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裕延（民间学者） 写于 二零一三年
只要翻开历史壹看，壹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便展现在妳的眼前：20世纪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代表，可以概称「X代表」诞生的世纪，是X代表泛滥成灾的世纪。这类代表的发源地就是十月革命的故乡俄罗斯。俄罗斯名目繁多的「苏维埃代表」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洒，传播到世界各地，传播到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这种文化现象是喜是忧，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思想方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
本拙着是我多年研究「代表」文化现象的结果。现在我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是非曲直，吁请读者评述。我深知，本拙着中表述的观点肯定会引发歧义，会被习惯向左看齐的中国人指责为离经叛道，有悖中国特色和国情的奇谈怪论。但愿读者如古人所云：「奇文共欣尝，疑义相与析」，在疑义相析的过程中，我乐意接受读者最严苛的评判。
壹 述代表的起源
说起「代表」的起源，可谓源远流长。其源头隐藏在动物群落的生存竞争的残酷斗争中。动物群落中的雄性强者为了独佔性的支配权利，往往展开妳死我活的嘶咬武斗，胜者成了兽王，如猴王，狮王，虎王是也。它们成了适者生存，成了负责继续藩衍后代和传递香火的代表。兽王便成了「代表」的最初胚胎。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是从灵长类的高等动物中进化而来的，最初的人类社会是从灵长类的群落中演化而来的。因此，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都是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即与异族部落的同仁进行拳打脚踢加嘶咬的搏斗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他们构成了人类最原始的社会代表。可见人的「代表」和「兽王」的产生有相似之处。
原始社会儘管存在部落酋长这类代表，但在原始社会部落成员壹律平等的社会氛围里，不可能形成制度性的代表；制度性的代表是在原始社会崩溃，文明社会形成之后产生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剩馀产品，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等级制，即马克思主义认定的阶级。等级制和阶级的出现，标誌着文明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于是等级制度和阶级区分便成了制度性代表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立足的根基。这种制度性代表的产生，和古代原始部落酋长的产生，和兽王的产生的条件极为相似，都是通过暴力产生的，通过激烈的社会冲突斗出来的。正如古代希腊极力鼓吹暴力，崇拜暴力的着名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赫拉克利特在此所指的由战争崔生出来的「主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代表」；他所指的「奴隶」，类似我们今天所称的「被代表」，被统治被专政的阶级。从此，等级制度也随之成了文明社会的重要标誌和壹张名片。
二 代表理论的文化根源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代表」绝非上帝派来的美丽天使，他们是由战争和暴力崔生出来的怪胎，从头到脚浑身充满血汙，龇牙咧嘴，半人半兽令人可憎。为了漂洗这类代表身上的血汙，修饰这类代表的可憎面目，古代便出现了着名学者思想家为其包装打扮。古代希腊着名的学者思想家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代表。
柏拉图极力把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主人」或「代表」，打扮成主张正义平等的聪明人，把因战争失败沦为奴隶的「被代表」贬称为无知的人。可见，柏拉图伸张的正义平等被深深打上了等级制的烙印，是属于自然主义或具体的正义平等，如列宁在《国家与本命》壹书中伸张的那种阶级的正义与平等如出壹辄。柏拉图由此提出了壹条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则，「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这条政治原则影响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直到现在还大有人把其捧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古代中国，大约比柏拉图稍早的年代出现了壹们着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夫子，他极力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成功者捧为「知天命」的君子，捧为「圣人」，视为聪明的上等人，视为「上知」；把其失败者贬称为「小人」，愚蠢的「民」，视为「下愚」。他提出了和柏拉图相似的政治原则是「学而优则仕」，「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这类政治原则几千年来壹直被中国的统治者捧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宝，其影响至现在乃经久不衰。柏拉图和孔夫子不约而同的见解耐人寻味，使人深深感叹「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他们的最大共同点是，孔夫子主张「学而优则仕」，柏拉图则主张「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这已成了中西方几千年独裁专制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孔夫子提出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柏拉图的「聪明」与「无知」不可逆的认知理念，更是成了中西方独裁专制的精神支柱。依靠这种精神支柱，比如在中国，壹些流氓痞子，大字不识半斗的凶横和尚，弱智残障和三岁孩童都能登上皇帝宝坐，成为「真命天子」而为国人顶礼膜拜。充分显示了孔夫子和柏拉图的政治理念是为「谁应当统治」服务的工具。而「谁应当统治」，这是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最核心的问题。可惜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灵长类这种高等动物进化来的。因此，人的血液中充斥着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基因，使历代人类中的强者和「代表」像「兽王」壹样，视权力为命根子，对独佔垄断权力充满着贪婪的慾望，这是人类最坏的恶劣习俗。
通常说，为了牢牢掌握手中权力，历代统治阶级都採用列宁说的靠「暴力和欺骗」，靠后来毛泽东主张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林彪把上述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概括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把这些名人的主张对比壹下，公正而言，林彪的提法似乎更正确壹些。因为控制政权不能全靠欺骗。林彪说的「笔杆子」是指学者文人，不能把他们和骗子混为壹谈。学者文人创造的理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知识，这些理论知识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不完全是负能量，而且包含了正能量。所以对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理论知识，必须进行科学具体的鉴别和分析；把这些理论知识用「欺骗」壹词概括否定，或把其视为「马克思主义」而完全肯定，都是违背了科学的认知规律。
三 论「代表理论」的文化根源对人的思想方法的影响只要对人类的历史稍加研究，便能发现支撑独裁专制主义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支柱，就是等级制度和灵肉分离的理论，这也是「代表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馀产品，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最早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是由原始社会的部落组织演变而来的国家。所以最初的国家被称为部落主义国家，或城邦诸侯国家，其首领被称为国王或诸侯王。
由于奴隶制部落主义国家规模小，人口少，彼此还保留浓厚的血缘关係，基本上属于壹祖之子孙。所以社会上的等级制或阶级划分显得很简单，仅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此时虽然产生了社会等级和阶级，但还未形成等级制度。此时虽然产生了人死后魂魄还存在的观念，但还未形成灵肉分离的理论。
随着诸侯国之间为掠夺人口和土地资源而不断发生战争，国家的数量不断减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大国。有的地区，比如我们中国，最后只剩下壹个统壹的秦帝国。大国的特点是版图大，人口多。国家的首领不再以「王」称呼，而是以「皇帝」称呯了。随着统壹大国的出现，各地的乡土宗教开始融合，最后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宗教，这就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要统治壹个大的国家，绝不是治国如像烹小虾那样简单，这绝不是皇帝壹个人所能为的。皇帝必须依靠自己精心挑选的团队，赋予他们大小不等的权力，组成壹个宝塔式的权力机构。塔尖是皇帝，接着是内阁首辅大臣，地方诸侯和骑士，这些人被皇帝授权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他们垄断了国家的壹切权力，他们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这就是中世纪欧洲世俗社会存在的等级制度和实际的代表制度。与此相随，宗教王国里也产生了等级制度，上有教皇，下设大小不等的主教和传教士，分别在各国各地区代表教皇行使传教布道的权利。
法国是欧洲等级制最典型的国家，第壹等级是宗教界里的神职人员；第二等级是国王和贵族；第三等级是农民、工人和城市资产阶级。第壹等级控制了思想意识支配权，第二等级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力，第三等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是最重要的纳税大户；但在政治思想上却没有话语权。第壹第二等级便成了法国的统治阶级，第三等级就成了被统治阶级。
中国长期流行壹种观点，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有钱有财产的人就是统治阶级。比如恩格斯就说，国家「按通例说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法国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最强有力的阶级，但在政治上却没有话语权，证明恩格斯说的「通例 」是「不通之例」，因而是错误的。这充分证明，所谓国家的统治阶级，是由那伙垄断国家权力的官僚政客组成的。依财产的多寡来区分谁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谁应该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这是产生「红眼病」，社会仇富心态的社会根源。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红眼病」主义，是「仇富」主义。这是引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壹大原因，是导致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屡屡失误的重要原因。
中国自秦始皇统壹中国后，皇帝之下中央设立宰相三公，地方设立郡守县令，里正乡长，由他们代表皇帝行使国家权力。汉朝中后期出现了士族参政，逐渐形成了士族集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九品官人法。高级职务被高级士族垄断，以至形成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权力等级结构，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其影响直至现在乃隐然可见。
在封建专制社会裡，等级制度最终被确立起来了。这种等级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壹，它把人类社会分成了利益彼此对立的两大集团。壹个是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特权阶级集团；壹个是只尽义务不能享受正当权利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集团。《水浒传》里有首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田裡禾苗半枯焦；农夫心裡如汤煮，王公孙子把扇摇。」充分反映了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方法，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撕立族群撕立社会的祸首，是引发官逼民反之社会动荡的祸根。
第二，等级制度把社会个体分为两种人，有出令的和受令的；有治人的和被治的；有劳心的和劳力的；有代表的和被代表的；有享受权利不尽义务和只尽义务不能享受权利的。众所周知，刘邦就是根据这种理念把其所属分成「功人」和「功狗」。刘邦的「功人」是指运筹帷屋，搞战略顶层设计的出令人；「功狗」是指攻城掠地，冲冲杀杀的受令人。这种等级代表制度把人的认识理论和经验实践看成两截不相连贯的事，为特权阶级，即行使大小权力的各级代表垄断是非，愚弄欺骗百姓大众提供了理论根据。
代表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方法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崔生了人肉分离之理论的形成。这种人肉分离的理论反映到宗教上，这就为人死后灵魂的去向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安排，壹是上天堂，壹是下地狱。上等人的灵魂上天堂，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壹人得道，鸡犬升天」，「道」即权力之谓也。下等人的灵魂，即平民百姓的灵魂进地狱，除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宗教就为人的命运的不可选择做出了默认安排。这是斯大林和其同道们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惯用的「要麽上天堂，要麽下地狱」的「二者必居其壹」式的历史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最初萌芽。
灵肉分离理论反映到哲学或人的认识理论上，便产生了两种「本体论，壹是精神本体论，就是哲学家说的「唯心论」；壹是物质本体论，就是哲学家说的「唯物论」。
认为皇帝是老天爷在人类社会的代表的中国神传文化精神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老天爷创造的，人的命运是由老天爷决定的。因此，人的壹切思想行为都必须遵照老天爷的意志行事。否则就要受到老天爷的惩罚。
物质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按照壹定的规律运动的。物质世界和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圣人说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物质本体论认为，客观规律能为人们所认识，但人们不能废除或创造规律，只能顺应和适应它。在中国这叫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人必须接受客观规律的命运按排，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精神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唯心论和唯物论表面看来截然相反水火不相容，但本质上它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灵肉分离论的产物。它们都承认人的命运不能由人自己安排掌握，不能由人自己选择，必须由超越于人的上帝或神或客观规律来安排掌握，彻底否定了人的理性经验对物质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能动作用。
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是壹种被扭曲了的认识论，是为独裁专制主义培养造就良民和驯臣服务的，是独裁专制主义统治人民大众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可惜自古以来，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产生的弊端祸根，未引起思想理论界的注意和重视，反而以种种方式受到推崇袒护，这就更需引起人们的深思了。
由此可见，等级制度和灵肉分离理论，是支撑独裁专制主义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两根台柱子。千百年来，百姓大众对等级特权制度怒不可遏，对利用权力致富的官僚特权阶层特别恼火，这几乎成了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成了引发社会动荡的基本根源。可见，农民造反不是「仇富」，而是反对「等级特权」。但是由于柏拉图包装的自然主义或等级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影响太深了，以至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或暴动，都根本无法动摇千百年来形成的等级制观念。于是欧洲文艺復兴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欧洲的文艺復兴运动，说到底就是要用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义的生存竞争自由，去取代自然主义的等级或阶级的民主，去取代自然主义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平等。壹言蔽之 ，文艺復兴运动就是用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至于什麽叫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读者可以参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壹书中的第五章的第二节，他在这壹节里反复阐述的所谓具体的阶级的自由，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平等，就是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
文艺復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首先萌发了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经验，设计壹种自由民主平等的游戏规则，去取代由上帝启示安排之下的圣人确立的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通过这种游戏规则，使本来不自由的变成自由，本来不民主的变成民主，本来不平等的变成平等。此地所指的「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这种新的思想观念，推翻了千百年来人的命运由上帝和神安排，由自然规律主宰的专制主义理念，变成了人类有权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
可见，文艺復兴时代产生的自由民主平等不是乌托邦，不是神话，而是人的理性经验发展到壹定时代的产物。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英国于17世纪爆发了革命，美国18世纪发生了独立战争，法国于1789年推翻了建立在等级压迫的基础之上的专制王朝。从而使文艺復兴运动的理念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使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受到世界各民族的认同而成了普世价值观。因此，那种把自由民主平等说成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是美国的乌托邦的中国人，是缺乏历史常识的，是中国典型的「不知汉魏晋」的「桃花源中人」。
但是，灵肉分离的理论并未因18世纪的欧洲革命受到触动，反而还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推崇和袒护，还被广大百姓民众当成抚慰心灵创伤的灵药。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还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哩！法国革命结束后，崇尚灵肉分离论的思想家和学者还用更精緻的方法把其包装起来，用来複辟巩固独裁专制主义政权。其中最名气的思想家和学者莫过于德国的黑格尔。
黑格尔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他用神奇万能的辩证法，轻而易举地把柏拉图的「形式」「理念」改造成「绝对观念」，创造了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精神本体论」。他运用「绝对观念」解释了世界是怎样创造的，普鲁士王朝是怎样产生的，威廉三世是怎样成了普鲁士的皇帝，怎样成了绝对观念的载体和历史必然性的产物。壹句话，黑格尔用他发明的「绝对观念」把德意志民族和普鲁士王朝装备起来了。他用运动，矛盾冲突斗争的观念为德意志民族称霸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必然性指明了道路，成了后来卑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最终使德国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人类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灾难。
黑格尔的「壹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之着名理念中所谓的「壹切现实」，是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权力归属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都是合理现实的，都是有效的，是万万不许变动的，这和中国的「实事求是」之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为强权政治服务的，是为历史的必然性，为独裁专制的普鲁王朝辩护的。
他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之着名论断，是反对理性主义的自由，是伸张具体的自然主义的自由。因为黑格尔在此所言的「必然」，是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权力归属；是属于壹种必然的权力或权力的必然。谁掌握了这种必然的权力，谁就能获得为所欲为什麽都能干的自由，就能像毛泽东说那样，可以像和尚打伞无法（佛）无天。可惜，能认识这种「必然」的人，什麽时候都是少数人。所以黑格尔鼓吹的自由，是为少数人的等级特权服务的自由；他主张的自由是少数独裁专制者无法无天的自由。因此，黑格尔犯了把人的认识方法和人的基本权利混为壹谈的错误，犯了用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即具体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文艺復兴时期启蒙思想家主张的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主义之自由民主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壹种反动口号， 是黑格尔反对文艺復兴运动的，最具代表性的壹种理论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都深信黑格尔说的「必然」，是指客观规律，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是持这种观点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和毛泽东关于「人类的历史，就是壹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的说法就反映了这种观点。这是天大的谎言。布鲁诺不是认识了客观规律吗？结局如何呢？被野蛮专制的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彭德怀认为「大跃进」是小资级的狂热病，林彪坚持主张设国家主席，实践证明彭德怀和林彪都认识了所谓的「客观规律」，按道理这两位开国功臣该「自由」了；结果如何呢？他们都非但没有实现毛泽东认为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反而最终都丧失了自己曾为之奋斗终身而获得的自由，最后竟滑落到了凄凄惨惨戚戚的「必然王国」的灭顶之灾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遇罗克和张志新不是都认识了客观规律吗？结果又如何呢？他们都和布鲁诺的下场壹样可悲。
由此可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为只要扬起了理想的风帆，就能到达自由的彼岸，这是十足的谎言。再次证明，壹切谎言，不管是谁鼓吹的，不管是什麽革命家思想家，或者是什麽文学家，还有什麽天真烂漫的诗人，不管其动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是为独裁专制主义服务的反动口号。
马克思主义是从黑格尔主义中脱胎而出的壹种思潮，这是由马克思本人承认了的公开秘密（见《资本论第二版的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和黑格尔主义刚好相反，是属于崇尚「物质本体论」的壹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按壹定的规律运动的。这种规律能被人认识，但人不能违背它，只能顺应它。否则，就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马克思根据这种物质本体论，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壹反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创造历史的神话，极力鼓吹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神话。马克思说：「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见 《共产党宣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代理毛泽东则说：「阶级斗争，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用阶级斗争创造历史去取代上帝创造历史，取代绝对观念创造历史，就是用「物质本体论」去取代「精神本体论」，用壹种神话去取代另壹种神话。这种理论或神话更替被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捧上了天，认为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最深刻的壹次革命，事实是如此吗？让我们来具体分析壹下。
主张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定，只有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才有资格创造历史；而落后的，反动的阶级是没有资格创造历史的。而区分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标准是什麽呢？看其能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
马克思及其信徒们认为，只有工业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这类少数人群体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其他阶级都是行将没落的阶级。至于农民，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动的。可见，马克思和其信徒们认为只有少数人组成的先进阶级才有资格创造历史。
这是否定壹切，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主张和旧传统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为众人熟悉的极左观点。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党内极左派的老祖宗。这不是我造谣，请读者读壹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就知道。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否定壹切的极左运动。这是无须解释的自明真理。
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把无产阶级视为是先进革命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创造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了。列宁则乾脆把创造历史的重任赋予给「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的身上(见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幼稚病》)。这也是列宁津津乐道的「与其妳独裁，不如我独裁」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说，只有区区少数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才有资格创造历史。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由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组成的。因为无产阶级是使用机器生产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文化的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可见，马克思和其信徒们是「代表」理论的始作俑者。可见，这种少数先进分子创造历史的理论和上帝创造历史的理论大同小异，其区别无非是五十步与壹百步而已。与此同时，值得玩味的是马克思和其信徒们却把管理组织机器生产的工厂主，把研发机器生产的科学技术工程人员视为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是多馀的人，而被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或改造对象，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吗！。
由此可见，马克思把工业革命后使用什麽工具当成区分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标准，从而把因社会分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係扭曲为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的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係，扭曲为「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係。并把这种对立关係视为如同赫拉克利特的「主人」与「奴隶」不可移；如同柏拉图的「聪明人」与「无知者」不可移；如同孔夫子的「上知与下愚不可移」。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信不疑的阶级分析论。正是这种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復兴运动相悖而行，使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相悖而行。这是壹种被精心包装的灵肉分离的理论，是为「谁应当统治」服务的理论。
在阶级分析理论的指引下，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统治世界的宣言；它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这是壹篇运用物质本体论和阶级斗争论创造历史的观念，论证「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的宣言。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凡是涉及「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的理论，壹定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壹定是把理论和经验视为两截不相联贯的灵肉分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灵肉分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壹种哲学。
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集中反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筹划、由恩格斯执笔写的《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晚年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的哲学文献中，反映在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专着之上。这些哲学经典专着的立论基点就是「物质」、「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灵肉分离之理论。这种处处以「物质本体论」「壹以贯之」的人肉分离的理论，主张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可以离开人而存在的神圣理论，从而否定理论与经验的有机联繫；把自然科学家主张的真理是可以用经验证实的理论假设视为是「唯我主义 」「唯灵论」，视为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严加批判；把主张真理有待经验证实的理论假设的科学家，视为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有学位的奴僕（见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种灵肉分离的「物质本体论」，即「物质」、「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理论对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斯大林扛着「物质本体论」的旗号，在灵肉分离论的支配下主持撰写了《联共（布）党史》。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斯大林遵循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之教诲，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即思想的武器和物质的武器看成两截不相连贯的事。从而把「批判的武器」，即把思想学术讨论搁置壹旁；却专註「武器的批判」，用暴力杀戮的专政手段，残酷镇压「反对派」，即政治哲学理念不同于自己的「反对派」。从而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利益的「先进代表」，这裡所说的「先进代表」，其实就是把持苏共政权的特权派。这些特权派还自诩是由「特殊材料」铸造的共产党员，列宁的忠实信徒。全书沾满着用「武器的批判」产生的斑斑血迹，是为「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提供了壹部血写的教科书。
《联共（布）党史》后来被毛泽东捧为「圣经」，捧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壹个完全的典型。」（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完全的典型」成了指导延安整风的理论指南，成了毛泽东建国后的治国指南，成了毛泽东「阶级斗争，壹抓就灵」的理论源泉。这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用语言表述。而现在还执迷不悟阶级斗争和热中权力的人，还处处以「特殊材料」自诩的「联共」式的党员和「苏维埃代表」们，即被众多中国人鄙夷的「唱红派」「左撇子」，则成了阻碍当今社会进步开放的最大阻力，这难道还不够壹目瞭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