吹风。他们让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泽东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泽东对听不到真话也很苦恼。有壹次他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
据叶子龙回忆：“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壹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为了摆脱假话的困扰，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亲自搞调查研究。毛让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分三个组搞调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陈去浙江。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来去河北，陈云去青浦，朱去四川。没有这些调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人不仅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最危险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纠错机制。而极权制度出现错误后，只有最高统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纠正错误：或者通过妳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改组领导机构，才能改弦更张。
在是否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坏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减少损失，但全局的损失难以发现和纠正。在大饥荒期间，由于主事的领导人素质不同，各省死人严重程度不同，但全国还是饿死几千万。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坏人主事，也会造成损失，但容易发现和纠正。坏人会很快会失去权力。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1958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铺天盖地，共产主义的狂潮席卷神州。壹时，中国的多数人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振奋。正是在这美好理想的旗帜下，铸成了惨绝人环的人间悲剧。但是，这共产主义的狂潮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少数人壹时的疯狂。它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极端化。为了探索这壹理想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从它的源流说起。
壹、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人是万物之灵，又是壹种非常復杂的高级动物，他自私、贪婪、残忍、淫荡，而且无休无尽，在这些恶劣的方面远远超过其它高级动物。但人有同情心，有关爱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这是其它高等动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说人类“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魔鬼”(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人是群居的，有社会性。作为“魔鬼”的人经常和其社会性相冲突，而作为“天使”的人使他们和谐相处。为了维护其社会性，使其不至于相互残杀而自灭，人类的精英们壹直想方设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壹面，因而出现了种种宗教，种种学说。然而，在这种种宗教、种种学说之间的相互斗争中，人类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间，这种执行者的魔鬼性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类是智能高度发达的动物，正是智能的创造性才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为现代文明。尽管人类的创造是在社会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和相互合作中发展的，但作为创造性的本源还是每壹个人的脑力和体力。但是，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类的魔鬼性的过程中，同时把个人的创造性抑制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停顿的危机。计划经济制度和与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证明了这壹点。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成了千古难题。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没有社会，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和上壹个难题相关的另壹个难题是，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需要在壹些共同的问题上众多的意誌服从共同的意誌。然而，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壹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为“依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马克思语）。控制众人的权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变成力量强大的魔鬼。毛泽东组织社会的方式就是运用秦始皇遗留下来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权威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恶魔，大饥荒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也是人们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
人类社会对上述千古难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长达数千年时间内，人类依靠超乎众人之上的最高权威力量来压制人性恶劣的壹面。这个最高权威有的在人类之上，如上帝以及种种神：有的在人类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结合。但控制最高权威、防止他不变为魔鬼的难题直到现代才在部分国家中得到解决。
与服从权威相适应的理念是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人主义。崇尚集体、压抑个体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图的着作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孔子的“克己復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的规范之中。汉字中有壹个“公”字，这个字是由“八”和“厶”组成的。“厶”即古“私”字，《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中国的“公”是和个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说法，其本来意义是“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儒家经典之壹的《礼记·礼运第九》从“天下为公”出发，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
人类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相隔万裏的异域也会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远隔万裏的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妳。”他认为，如果妳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妳就是自私的。柏拉图承认的首要准则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图主张“共有财产”。在同壹书中，他写道：
妻子们、孩子们及其所有的奴隶们都有他们的壹份共有财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或个人行为。只要这点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为私人或个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视、听和行动──好似它们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壹样。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在相同的时间内，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欢喜或悲伤。所有这些法律因把国家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而更加完善。
为了实现“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柏拉图主张控制舆论，主张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他甚至认为：“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壹些假话和欺骗。”
在中国，几千年来，是王权支配壹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裏，王权是至上的，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统治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个人都是国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权思想就是专制思想。这种专制思想，由秦始皇构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实体化。这种制度将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实现了“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所谓“格式化”，就是消灭了个性。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距今几百年前，对上述千古难题的探索进入了壹个新阶段，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工商文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壹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着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壹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誌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誌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
第壹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在壹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
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壹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等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
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壹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壹个概念，利己主义是和利他主义相对应的。个人主义可以和利他主义相结合，用利他主义来抑制人类的魔鬼性。而利他主义也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关爱心。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圣经》上说，“爱妳的邻人”，不要“爱妳的部落”），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壹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壹样如此有力的思想。”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这就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在文艺復兴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后成长和发展为西方文明。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
个人主义的美德是：尊重和宽容别人和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刚直不阿）；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这些美德减少了社会交往中的磨擦。
个人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任何人没有权力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无私的美名。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自己决定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为他人做出牺牲，自己对这个决定的后果负完全责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壹目的的至上性这壹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壹目的，这条规则的唯壹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
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于商业的发展，欧洲那种有严格组织的压抑个性的等级制度，在剧烈的社会震荡过程中，逐渐转变成壹种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个人从束缚他的种种习惯和成规中解放出来，个人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商业规范逐渐代替了等级规范，自由竞争逐渐代替了行政垄断，契约整合逐渐代替了行政整合。壹旦除去了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类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大进步，生产力的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壹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如是说。
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每壹个人的自由。保护个人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是国家的目的。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扩张，必须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不承认有“内圣外王”的超人，却承认任何壹个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两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会的全权交给任何壹个人，也不能交给壹个不受外力制衡的独立的组织。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
如上所述，人类是群居的，是有社会性的。除了协调人性以外，还有壹个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在组织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极而言之分为两类：壹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专制独裁制度。在二者之间，因民主和专制的程度不同，有着种种不同的情况。专制独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众利益的面目出现的。专制独裁制度的统治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从人的生理本源上看，专制制度在壹定程度上来源于人的动物性。看壹看某些具有社会性动物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们的领袖取得权力靠的是强力征服，维护权力靠的是强力镇压。其征服和镇压是极其残酷、极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蚁群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的进化，人性的成份逐渐增多，动物性成份逐渐减少。政权更迭方式和执政手段逐渐人性化。专制制度逐渐被民主制度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