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伦理学的解决办法 

  有关政治的细节问题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要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正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事值得人们去奋斗。这就是正义、真理和美。也许这三个概念一个也无法定义，柏拉图死后四酉年，统治犹太地区的一个罗马地方官曾经无奈地问道：“什么是真理?直到今天，哲学家们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给出美的定义。然而对于正义，柏拉图却大胆地下了一个定义：“正义就是拥有自己的东西，做自己的事情。”

  这个定义不免有些令人失望。它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的所得应该与他生产的相当，并且尽到最适合于他的职责。正义的人就是一个处在恰当地位上的人，他尽力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与自己的报酬相当。所以，由正义的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和谐、高效的群体，人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就像一支完美的交响乐队中每件乐器那样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的社会是适于生存的，而正义也就得到了达尔文学说的认可。如果社会各部分的协调性遭到破坏，如商人操纵政治家，或者军人篡夺王位，整个社会就会崩溃。所以，正义就是有效的协调。

  个人也是如此，正义就是一个人身心各部分的和谐统一，就是这些组成部分各司其职，和谐地作用于人的行为举止。每个人都是欲望、感情和观念的混合体。这些东西处于和谐状态，人就能继续存在，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反之，人格就会分裂，失败也就像黑夜那样不可避免地降临了。正义其实就是心灵各部分的秩序和美。一切罪恶都源自不和谐，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

  所以，柏拉图对忒拉叙马科、卡利克雷斯和尼采的信徒们作出了一劳永逸的回答：正义不仅仅是力量，它是和谐的力量——各种愿望纳入秩序而成为才能，众人纳入秩序而形成组织。正义不是强者的权利，而是整体的和谐。的确，有人越出了与自己的本性和才智相当的地位，并获得了一些好处，但最终逃不过复仇女神的追杀。正如安那克萨哥拉所说的复仇女神追赶离轨的行星一样，造化的那根可怕的指挥棍也会把每一件不听话的乐器拨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上去。来自科西嘉岛的中尉企图对欧洲实行专制统治，但这种统治却不适合暴发户式的王朝。最终，他在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并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过是“造化的奴隶”。非正义最终都会走向灭亡。

  这个观点并不新奇，但实际上，一切标新立异的哲学体系都是值得怀疑的。就像爱美的贵妇一样，真理也常常改变自己的服饰，但不管有着什么样的外衣，实质并没有改变。在伦理道德方面，我们不必期待什么惊人的改革：无论智者派哲学和尼采哲学作过多么有趣的冒险，所有道德观念都是以整体利益为中心的。道德起源于人际关系。社会生活要求个人为了公共秩序，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行为的最终标准是群体的利益。这是造化永恒的安排：一个团体在与另一个团体的竞争中能否存在下去，完全看它是否团结。

  因此，最好的合作就是人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耶稣说，道德是对弱者的仁慈；尼采说，道德是强者的勇气；柏拉图则说，道德是整体高效的和谐。也许必须把这三种学说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伦理学，然而我们能说其中任何一个无足轻重吗?

  十、评论

  现在，我们怎样评价理想国呢?它行得通吗?假如行不通，它有没有可供现代社会借鉴的地方呢?它是否曾在某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过呢?

  至少在最后一个问题上，答案是有利于柏拉图的。在长达千年的一个时期里，欧洲被一个类似于保卫者的阶级统治着。在中世纪，人们习惯于把基督教徒分为劳动者、军人和教士。教士阶级虽然为数最少，却掌握着文化传播的工具和机会，并且有力地统治了地球上最强盛的大陆的一半——半个欧洲。这些教士就像柏拉图的保卫者一样，成为统治者靠的不是人民的投票选举，而是在教义研究和教会管理中表现出来的才能，是他们的自省和安贫乐道，以及他们的亲友对国家和教会势力的影响。在他们统治的后期，他们彻底摆脱了家庭的牵累，柏拉图的愿望算是实现了。教士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势力，其独身生活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因为一方面，他们不为狭隘的家庭私利所羁绊，另一方面，他们那种超越肉欲的姿态增加了世俗罪人对他们的敬畏，也使这些罪人更容易在忏悔室里向他们袒露隐私。天主教的许多政治制度源自柏拉图“伟大的谎言”。中世纪的天堂、炼狱和地狱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理想国》的最后一章。经院哲学的宇宙观大多源自《蒂迈乌斯篇》，唯实论学说就是对理念学说的一种阐释，就连大学教育里的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都是仿效柏拉图著作中的课程设置的。有了这种学养，他们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就统治了欧洲人民。人民欣然接受这种统治，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人民不断地向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却没有对这个政权提过什么要求。这种顺从不仅仅限于普通民众，商人、军人、封建主和世俗政权无不对罗马俯首帖耳。

  曾经统治过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士是半柏拉图式的保卫者。这是一群教士寡头，他们在蛮族中因为拥有知识和技能而掌握了权力。奇怪的是，1917年10月革命后统治俄国的共产党政权也曾让人想到理想国。他们献身于自己的事业，犹如圣徒一般庄严。他们统治着欧洲大半的土地，却过着俭朴的生活。

  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柏拉图的计划只要加以改进，还是可行的。实际上，这个计划主要源自他游历途中见到的实际情形。他对埃及的神权政治印象很深：这是一个由少数僧侣阶级统治的伟大文明。与雅典公民大会的喧嚣、暴虐和无能相比，柏拉图认为埃及政府代表着一个更合理的政体。在意大利，他曾在一个由毕达格拉斯学派建立的公社里生活过一段时期，这里的人信奉素食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好几代人一直统治着他们生活的那片希腊殖民地。在斯巴达，他看到少数统治阶级与他们的人民生活在一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同吃同住，为了优生而限制婚配，勇敢者可以享有多妻的特权。柏拉图在提出自己的计划时，绝不会认为自己对亲眼见到的事实所做的推想是虚妄的。

  然而，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今天，批评家们已经在这个理想国中发现了很多缺陷。那位斯塔吉人尖刻地说：“这种东西自古以来已被发明过好凡次了。设想一个充满兄弟般情谊的社会固然是件不错的事，但是人们动不动就以兄弟相称显然就会淡化这个称谓所包含的温情，共产也同样如此。”这样一来，责任心就会随之淡化。当一切都共有时，这一切就没有人在乎了。共产制度将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可怕的密切联系，不给隐私和个性留下任何余地；另外，它还假设人人都具有圣人般的忍耐与合作的美德。“我们不能推行普通人做不到的道德标准。我们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能享受的生活和国家能达到的政权形式。”

  以上是柏拉图最伟大的学生对他的批评。柏拉图低估了一夫一妻制习惯的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准则。他认为一个男人会不介意和别人共一个妻子，他低估了男人的占有欲和嫉妒心。他认为母亲们会同意别人把自己的孩子从怀里抱走，让孩子在没有爱心的环境中成长。但他低估了母性的本能。更重要的是，他忘了自己在废除家庭的同时也摧毁了道德和共产精神的基础。这种互助和共产精神正是理想国的心理基础。就这样，他用雄辩的锯子锯断了自己栖身的树枝。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以上批评打倒的只是一个稻草人。柏拉图早已把大多数人排斥在他的共产主义计划之外了，他知道，能够控制欲望的只是少数人。所以他只是认为他的统治阶级能过苦行僧式的生活。只有保卫者之间才能以兄弟姐妹相称，也只有保卫者不占有财产。普通人仍然可以有财产、金钱、奢侈品和他们向往的各种私人生活，他们完全可以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维护这种制度带来的一切道德规范。母亲们也可以守着自己的孩子。至于保卫者，支撑他们的不是仁慈，而是荣誉。至于母性的本能，它在孩子出生前后并不十分强烈。随着孩子在母亲的照料下慢慢长大，母亲的爱也在与日俱增。只有在孩子身上凝聚了母亲太多心血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让母亲牵肠挂肚。

  别的批评是经济上的。有人说，柏拉图不是把每个城市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了。对此问题的解释是，阶级对立是由经济冲突造成的，而理想国中的保卫者及其助理阶级不参与财产的竞争，这是明确规定的。但是这样一来，保卫者就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了。他们岂不是要独断专行了?不会的，他们能够发号施令，但没有经济上的权力。有产阶级如果对他们的统治方式不满，就可以停止食物供应，正如国会用不批准预算的方式控制政府部门。假如保卫者只有政治权力，没有经济权力，他们靠什么维护自己的统治呢?哈灵顿和马克思等人说过，政治权力来自经济权力。经济权力一旦落入被统治阶级之手，政治权力也就将易手了。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也许有人会说，罗马天主教势力在统治之初就注重对教义的反复宣传，而不是对财富的横征暴敛。但是，教会的这种长期统治可能是基于欧洲的农业状况：由于农民们无奈地依靠着反复无常的自然力，就导致了对自然力的恐惧和崇拜。随着工商业的日趋壮大，产生了一种具有新观念的人。他们注重人间的幸福，而教会的权力与新的经济现实一交锋就彻底溃败了。政治权力反复适应着不断变化的经济力量。由于柏拉图的保卫者在经济上依赖于有产阶级，他们不久就会沦为后者的傀儡。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柏拉图主张政策必须由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来决定，实施者应该是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官员，而不是完全不懂治国之道的商界人士。

  柏拉图最大的不足，也许就是缺乏赫拉克利特的流变意识。他急切地要把这个运动的世界变成静止的画面。他和所有怯懦的哲学家一样过于着重秩序。他被雅典民主政治的骚乱吓坏了，因而轻视个人价值。如同昆虫学家对苍蝇进行分类，他将人也分成不同的阶级，他的理想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僵化、厌恶创新的遗老世界。它只有科学，没有艺术；只有秩序，没有自由。它在名义上崇尚美，却要放逐创造美的艺术家。这并不是真的理想国，而是斯巴达或普鲁士。

  既然我们不得不坦诚地说出了这些话，那么接下来就该向博大精深的柏拉图思想致敬了。说到底，他还是对的。不是吗?这个世界需要最英明的人来统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的思想应用于这个时代。如今，民主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我们不能按柏拉图的设想去限制人民的投票权，担我们可以对政府官员加以限制，以保证民主制与贵族制的结合。柏拉图说政治家应该像医生一样接受专门训练，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以在大学里设立政治学系和行政管理系。当这些学科发挥了作用，我们就可以限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担任公职。我们甚至可以让所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都获得担任公职的资格，以此根除烦琐的提名候选制，这种制度正是民主政体腐败的根源。只要受过适当的教育，具有良好的素质，任何人都可以宣布自己为候选人，这样一来，选举的范围就比现在这种本是一丘之貉的两个竞选者每四年出来表演一番的做法要好得多。对这种只有具备行政管理才能的毕业生才能出任公职的办法，只要稍加改进，就可以使它更民主，这就是无论出身，无论贫富，人人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人人都可以通过接受专门训练而走上政坛，让各级政府为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提供学费。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最后，应该公正地说明一下：理想国不太切合实际柏拉图是知道的。他承认自己描述的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但他认为说出来仍然是有价值的。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向往一个更好的世界，并至少使它部分实观。人是创造理想国的动物。憧憬未来并非完全没有用处，即使我们只是描绘了一幅图画，那也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目标。假如人们朝着这个目标奔跑，理想国就会在我们的版图上出现了。

  虽然柏拉图的计划尚有很多疑点，但一旦有实施的机会，他还是会大胆地去冒险。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应锡拉库萨统治者狄奥尼修斯的邀请，去把他的王国改造成理想国。当狄奥尼修斯发现这个计划要求他放弃王位时，就停止了这一计划。结果，两个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据说柏拉图被卖为奴隶，多亏他的朋友兼学生安尼克里斯把他救了出来。

  柏拉图去世前的几年过得很快乐，他在自己的学园里悠闲地漫步，从一群学生走向另一群学生，给他们布置需要研究的课题。他再次来时就举办讲座，宣布答案。 

  有个学生结婚时邀请老师参加喜宴，八十高龄的柏拉图如约而至，高兴地加入到狂欢的行列。随着欢乐时光的流逝，年迈的哲学家退到了安静的角落。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想休息一会儿。宴会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结束，疲倦的狂欢者们走过来想唤醒他，发现他已安详地辞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