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政治学

  1.共产主义与保守主义

  这种贵族伦理学是如此崇高，由此派生的贵族政治哲学自然会更崇高，更令人生畏。我们不要指望皇帝的老师、公主的丈夫，会与平民百姓或商业资产阶级有什么亲密的接触。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导致了动荡和灾难，亚里士多德是保守的，他像所有典型的学者一样，向往秩序、和平与稳定。他认为在动荡的时候不能进行政治煽动，只有政局彻底稳定时，才能进行改革。亚里士多德说：“对法律进行草率的改革是一种灾难，如果改革收效不大，那么不如像哲人一样，对统治者的某些缺陷采取容忍的态度，因为改革后公民得到的好处要少于由于他们不守法所失去的好处”。要想保证人人守法，以维持政治的稳定，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社会风气。“轻率地用新法取代旧法，肯定会削弱所有法律的本质”。我们不要忽视几百年的经验，“那么多年都过去了，如果这些东西是优越的，就不会直到今天仍无人知晓。”

  显然，“这些东西”指的是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普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也反对他关于政治体制的理想主义，他在老师所描绘的图画上发现了许多败笔。亚里士多德虽然保守，但在他眼里，个性、隐私和自由要高于社会效益和权力。他不愿把每个同龄人都称作兄弟或姐妹，也不愿称每一位长者为父亲或母亲，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兄弟，就等于谁也不是你的兄弟，而且，“做某个人真正的表兄。而不是给人家当柏拉图式的儿子，不是更好吗?”在一个柏拉图设想的女人和儿童归大家所有的国家里，“爱是平淡乏味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爱也许不会存在。”

  也许在我们模糊的记忆里，曾经有过某种共产主义生活，家庭就是国家，游牧或者原始的耕种就是惟一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同的社会分工引起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有的不平等，共产主义只好土崩瓦解，因为它不能为人们发挥能力提供足够的动机。假如社会财富为大家所共有，那么人们就不会爱护任何东西。“一件东西的主人越多，它得到的照顾就越少。每个人主要考虑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人们共同拥有某种东西，尤其是财产，终究会产生很多麻烦。别说令人难堪的共妻制，就是结伴旅行也多半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弄个不欢而散。”“人们总喜欢听‘乌托邦’之类的空谈，容易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无条件地成为我们的朋友，尤其是在听到有人抨击现有的种种罪恶时，更会想入非非。现有的罪恶据说都是私有制带来的，但实际上，这些罪恶完全来自另一个根源，就是人性的恶。”

  但是一般人的人性都离上帝较远，而更接近于野兽。大部分人是天生的懒汉，无论在哪种制度下，他们都将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让国家资助他们，“等于往无底的桶里倒水”。这些人在政治上必定要受别人统治，在生产上要受别人指挥。能凭智慧预见未来的人，就能成为君主或主人。只会以体力干活的人，注定就是奴隶。奴隶之于主人，如同肉体之于心灵。既然肉体要服从心灵，那么“所有低下的人最好都服从主人”。“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而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奴隶”。工业革命为我们开创的种种可能，这位铁石心肠的哲学家早已预见到了。他满怀希望地写道：“如果每个工具都能各尽其能，服从人的意志，……如果梭子能自动纺织，乐器能自行演奏，那么工头就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需要奴隶了。”

  这种哲学说明了古希腊人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和厌恶。当时雅典的各种体力工作还不像今天这样复杂。如今的许多体力工作所需的智力往往比那个时代要求中产阶级的还要多。现在的大学教授可能会将一个汽车修理工看成一个神，而那个时代的体力劳动只是出力气而已。亚里士多德就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蔑视它的，认为体力活是没有头脑的人干的，而且它会进而使头脑变得迟钝。由于体力劳动者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政治智慧，所以必然只有那些有闲的人才能从政。

  “最好的国家不允许技工成为公民。……底比斯的法律规定，只有从行业中退下来十年以上的人才能担任某种职位。”亚里士多德甚至将商人和金融家也划入奴隶的行列。“零售是一种不合理的贸易，……这是一种欺骗性的谋生方式。各种交易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高利贷，即靠钱来谋利。钱本来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不应该成为赚钱的工具。高利贷是所有赢利方式中最不合理的。”所以，“金融理论不值得哲学家去研究，金融这种以钱赚钱的勾当也不值得一个自由人去干。”

  2.婚姻与教育

  女人和男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野蛮人和希腊人的关系都应该是奴隶和主人的关系。女人相当于不成熟的男人，在生理上处于较低层次。男人天生优越，应该做统治者；女人天生低劣，理应接受统治。这一原则一定能推广到全人类。女人意志薄弱，因此没有独立性。她最好是满足于平静的家庭生活，负责各种家务，而男人则负责与外界的联系。女人不能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那样，和男人做一样的事情，相反，男女之间的差别越大越好，因为有差别，才能互相吸引。“和苏格拉底的观点正好相反，男人和女人在勇气上的表现是不同的，男人的勇气表现在指挥上，而女人的勇气表现在顺从上。……正如一首诗中所说的：‘女人的荣耀就是保持沉默’。”

  亚里士多德似乎觉得奴役妇女是男人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他主张男人到三十七岁左右才结婚，娶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男人似乎可以因此获得一种优越地位。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主张这种数学式的婚姻，是因为按这种年龄结合的配偶，其生育能力和情欲差不多会在同一时期消失。“假如女子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而男子仍然充满生气，或者反过来，都会导致互相争吵和厌弃。……既然男子的生育年龄一般是七十以下，女人是五十以下，那么男女结婚的年龄就应该符合这一规律，太早了于后代不利，没有发育成熟就生儿育女的动物，其后代往往难以茁壮成长，而且多为雌性。”健康比爱情更重要，婚姻问题不应该由易变的年轻人自己决定，而应该由国家进行监督和管理。国家应该规定男女婚龄、受孕时机、人口增长率等。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可以用堕胎来取代残酷的杀婴陋习，以便“在知觉尚未形成时就让生命结束”。

  每个国家根据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设定一个理想的人口总数。“人口太少的国家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如果太多，……国家就成了联邦国家，无法维持立宪的政府。”也难以保证种族和政治的统一。每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不能超过一万。

  教育也应该为国家所掌握。“维护宪法的最好办法是使教育适应政治体制。……应该根据政治体制去塑造全体公民”。国家通过控制学校，可以让人民放弃工商业而转向农业。在保证财产私有的同时，鼓励人们将财物适当地归公，与全体公民共同享用。“在优秀公民中间，‘朋友不分你我’这一谚语将会得到体现”。但是，最重要的是教育青少年守法，否则国运就不会长久。“有句谚语说得好：‘不善于服从的人就不善于指挥’。……优秀公民应该既能服从又能指挥”，种族繁杂的社会中，教育系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才能实现天下的统一。还必须让年轻人知道，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多么好的条件：社会组织提供了安全，法律保障了自由。“趋于完美的人是最优秀的动物，而离群索居的人就会成为最凶恶的野兽。而且，人天生就已具备了智力的武器，随着性格的发展，他有可能将智力用于最卑鄙的目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美德，就会成为最邪恶、最野蛮、最贪婪、最放纵的动物”。只有社会的控制能够使他们具备美德。人们通过语言建立了社会，通过社会发展了智力，有了智慧才能建立秩序，有了秩序才能发展文明。在一个有序的国家，个人有无穷的机会来施展才能，绝不是脱离社会的生活所能比拟的。因此，“离群索居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仙。”

  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是不明智的，革命可能带来的好处不足以抵消随之而来的坏处，主要是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开明政治所必须的社会结构。片面看待事物的人会觉得下结论并不难。”一个人依据越少，往往越容易作出决定，“年轻人最容易受骗，因为他们总是满怀希望”。标新立异的政府喜欢压制传统习俗，却常常因此而垮台，因为传统习俗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而人的性情不像法律那样容易改变。要想宪法得以长久维持，就必须争取社会全体成员的支持。因此，统治者要想避免革命，就应该防止严重的贫富分化——“通常，这是由战争造成的”。统治者应该鼓励移民，通过疏散人口来避免危机。他还应该鼓励宗教信仰，并“做出虔信上帝的姿态。因为百姓看到统治者敬仰上帝，就会认为上帝是与他在一起的，也就不会因为担心在他那里遭受不公而发动革命。”

  3.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

  只要由宗教、教育和家庭的等级划分作为保障，几乎任何一种传统的政体都能长久存在下去。任何政体都是与自身特定的情况相适应的，从理论上讲，由最优秀的人掌权的政体就是理想的政体。对这样的统治者，法律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工具。“拥有杰出才能的人不受法律约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法律。”为他们制订法律是荒谬的，他们会反问：安提西尼有一个寓言，说的是百兽在一起聚会，兔子大发议论，称所有的野兽应该一律平等，狮子问它：“那么你们的利爪在哪里?”事实上，君主制是最坏的政体，因为实力并非总是与崇高结合在一起的。可行的最佳政体是贵族制：即由具有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能力的少数人掌握政权。复杂的政府事务，不能凭人数的多少来决断。不太重要的问题，可以由才能出众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医药上的事应该由医生来决定。……同样的原则不也适用于选举吗?正确的选举只应该由各行业的专家来决定，比如根据几何学的造诣来选择几何学家，根据航海知识的渊博程度来挑选水手和船长，……所以，选举官员不应该由普通百姓来决定。”

  世袭贵族的困境在于他们没有不变的经济基础。后起的富人层出不穷，迟早会通过金钱垄断权力。“甚至最高的地位都可以用金钱购买。这显然不是件好事。如果法律容忍这种行为，就会使金钱重于能力，进而使整个国家拜金主义风行，因为只要统治者们认为什么事可以做，那么民众就会纷纷效仿。而在能力得不到重视的地方，贵族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话。”

  通常，民主政治是反对寡头独裁的革命导致的。马克思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总是使统治阶级数量趋于减少，而使群众的力量增强，最后他们会超过统治者，建立民主制度”。这种“穷人统治”有不少优点。“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相比，民众中个体的判断力要差很多，但就整体而言，也足以与他们抗衡。另外，对艺术品作出最好评论的并非仅仅是艺术家自己，还包括那些没有掌握这门艺术的人。住房的人比建筑师更能判断房子的好坏，……食客比厨师更能品评菜的味道。大众要比少数人更不容易堕落，正如一缸水比一杯水更难弄脏一样，个人容易受愤怒或其他情绪的影响作出错误的判断。但许多人同样感情用事，同时出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但是，从整体上说，民主政治不如贵族政治，因为民主制的基础是对平等的误解。“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人们认为某个方面平等了(比如法律)，其他一切方面也会平等，因为人们享有同样的自由。”其结果就是数量压倒了能力，而人数是可以受阴谋控制的，因为人民最容易受骗，他们的观点反复无常，所以投票选举的范围应限制在智者中间，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以民主政治为辅的贵族政治。

  立宪政体就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尽管它不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政体——最佳政体应该是以教育为基础的贵族政治，但也算是可以实现的最佳政体了。“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多数国家最好的宪法，什么是多数人最好的生活，不要制定大众达不到的高标准，不要实行自然环境无法满足的教育体制，也不要追求无法实现的理想国。我们要记住，生活必须是绝大多数人能共享的生活，政体必须是多数国家可以实行的政体”。“从一开始，就必须确定一个普遍原则，即国家现行政体的支持者比其反对者占优势，所谓“优势”，不仅在于人口数量和财产多少，也不仅在于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而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和。所以既要注重“人口资源优势，也要注重自由、财富、文化和高贵的血统等因素”。那么，哪里会有这样一个拥有经济实力的多数派来支持我们的立宪政体呢?也许那就是中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要采取中庸之道，就像立宪政体介于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之间一样。只要通向每个职位的道路都对全体民众开放，国家的政治就会是充分民主的：只要所有职位只对有经验的人开放，国家的贵族政治也就会很充分。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永恒的政治问题，我们都会得出完全一样的结论：长远目标应由公众来决定，实现目的的手段则由专家来决定。选择目标应该通过民主讨论，决策机构应该由严格筛选出来的专家组成。

  九、评论

  面对这样的哲学观点，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也许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高兴的。亚星士多德很难赢得人们的热爱，因为他自己就很少热爱过什么，“如果你想让我流泪，你自己就得先哭一场。”亚里士多德没有他的老师那种独创精神和迷人的魅力。但是，读过柏拉图之后再体味一下亚里士多德那种镇定的怀疑精神，我们就会觉得还是后者对我们更有帮助。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新的思想训练方法和新的原则——这一切都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不朽的成就。但是，由于缺乏实验和具体的假设，使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只是一堆粗略的观察资料。他善于收集资料并进行分类，他在各个领域都运用范畴、编制目录。然而他还像柏拉图一样对形而上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使他在各门科学中都提出了不少荒谬的假设。这的确是希腊精神的极大缺陷：在未受过严格训练和缺乏规范传统的情况下就草率地下结论，于是古希腊的哲学迅速跃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它的科学却落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正好相反，总结性的资料像维苏威火山爆发一样铺天盖地；未经整理的材料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由于缺乏综合的思想和统一各学科的哲学指导，各种学科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专业纷杂的混乱世界，我们也失去了原貌，成了一群支离破碎的人。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其逻辑学的一个分支：理想的生活就像完整的三段论。他给了我们一本礼仪手册，却没有鼓励我们行善。一位古代批评家说他“中庸得太过分了”。极端主义者也许会说他的《伦理学》是一些陈词滥调。

  亚里士多德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希腊人，在来到雅典之前，他的性格就已经定型了。他与雅典人截然不同，他稳重踏实，很少表现出令人振奋的实验精神。但正是这种精神使雅典的政治生活变得动荡不定，最后使它臣服于统一天下的专制君主。亚里士多德对德尔斐的竞争精神理解得十分透彻；对各种偏激言论，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加以贬斥。他过于害怕混乱，竟然忘了奴隶制也同样可怕。他对动荡感到不安，所以宁愿选择某种近于死板的稳定状态。他完全不了解赫拉克利特的流变理论，而正是这种理论使保守派相信一切变化都应该循序渐进，而使激进派认为不变是荒唐的。他忘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只对优秀、无私的极少数高贵的人开放，却绕着弯子回到了柏拉图式的结沦：财产应该私有，但财产的使用却应该尽可能让大众参与。他没有认识到，只有在生产资料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情况下，个人掌握生产资料才能起到鼓励的作用：随着生产资料的种类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必然导致所有权的集中化，并最终出现人为的、毁灭性的不平等。

  但是，这些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独自创立宏大思想体系的第一人，很难想像还会有第二个思想家能够像他那样对人类启蒙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每个时代的后来者都从他的著作中汲取过营养，并站在他的肩膀上认识真理。灿烂、宏伟的亚历山大文化，就是在他那儿找到了科学的灵感。中世纪的野蛮头脑进化为文明的现代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起了关键作用。他的其他著作在公元五世纪由聂斯脱利教徒译成古叙利亚文，十世纪又由此译成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大约公元125年又转译成拉丁语。这些著作使经院哲学从阿伯拉尔的简洁和雄辩变为托马斯·阿奎纳的百科全书式的面面俱到。十字军东征带回许多更准确的亚里士多德原希腊文抄本，1453年，希腊学者从被土耳其人围困的君士坦丁堡逃出时，又带回了更多的亚里士多德原著。像神学界尊崇《圣经》一样，欧洲哲学界也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奉为金科玉律，世间的一切问题，都能从中找到答案。1215年，罗马教皇在巴黎的使节曾禁止学校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231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加以删节。到了1260年，亚里士多德哲学已经成了每所基督教学较的必修课，谁敢稍微背离他的观点，就会受到教会的惩罚。乔叟写他的学生如何快乐是因为在但丁的《神曲》中有这样的描写：

  在一群哲学家中，

  我看见了智者的大师。

  我还看见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他们站在众人前面，离他最近。

  从这几行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斯塔基拉人一千多年来享有多么崇高的声誉。直到人们发明了新工具，积累了更详尽的观察资料，进行了很多实验，才使科学焕然一新。奥卡姆、拉米斯、罗杰尔·培根和弗朗西斯·培根等人由此获得了更新更好的武器，亚里士多德的统治才宣告结束。就统治人类思想领域的时间而论，没有人能超过亚里士多德。

  十、晚年与逝世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生活逐渐变得麻烦起来，以至于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他的侄子加利西尼不肯奉亚历山大为神，因此被处以死刑，亚里士多德身不由己地卷进了反对皇帝的活动。对此亚历山大暗示说，没有人能违抗他，即便他想处死哲学家也易如反掌。这时，亚里士多德正在雅典人中殷勤地为亚历山大辩护。他希望整个希腊团结起来，反对城邦至上。他认为城邦各自为政的局面一旦结束，科学、文化将会空前繁荣。就像后来歌德崇敬拿破仑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亚历山大是统一天下的英雄。他的言论激怒了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亚历山大在这座充满敌意的城市里竖起了亚里士多德的雕像后，雅典人对他就更加痛恨了。在这场混乱中，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印象与他在《伦理学》中留给我们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并不是一个冷漠、超然的哲人，而是一个斗士。尽管人们群起而攻之，他仍然挺身而出，不肯放弃他那伟大的事业。柏拉图学园的学生、伊索克拉底的雄辩派，以及被狄摩西尼的雄辩煽动起来的愤怒的民众，全都要求将他流放或者处死。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去世，雅典城陷入了狂欢之中，马其顿派立即瓦解，雅典宣布独立。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亚里士多德的密友安提帕特率部前去镇压，可是马其顿人大多中途逃走。大祭司欧里麦顿对亚里士多德提起诉讼，指控他说过：祈祷和献祭毫无作用。亚里士多德发现自己注定要被公审，他知道眼前这群人远比处死苏格拉底的人还要凶残，于是明智地离开了雅典，表示不愿给雅典第二次对哲学犯罪的机会。这并非怯懦，在雅典，受到指控的人是有权选择自我流放的。亚里士多德到达哈尔基斯不久就病倒了。第欧根尼写道：现在，一切都背离了他，这位年迈的哲学家绝望了，他喝下大量的毒药自杀而死。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可信，他的病情肯定是严重的，离开雅典几个月后，这位孤苦的哲学家就离开了人世。

  就在这一年，亚里士多德的死对头，与亚里士多德同龄的狄摩西尼也服毒自杀了。一年之内，希腊失去了最伟大的统治者——最伟大的雄辩家和最伟大的哲学家。希腊昔日的光辉在罗马帝国晨曦的映照下黯然退去。不过罗马光辉的源头不是思想，而是武力。不久，这种炫目的光芒也逐渐暗淡了。此后的一千年，黑暗笼罩了欧洲大陆，全世界都在期待着哲学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