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见过蚂蚁觅食,成千上万只蚂蚁外出觅食,有的蚂蚁一无所获,有的蚂蚁收获颇丰,有的玛蚁甚至能拖回比自身大几十倍的死虫子。那只拖回巨大死虫的蚂蚁当然是幸运的,但它又是如何享用它的幸运呢?它并不会独享自己这次幸运的劳动成果,而是无私地与众蚂蚁一起分享。 按照当今某些人的理解，这种大锅饭模式的蚂蚁世界应该都穷死了，而真实情况是从城市到乡村蚂蚁的世界都是最庞大的生物族群。
人类的创新其实与蚂蚁的觅食有相似之处,但分享方式却截然不同。不论是工商业运作模式的创新还是科技发明的创新,总是有无数工商业或科技蚂蚁们在不断求索创新的突破,但最终总会有一个人极其幸运地找到那只死虫子。找到那只死虫子的工商业或科技蚂蚁就是最聪明最独特的吗?明显不是!当年电话就有多个发明人,贝尔只是比其他发明人早几小时申请专利而己。所以能作出创新的人,不代表他是唯一的他是独特的，时常只是因为他比较幸运。
但人类的工商业或科技蚂蚁们是如何享用他们的幸运呢? 他们会把自己的劳功成果在蚁巢向其它一无所获的蚂蚁们售卖,由此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幸运的蚂蚁此后不再外出觅食,而是用资本雇佣大量蚂蚁替自己出去觅食,然后寻觅回来更多的死苍蝇死虫子全归自己所有,并继续在蚁巢售卖,由此积累出更多的财富,从而形成更为巩固的社会精英地位。 
所以说,蚂蚁社会并不会因为哪只蚂蚁一次幸运的觅食而精英化,而人类社会却会。 
当今人类社会的创新奖励模式其实与两千多年前的商鞅之法没有本质区别,克敌制胜杀敌越多者奖励越多,既有财货的奖励还有爵位的赏赐。与当今中国科技创新的物质奖励与职位提升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但问题是这种二千多年前的奖励模式真的还有用吗?
国共内战时期,国军就是这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商鞅之法奖励模式。那时的国军不但有勇也有谋,黄埔军校毕业生大多都在国军中任职。而解放军呢?别说重奖了,甚至连军饷都不发,实行官兵一致的战时配给制。作战勇敢只有军工章奖状等精神奖励少有物质奖励,但最终国共内战的结果呢? 
这说明商鞅之法对于两千多年前秦统一六国有效,但对于两千多年后的蒋军战胜人民解放军己经无用。 因为解放战争是公有制人民军队对私有制蒋军的降维打击，是拧成一股绳的集体力量对以私利为诱饵的一盘散沙的降维打击。蒋军还在延用两千多年前的商鞅之法,岂能不败。 
不只是蒋军,美军也是如此。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失败让美军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与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打热战永远没有胜算,所以美国人后来开始主打冷战洗脑和平演变,东欧巨变及苏联的解体也使美国人更坚信了这一点。于是美国开始大力筹建国际互联网,操控全球所有主流网络交流平台,以期洗脑全世界。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大搞私有化,又再次启用两千多年前私有制社会的商鞅之法奖励创新。 于是还出现了这么一种奇特的现象,改革开放前还有众多国人把自己的遗产收藏或独门创新秘诀全部捐献给国家。而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形不但几乎绝迹,甚至还有当年捐献人子孙向国家索要当初捐献收藏品的可笑事件。这当然是因为社会制度体系出现根本性转变而造就的奇景。 
创新只能是瓜熟蒂落,永远不可能是竭泽而渔。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创新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最大量的创新人口基数永远是创新层出不穷的根本源泉，从全局整体上看这就体现为集体的力量，而这种集体的力量只有公有制的社会才能为其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创新不会因为有一千万的奖金就会有一千万的创新突然出现，因为每个创新都有自己的出生生长成熟发育周期。而当今中国高校的创新却是以金钱职称职位奖励为诱饵漠视创新的生长周期规律，于是大量高校开始竭泽而渔，让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创新成果否则走人。这种看似优胜略汰的政策使大量剽窃作假的学术腐败不断出现,甚至还多次出现人身伤害事件。从全局整体上看，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当然只能是扼杀创新并扭曲创新的真正目的。 
如果按私有制奖励模式鼓励创新,中国明显不是能够提供最丰厚奖励及资本最雄厚的国家,美国才是。价高者得之,所以大量创新成果当然也就流入美国,中国自己辛苦培养的大量创新人才当然也会同样流向美国。美国同时还运用自己手中掌控的专利及国际学术期刊国际学术机构制约遏制中国的创新。这难道不就是另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吗? 
中国如果要赢得这场创新战争的最终胜利,搞私有制绝对没有希望，中国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发展中国自己的创新。美国无法战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军队,也必然无法战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