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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第一章:柏拉图(2)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品衔11★★☆] 于 2022-06-26 2:57 已读 560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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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柏拉图的经历


  和苏格拉底的相识改变了柏拉图一生的命运。柏拉图可能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是个充满生气的英俊青年,有着宽阔的肩膀,据说柏拉图这个名字由此而来。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人,曾在运动会上两次获得名次。一般说来,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大可能成为哲学家的。但柏拉图敏感的心灵却在苏格拉底的雄辩游戏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当他看到老师用问题的利刃刺中对手的要害,刺穿僵化的教条和武断的结论时,真有说不出的痛快。在苏格拉底的指导下,他摆脱了单纯的辩论,开始进行精妙的分析和有效的讨论了。他成了智慧的狂热爱好者和苏格拉底的崇拜者。我感谢神明,他经常说,使我生来是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最幸运的是,我生在苏格拉底时代。


  他的导师去世时他才二十八岁,这个平静的悲剧在柏拉图的心中留下了烙印。这使他内心充满了对民主政治和群氓的极端蔑视和愤恨,这使他像后来的加图那样认为民主政体非摧毁不可,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精英之辈。因而他毕生都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发现精英,并赋予他们治理国家的权利。


  他在营救苏格拉底时所做的种种努力引起了民主派领袖们的猜疑。朋友们都认为他留在雅典会有危险,劝他利用这个机会出去长长见识。于是他于公元前399年离开了雅典。至于他到过什么地方,我们不是很清楚。历史学家们对他旅行中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场有趣的争论。他似乎最先去了埃及,统治那个国度的祭司阶级认为希腊没有悠久的传统和文化,因此尼罗河畔神秘的学者们说起希腊时态度轻慢,这使他颇感震惊,也深受教育。博学的特权阶层用神学教义统治着这个农业国家的景象,深深地留在了柏拉图的记忆中,并在描绘他的理想国时发生了影响。后来,他离开埃及乘船到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在那里,他曾一度加入了伟大的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有一小群从事治学和治国的人,虽然大权在握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一景象再一次在他敏感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异乡漂泊了十二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体验各种信条。有人认为他去过犹地亚,并深受那些几乎是社会主义的先知们的影响。甚至还有人认为他到过恒河流域,在那里学会了印度人的冥想。


  公元前387年,他回到了雅典,这时他已经四十岁了。由于他接触了众多的民族,并汲取了许多国家的智慧,他变得更加成熟了。他少了一些年轻人的热情,却获得了广阔视野。他知识渊博,极富艺术天赋;他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他创造了一种优美、真诚的表达方式——对话。就文体的优美而言,柏拉图在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文风甚至在译文时也是那么流光溢彩。他的崇拜者雪莱说过:柏拉图用优美的词语把严谨的逻辑、盎然的诗意和澎湃的激情融为一体,使那个时代的辉煌与和谐汇集成一股美妙的洪流,携带着他那些雄辩的观点一泻千里,太多的美使读者的呼吸也为之停顿。


  柏拉图这种哲学与诗歌、科学与艺术的令人陶醉的结合也给我们的理解设置了障碍。我们常常分不清作者在对话中的哪一个人物的表白是作者自己的意思。他是在直抒胸臆呢,还是另有所指?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真的?他喜欢运用玩笑、反讽和神话,却时常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他似乎只用寓言来讲述道理。我作为一个老人,用寓言和神话对你们这些年轻人说话,你们意下如何?”他在《普罗泰戈拉斯》中这样问道。这些对话据说是柏拉图为他那个时代的普通读者撰写的。因此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对话中经常出现玩笑和隐喻,有些东西只有相关的专家才能看懂,还有些东西在现代人看来不着边际,但在当时却可能是思想盛宴上的调料,为的是让吃不惯哲学饭的人容易消化。


  应该承认,柏拉图在抨击诗人及其神话的同时,又在诗人的名册上加了自己的名字,并使神话的数量增加了几百条。他厌恶祭司,因为他们靠危言耸听来获利,但他本人就是一位祭司和神学家,一个道德家,一个贬斥艺术、要把一切浮华的东西付之一炬的萨伏那洛拉。他曾经像莎士比亚那样称比喻是一种油滑,然而他自己却不断地使用比喻。他谴责智者派是狡辩家和词语贩子,但他自己却大玩逻辑游戏。法盖曾学着他的腔凋和他开玩笑:整体大于部分吗?——当然,部分小于整体,不是吗?——是的。……因此显而易见,哲学家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对吧?——嗯,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明摆着吗?让我们再说一遍。


  这些都是他的不足之处。尽管如此,《对话录》仍然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这部著作的精华是《理想国》,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和文艺理论;还可以找到颇具现代色彩的许多问题: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优生优育学、尼采的道德观和贵族政治、卢梭的回归自然和教育问题、柏格森的生命力学说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等,简直无所不包。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柏拉图。爱默生这样评价柏拉图,他还把欧玛尔称赞《古兰经》的话用在了《理想国》上,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吧,因为它们的一切价值都在这本书里了。那么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理想国》吧。


  四、伦理问题 


  讨论是在贵族克福勒斯家里进行的。参加者有柏拉图的两个兄弟格劳坎和阿德马图斯,还有容易发脾气的智者派人物特拉西马科。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充当了柏拉图的代言人。他问克福勒斯:财富给你带来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克福勒斯回答说财富能使他变得慷慨、诚实和公正。苏格拉底又以他一惯的机智问克福勒斯,他刚才所说的公正的含义是什么?于是一场哲学论战就开始了。再也没有比下定义更能检验和锻炼一个人思维的清晰性和表达能力的了,苏格拉底轻而易举地把众人问了个哑口无言,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定义漏洞百出。特拉西马科终于咆哮起来:


  “是什么让你如此固执,苏格拉底?还有你们,为什么全都像傻瓜一样认了输?我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公正,你就该自己回答而不是去追问别人,有的人只会提问不会回答。


  苏格控底不为所动,仍然问而不答。经过舌战,他用激将法使粗心的特拉西马科自己给公正下了个定义: 


  “那么你听着,这位智者派哲学家愤怒地说,我宣布,强权就是公理,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政权的形式,但无论是民主的、贵族的还是独裁的,他们在制定法律时,都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这些为他们自身利益服务的法律,被当作公正让臣民们接受,谁违反了法律就会被当作违反了正义准则而受到惩罚。……我说的是大规模的不公正现象。拿独裁制来说,独裁者用欺骗和暴力的手段夺走别人的全部财产。但奇怪的是,现在剥夺了公民的财富,并把他们变为奴隶的人不但没有被骂成骗子和强盗,反而被当作幸福的使者而受到公众的称赞。人们之所以会指责不公正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怕这种行为祸及自己,而不是怕自己也会干出这种事来。


  这就是如今我们多少把它与尼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学说。我常常嘲笑那些因为自己的脚跛了就自以为是强者的懦夫。施蒂纳对这种思想作了简洁的总结:一把强权胜过一口袋公理。在哲学史上,恐怕没有谁比柏拉图本人把这种思想说得更精彩了,他在另一篇对话《高尔吉亚篇》中借智者派哲学家之口把道德贬斥为弱者用以抵抗强者的一项发明:他们根据自己的标准来随意褒贬,他们说不诚实是可耻和非正义的,而他们所说的不诚实,只是指比邻居得到更多好处的愿望。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卑劣时,恨不得所有的人都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个强者(超人),他就可以摆脱这种约束,践踏各种行为规范及一切违反人性的法律。要想更真实地生活,就应该任由自己的欲望发展。从人性的角度说,这就是天然的公正和高贵。但是许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就去责备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能感到自卑,并竭力掩盖这个事实,于是就把率性当成了恶行。……他们压制高贵的天性,他们赞扬公正,只不过因为自已是懦夫。


  这种公正不是君子的道德,而是小人的;不是英雄的道德,而是奴隶的:一个人真正的美德是勇敢和才智。也许这种冷酷的反道德主义反映了雅典对外政策中的强权成分,也在它欺凌弱小国家时体现出来。在修西底斯为伯里克利虚构的演说词中,伯里克利说:你的帝国是建立在自身的实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民众的善良愿望之上的。这位历史学家还记述了雅典使节强迫米洛斯站在雅典一方对付斯巴达的情形。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公理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时才值得尊重,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默默忍受。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什么是公正?我们应该追求公正,还是应该追求强权?善良者和强者哪一个更好?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是怎样迎接这种理论的挑战的呢?起先,他根本就不理会这种理论。他指出,公正是一种依赖于社会组织存在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与其把它作为个人行为准则来讨论,不如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来探讨。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描绘出一个公正社会的景象,我们就能更好地描绘出一个公正的个人。柏拉图为这番题外话辩解说,就像检查一个人的视力,我们总是让他先认大字,再认小字;因此,在大的范围内比在小范围里更容易剖析公正。不过,我们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蒙蔽。事实上,他不仅在探讨个人道德问题,而且也在探讨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他有一张理想国的蓝图,并且决心实现它。这是一段离题的话,却成了他著作的核心价值所在。


  五、政治问题


  柏拉图说,假如世人都很单纯,公正也就比较容易实现,只需一种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就行了。接着,他继续发挥自己的想像:我们来设想一下他们的生活吧……他们怎么会不自己动手耕种、酿酒、缝衣、做鞋子、盖房子呢?有了居所,他们就会劳动,夏天通常是赤身裸体,到了冬天就必须穿暖和些了。他们以小麦和大麦为主食,把面粉揉成面团,做成上好的布丁和面包,把它们放在用芦苇和干净树叶编成的席子上。他们斜靠在用松木或山桃木做成的卧榻上,和家人一起宴饮,喝自酿的葡萄酒,头上戴着花环,吟诵着赞美诸神的诗篇。他们在享受和美的家庭气氛的同时,还注意着不因为儿女太多而入不敷出;他们还要时常留心,以应付灾年和战争。……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美味——盐、奶酪、洋葱、白菜和食用香草,还可以有节制地饮酒,这种饮食可以使他们安享天年,并把这种生活方式传给后代。


  我们注意到这里顺便提到了人口控制(可能是用扼杀婴儿的方式)、素食主义、回归自然,也就是回到希伯来传说中的伊甸园那种浑朴的境界。这段话似乎有着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的风格。正如该称号所透露的,认为我们应该和动物生活在一起,因为它们安宁、自制,自给自足。这样一来,柏拉图与圣西门、傅立叶、威廉·莫里斯和托尔斯泰成了一类人了。不过,他比这些虔敬的人多了一些怀疑精神。他冷静地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他所描绘的这个简朴的乐园永远不能降临呢?为什么这样的理想国从来不曾在地图上出现过昵?他的回答是,因为人的贪婪。人们不甘心过简朴的生活,他们贪得无厌、互相争夺、嫉贤妒能。他们很快就会厌倦自己拥有的东西,转而觊觎别人的东西。结果一群人侵占了另一群人的领土,群体之间为了资源而展开激烈的争夺,进而付诸战争。随着贸易和金融的发展,新的阶级分化产生了。如果你把一个城市当成了一个单纯的城市,那你就错了,其实任何一个城市都可分成两个,即穷人的城市和富人的城市,它们互相对立。对立双方又分为许多更小的城市。商业资产阶级兴起了,他们通过讲究排场来赢得社会地位。他们用大量的钱财来打扮自己的妻子。


  由于商人的财富超出土地所有者太多,贵族政体让位于财阀垄断政体——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成了统治者。于是经邦治国政策便为党派权谋和权力欲望所取代。每一种形式的政体都由于过分遵循其基本原则而趋于灭亡。贵族政体由于把权利限制在一个太小的圈子里而走向了灭亡;寡头政体为了眼前利益而争斗不休,最终也为革命所推翻。革命似乎都是由微不足道的原因引起的,但实际上它的背后有着极深的积怨。接着是民主政体:穷人推翻了敌对势力,把自由和权利平分给了人民。但是民主制也毁于过度的民主。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人人都享有执政和决策的权利。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却带来了灾祸,由于人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具备挑选优秀统治者和制定英明政策的能力。人民根本没有理解能力,他们只会重复统治者心血来潮时告诉他们的东西。要想让一种原则被人接受或抛弃,只要把它放在两出流行的戏剧中加以吹捧或嘲弄就行了(这无疑是在抨击阿里斯多芬,因为他的喜剧几乎会嘲讽所有的新思想)。国家这条航船在极端民主政治的浪涛中航行,而每一次演说煽动起来的狂风都会使船偏离航向。最终,这种民主政治只能走向暴政或独裁。民众对甜言蜜语是如此热爱,以致那些阴谋家只要自称是人民的保护者,就能爬上最高权力的宝座。


  对于这样的民主政体,柏拉图越想越感到不可思议,它竟然愚蠢地把挑选领袖的权利交给轻信又反复无常的大众,更别说把它交给那些见钱眼开、躲在民主舞台后面替寡头们操纵一切的阴谋家了。柏拉图抱怨说,就算是做鞋,我们也知道请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做,但在政治上,我们却认为无论什么人,只要懂得怎样拉选票就知道怎样管理一个城市或国家。我们生病的时候,都知道要请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他的知识就是他能力的保证,我们并不要求这位医生长得漂亮,或者口才过人。然而整个国家生了病时,我们难道就不能寻找最智慧的人来领导吗?因此,寻找优秀人才,以及怎样寻找优秀人才,就成了政治哲学要解决的问题。


  六、心理问题


  这些政治问题背后存在着人的本性问题。我们要想懂得政治学,就必须先懂得心理学。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随着人心的变化而变化“……国家的性质是由国民的本性决定的。因此,只有先指望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指望有良好的国家;否则,不管政治体制怎么改变,也不能使国家面貌发生质的改观。人是多么有意思啊!——总是在寻医问药,却又不停地使自己的病情复杂化,他们总以为只要服了别人推荐的灵丹妙药就能把病治好,谁知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不断恶化。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使人类改掉自己的劣根性——殊不知这是在砍海蛇怪的头!”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政治学必须正视的人的因素吧。柏拉图认为,人的行为有三个主要动因,即欲望、情感和知识。欲望、兴趣、冲动、本能是一类;情感、精神、志向、雄心、勇气是一类;知识、思想、才智是一类。欲望来自生殖器,这里是聚积性欲能量的地方,随时有可能爆发。情感源于心脏,源于血液的流动,它是经验与欲望的有机结合。知识是大脑运动的结果,它是欲望的跟睛,可以做灵魂的向导。


  上述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只是程度不一罢了。有些人是欲望的化身,他们贪婪,时刻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忙碌着,这些人操纵着产业界。还有一些人,他们崇尚感情和勇气,好胜而不贪财。他们引以为荣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他们的快乐不在市场里,而在战场上。这些人组成了军队。最后是极少数以沉思和悟道为乐的人。他们渴望的不是财物,也不是胜利,而是知识。他们远离市场和战场,陶醉在思想的澄明之境。他们的意志是光而不是火。他们的避难所是真理而不是权势。这些人充满智慧,却不为世人所重视。


  正如个人行动的原动力是欲望,但它需要知识的引导。因此,在一个完善的国度,产业应当负责物质财富的生产,但不参与统治;军队负责保家卫国,也不参与统治;只有知识的力量该得到供养、保护并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如果我们的行动没有知识来指导,群众就会带着杂乱的欲望,成为乌合之众。人民需要哲学家的指导,就像欲望需要知识的引导一样。当惟利是图的商人登上统治者的宝座时,毁灭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当将军发动军队来建立军事独裁时,结局仍然如此。生产者的舞台是经济领域,军人的职责则是冲锋陷阵。但一旦两者担任公职那就太可怕了。只要他们一插手政治,再好的治国方略也会立刻淹没在野蛮政治的漩涡中,因为治理国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需要有献身精神的人为之奋斗终身。只有哲学家式的国王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除非哲学家做了国王,要么世上的国王和王子都具备了哲学家的才能,并集智慧与组织能力于一身。只有这样,城邦才会免遭覆灭,人类才会免遭劫难。这就是柏拉图思想拱门上的拱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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