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亚历克苏斯·麦克劳德
1966年，罗伯特·肯尼迪在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学术与人类自由重申日”演讲中说：“中国有句咒语‘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危险与不确定性，但却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

“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虽然这句所谓的“中国咒语”由于肯尼迪的引用而变得广为人知，但显然早在20世纪初时它已被外交使团成员普遍引用（虽为杜撰，但时至今日仍被引用）。本文以此开篇，是因为这句引语以及罗伯特·肯尼迪对它的解读在很多方面都适用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首先，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哲学研究的确危机四伏，而更宏观一点儿来看，整个哲学研究、人文学科乃至学术界亦是如此；其次，我们的时代充满巨大的可能性和创造性，这在西方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或许恰恰缘于危机本身；

第三，人们对中国哲学传统及其在世界学术传统中的地位还存在广泛误解，这一点与前文提到的那个查无出处的所谓的中国咒语颇有相似之处，肯尼迪的上述引用和解读与本文宗旨正相吻合。

本文旨在阐明，尽管情况不容乐观，但我们仍有机会。抓住这个可能会稍纵即逝的机会，我们不仅有可能取得西方学界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最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成果，而且有望在哲学研究的转型中起到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哲学研究深陷似乎难以摆脱的泥潭，尽管人们为了改变这一情形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但问题依旧存在。就像“有趣的时代”这个表达一样，尽管很多年前我们就知道这是个杜撰的表达，但今天依然有人把它当作中国古语引用。

坏消息

我想先谈谈不容乐观的一面，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方面的内容更多或更重要，而是因为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最近，布莱恩·布雅（Brian Bruya）在一篇题为《多元文化在美国的哲学博士项目中暗遭排斥：以中国哲学为例》的文章中，谈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

他指出，在这些哲学院系中，鲜有具备能够指导中国哲学类博士论文的学者。在这一方面，美国的情形甚至还不如十年前（虽然如今学生在亚洲攻读相关博士学位的机会更多，详见下文），原因不仅仅是具有博士点的院系对此缺乏关注，还在于即使很多院系愿意聘用中国哲学研究者或其他非西方哲学研究者，受制于种种因素，这一意愿也无法落实。我在想，倘若真如各院系所言，他们对于非西方哲学颇具兴趣，那么，为何时至今日，中国哲学研究者在这些院系的聘用情形仍未得到改善？

我认为问题主要在于我们对哲学研究内容的认识，在于我们对哲学的“核心”与“边缘”的划分。对非西方哲学价值的认可，往往基于某种西方哲学观念。有些哲学家虽然承认非西方哲学的价值，但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为西方哲学提供一个用于比较的陪衬对象。换言之，非西方哲学只是我们用于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的一个工具而已。

诚然，这样的观点较之先前不承认中国有哲学的普遍观点有所进步，但依然未将中国哲学或其他非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放在同等位置，承认他们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而是只把他们当作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工具。

除非更多哲学家开始认为非西方哲学本身就值得关注，并将其视作哲学领域“核心”的一部分，否则，布雅所谈到的上述问题将继续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理就是如此简单。倘若某物被降格至配角的地位，就很难享有平等、公正的待遇，因为仅将某物视为工具就是否认其内在价值。

有些院系似乎认为，非西方哲学或许比较有趣，甚至比较重要，但并未重要到需要用宝贵的终身教职岗来聘用这方面的专家，尤其是考虑到哲学院系往往有更为迫切的需求，比如聘用研究康德哲学思想的某一方面的专家。

这样讲无意攻击康德研究者，只是为了表明问题的严重性。倘若认为，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某一个人的思想比欧洲以外的全部哲学思想更为重要，那一定有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非西方哲学虽然重要，但仍不如康德、笛卡尔、柏拉图重要，那我们的哲学院系将会继续将其边缘化。因为，我们连康德研究专家还未聘用呢，为什么要聘用中国哲学或印度哲学专家？尤其是各院系财政紧缺（且并无好转迹象），发展困难，遇事总得与行政管理者讨价还价时。好比仅有一枚币，却有上百种开销，到底应该花到哪里？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地位的棘手问题。我们中的许多人或许主攻中国哲学的某一方面，比如某个文本、某个思想家、某个学派， 然而，较之“主流”哲学家，人们对于非西方哲学研究者的知识面有更高的期待，因为人们总是期望非西方哲学研究者能够提供“其他一切”专业知识——除欧洲及欧美哲学外的整个历史时期的人类全部哲学知识。

在哲学院系，人们可能期待一位康德研究者的知识面涵盖整个现代哲学，这样的要求合乎情理。毕竟，任何康德研究者都需充分掌握现代欧洲哲学知识。

然而，这些知识只是全世界哲学思想的一小部分，与掌握“整个人类历史上除欧洲及欧美以外的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哲学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勇敢地追求这样的知识广度，那或许是出于责任感，想要代表欧美以外的其他世界——呈现非西方哲学的价值与魅力。

我任教过的多所大学开设了诸如“世界哲学”“非西方哲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旨在向学生们介绍以欧洲及欧美为中心的传统课程外的其他全部哲学知识。这种“世界哲学”课程涉及了人类历史上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大部分哲学知识。甚至哲学院系招聘时，列出的专业要求也暗含着这样一个奇怪的观点——一个人可以成为“非西方哲学”领域的专家。

招聘启事上往往写着招聘“亚洲哲学”专家、“非西方哲学”专家、“世界哲学”专家，而不是单招“中国哲学”专家或“印度哲学”专家。实际上，“中国哲学”这个提法本身已经过于宽泛。“中国哲学”的涵盖面类似于“欧洲哲学”。

想象一下，会有哲学院系意欲招聘一位“欧洲哲学”专家并期望他掌握了所有欧洲哲学思想吗？！诚然，通常情况下，哲学院系期望哲学家们都能胜任哲学概述类的入门课程甚至中级课程，但恐怕没人会认为聘用一位“欧洲哲学”专家就足以教授西方哲学传统的所有重要知识。

假设某个哲学院系拥有许多非西方哲学专家，却只有一位“西方哲学”专家（比如，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康德）教授所有西方哲学传统，那么这在大多数人看来会相当荒唐可笑。然而，总的来说，大多数哲学院系的真实情况比这更荒唐，因为在这些院系，有人认为一位专家就足以教授全世界绝大部分哲学思想！

下面我们一点一点来谈。首先，我们应争取实现更多美国哲学院系（尤其是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哲学院系）至少有一位非西方哲学专家，然后再谈不能奢望一个人教授所有的非西方哲学知识。就像婴儿学步，必须一步一步来。许多哲学家都同意自己所在的院系应给非西方哲学留一席之地。

或许，我们可以以此为出发点。下一步是努力培养更广阔的哲学视域，以便能够接受不同于“主流”的哲学方法。譬如，以分析哲学为主的哲学院系在评价中国哲学领域的应聘者时，其评价标准须有别于评价主流分析哲学家的标准。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分析哲学家与中国哲学专家所使用的哲学方法截然不同，那么即便是一位善意的分析哲学家恐怕也很难对中国哲学领域的应聘者做出正确评价吧？

譬如，作为哲学家，虽然我十分认可人类学的价值（我自己还曾与人类学家共事过），但我完全没有资格评价一位人类学家的水平，因而难以胜任人类学家招聘委员会委员的工作。

尽管在我看来，人类学工作既有益又有趣，可我缺少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达不到招聘委员会委员所应具备的水平，无法精准地判断哪位人类学家更优秀。

我觉得这也是以分析哲学为主的哲学院系在招聘中国哲学（及其他非西方哲学）研究者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多年来，我与许多人的交谈也佐证了这一点）。不少哲学家表示，他们要么无法判断应聘者的水平，要么只能用自己所在领域的标准衡量应聘者，得出应聘者不具备相应水平的结论。

这不足为奇——如果我被迫用哲学标准来评价人类学应聘者，我也只能得出这些应聘者不是好的哲学家的结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接受相关领域令人敬重的专家的意见。比如，我可以询问著名的人类学家：“这些应聘者如何？哪些更优秀？”这种情况在招聘非西方哲学家时的确存在。

我曾听到中国哲学界有这样一个呼声，哲学院系应当以哲学家的标准来评价每一位（无论是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及认识论，还是其他领域的）应聘者。这自然是个美好的理想，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基于哲学对中国哲学研究者作出公正的评价。然而，目前这还仅仅是个理想而已。

究其原因，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观依旧占据统治地位不无关系。用哲学家的标准评价应聘者（而不是用其他标准评价中国哲学研究者），前提是我们必须拥有比目前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观更为广阔、更加公正的哲学观念。

理想情况下，评价中国哲学家应当与评价任何其他哲学家并无二致。然而，实现这一理想所需的哲学观——不以西方/欧洲为中心的哲学观，在哲学界并不常见。目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哲学家”的标准来评判应聘者，只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哲学家只有类似于西方哲学家才会被认为是好的哲学家。

换言之，中国哲学家（及其他非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关注越少，对该领域的独特方法越不重视，越能被视作好的哲学家。

真正致力于多元化（在哲学领域或其他任何领域），并不意味着单纯地聘用更多拥有“正确思维方式”的非西方哲学、女权主义哲学等领域的专家（这样的学者自然不多见），而是努力构建一种学术多元化，拓宽哲学视野，认识到不同哲学方法的合理性及其价值所在。 否则，便是推行学术殖民主义——“只有你像我，我才视你为地位（几乎）平等的同行”。

正如艾米·奥伯丁（Amy Olberding）在论文中所说，主流期刊中，中国哲学类的文章仍不多见，尽管整体而言，中国哲学及亚洲哲学的就业市场有些许好转（见下文），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中国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就哲学院系中的中国哲学学者数量而言）出现在亚洲，尤其是香港及新加坡地区。在那里，一些高校的新举措使其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级中国哲学研究中心。这些高校的哲学院系不仅承诺聘用更多非西方哲学研究者，而且已经引进了一批优秀的学者。近年来，不少之前供职于美国机构的学者移居到香港、新加坡等地。

在使用汉语的国家和地区，各院校正努力为全世界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开设中国哲学课程。在新加坡，新成立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目前正在引进美国及其他地区优秀的非西方哲学学者。

的确，就中国哲学而言，亚洲正在“吃掉我们的午餐”。诚然，这对中国哲学研究无疑是件好事，但对于我们中间那些想要改善中国哲学在美国本土地位的人而言，应当值得警醒，尤其是考虑到目前（数据显示，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仍有不少学生对中国哲学及亚洲哲学格外感兴趣。

例如，《大西洋月刊》关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的那篇著名报道提到，普鸣教授的每一次课都能吸引数百名学生，他的课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很多学校已经意识到亚洲哲学课深受学生欢迎，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学校会定期开设此类课程。然而，这些课程很少由全职教工或终身教职任教，特别是在研究型大学。在哲学院系，亚洲哲学仍被视作是猎奇的对象，虽受学生欢迎，但不属于哲学学术研究的真正组成部分。

博士学位授予机构的情况

正如包括布莱恩·布雅在内的许多学者所言，博士学位授予机构中，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匮乏使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随着美国可供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的减少，培养出的该领域的学者数量非常少。

这样一来，即便是有些学校开设了中国哲学或亚洲哲学课程，但由临时教员或非专业人士执教的高校想要聘用一些专家学者，可供选择的候选人范围也会非常有限。

正如布雅所指出的，绝大部分中国哲学博士新秀都毕业于夏威夷大学，而相较于其他领域，这些博士数量是很少的，而且他们很难在美国研究型重点大学具有博士点的哲学院系找到工作。

调查显示（我自己的经历也证实），以分析哲学见长的哲学院系往往不愿聘用诸如夏威夷大学等院校培养的主攻比较哲学的毕业生。

出现这样的局面令人遗憾，毕竟以分析哲学见长的院系培养的中国哲学毕业生数量很少。而且，这些毕业生还有一部分选择去了国外，如香港、新加坡等地。所以，可供以分析哲学见长的学院选择的此类学者很少（正如欧洲的院校倾向于聘用欧洲院校培养的学者，以分析哲学见长的美国院系也喜欢聘用同类院系培养的学者）。

除非这些院系能够更加公正地看待夏威夷大学的毕业生，否则博士学位授予院系所面临的困境将继续下去，符合各院系招聘条件的学者数量也会越来越少。

此外，目前还不清楚新加坡、香港等地中国哲学培养课程的增多会对美国产生何种影响。美国哲学院系是否愿意聘用亚洲博士毕业生？我想不出有什么不聘用的理由，当然，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聘用夏威夷大学的毕业生，但这一问题在过去的确存在。

哲学博士课程中，有研究中国哲学专家的身影，不仅对于培养这一领域未来的专家意义重大，也有利于改进中国哲学在哲学界的地位。

如若博士生可以不接触任何非西方哲学传统就能取得博士学位，那么，他们成为哲学家后，就很难认真看待这些哲学传统。

哪怕一个学院只有一位教师教授非西方哲学，也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此，我深有体会。我在康涅狄格大学读博士期间，很多研究生通过上乔尔·考普曼（Joel Kupperman）教授的课或通过与他的学生（比如我本人）的沟通，对非西方哲学传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研究方向。

他们由此对亚洲哲学有所理解，据我所知，他们现在仍然把亚洲哲学视作当代哲学的合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能把他们对亚洲哲学的这种开放态度全部归功于乔尔·考普曼教授，但考普曼教授的存在以及他对亚洲哲学的研究肯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使只是强化了亚洲哲学属于哲学研究范畴的观念。

开设非西方哲学博士课程，可使新一代的哲学家认识到非西方哲学传统对于整个哲学的重要价值及意义，有利于推动哲学院系对非西方哲学传统持有更加积极的态度。

我们认为什么更重要，什么是哲学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读博期间在成为哲学家的道路上所受的教育，取决于我们所学的哲学标准，既包括哲学的组成部分，也包括哲学的实际规范。

如果我们的教育对某一哲学传统只字不提，往往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哲学家们不认可它是哲学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就会自然而然地以为中国哲学及其他非西方哲学传统或者不重要（或不足够重要），或者根本不是哲学。

毕竟，倘若非西方哲学传统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耳闻吧？至少应该对它略知一二，才能取得博士学位吧？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更多博士学位授予机构聘用中国哲学及（或）其他非西方哲学专家？目前，中国哲学与种族哲学、女性主义哲学一起，被列在“专业领域”版最底部的“其他领域”一栏。

印度哲学及其他非西方哲学甚至未被列入其评估范围。在我看来，即使在排名报告中把中国哲学列入更加显著的位置也无补于事，毕竟它处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地位（如前文所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中国哲学地位的看法）。

过分关注这种地位的提升只会给哲学院系带来更大的限制和压力，比如，保持哲学方法统一性的压力，这对哲学研究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排名报告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中国哲学板块的评价者列表，虽然包括了许多无可争议的杰出学者，但并未体现出哲学方法的广度和该领域的多样性。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么也许要想在该排名报告的中国哲学板块排名更高，唯一的办法就是聘用与评价者所使用的哲学方法一致的中国哲学研究者。这无疑会遏制创新，破坏哲学的多样化。在其他哲学领域，该排名报告已经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其潜在的危害性很可能对中国哲学研究产生同样的不良影响。

或许，一个解决办法是推进该排名报告评估者的多元化。但即便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能推动中国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吗？对此，我深表怀疑。守住门户绝不是鼓励学术发展、激励学术创新和促进学术多元化的有效办法。


哲学院系以外的中国哲学

如果中国哲学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就很难培养出日后可在哲学院系教授中国哲学的学者。无法接受相关教育，无法找到相应工作，就很难开展创新工作。因此，在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机构中，中国哲学研究者匮乏的局面的确令人担忧。

另一件值得关切的事情是，在哲学院系以外的其他院系，人们似乎对中国哲学越来越感兴趣。宗教学系、历史系、东亚学系等院系的学者们似乎意识到了中国哲学的价值以及中国哲学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在这些院系，中国哲学的地位似乎呈上升趋势。总的来说，这对于哲学界并非好事。

如果中国哲学在其他院系的地位不断上升，而在哲学院系却并非如此，那么，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即学习中国哲学的唯一地方，而且似乎也是合理的地方，是非哲学院系。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新的哲学问题，同时也会加剧现有问题，比如前文所述的持续存在的观念——中国哲学并非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个人也把越来越多的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学生介绍到宗教学系及东亚学系，原因是哲学院系缺少能够指导中国哲学博士论文的学者。但问题是，宗教学或东亚学博士毕业生很难在哲学院系找到工作。

具有哲学思维的学生在非哲学院系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只会减少可供哲学院系聘用的候选人，因而使得哲学院系的情况更加糟糕。

当然，可以通过更加开放的做法，即聘用宗教学、历史学或东亚学博士毕业生，来缓解这一问题，但这并非理想的做法。因为，在这些研究领域接受教育的毕业生并不具备哲学家所应有的、哲学教学所需的哲学背景。

我猜想，哲学院系对于聘用一个只能教中国哲学，甚至无法教哲学概论、伦理学、认知论等课程的人员，一定会感到惶恐万分（这种惶恐也不无道理）。这种情况下，聘用一名中国哲学专家需要作出巨大牺牲，就像聘用任何不能承担除专业领域外其他教学任务的教职人员一样。

当然，反之亦然。宗教学系、历史系、东亚学系等院系，自然也不愿聘用哲学院培养的中国哲学博士。或许日后随着更多高校为哲学院系的师生与其他院系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提供合作机会，这将不再是个大问题。

比如，在印第安纳大学哲学系，学生可以一边在哲学系读博，一边与东亚学系及宗教学系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开展合作。但这是个长期的解决方法吗？学生人数与日俱增，这一做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非哲学领域的学者也有自己的学生，这种“一半里一半外”的结合似乎更像是给伤口贴上创可贴的应急做法，而非长久之计。我们当然无法借助这种办法，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在哲学院系的发展。

或许你会说，如果哲学界与非西方哲学传统没有任何接触，情况只会更糟！只要中国哲学在其他院系蓬勃发展，我们顺其自然即可。这种回应（我曾耳闻目睹过）没有抓住哲学研究危机的核心。

宗教学、历史学领域的中国哲学研究需要采用这些领域的研究方法。那些想要利用独特的哲学工具、哲学方法、哲学视角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无法在宗教学系、历史学系做到这一点。

当然，这并非历史学系或宗教学系的问题，毕竟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或宗教学，而非哲学。因此，在这些院系接受中国哲学研究培养的人，最终会放弃某些解读中国文本、中国思想家的哲学方法。

正如历史学家的中国哲学著作不会为大部分哲学院系所重视一样，历史学系的学者倘若写些中国哲学文章，恐怕也很难交差。如果大家（同我一样）认为研究方法多元化、学科多元化是件好事，那么，历史学系和宗教学系垄断中国哲学市场肯定是场灾难。

同样，假设这些院系放弃中国哲学，那也同样会是场灾难。中国哲学在哲学院系以外的其他院系方兴未艾，当然很好，但如果在哲学院系没有一席之地，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哲学家们解读文本及观点的独特哲学方法与工具。

忽略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看，中国哲学研究就难以健康、蓬勃地发展，同理，如若哲学界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变得千篇一律，中国哲学研究将会受到压制。


好消息——收获

尽管我以上描述的形势一片暗淡，但我们依然有理由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充满希望。“有趣的时代”在带来危险的同时，也会带来机遇、改变和创新。越来越多的院系至少承诺要聘用一些中国哲学专家，即便不是现在，将来也会这样做。

此外，相较于十年前我读博时的情况，如今，中国哲学研究有了更多出版渠道、更多相关会议及研讨会，而且大型会议中也常设有中国哲学研讨小组。

会议及研讨会方面，有蓬勃发展的“美国中西部中国思想研讨会”（目前已举办12届），有后起之秀“美国东北部中国思想研讨会”（已举办4届），有“罗格斯中国哲学研讨会”（已举办3届），等等。研讨小组方面，亚洲与比较哲学学会、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等组织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各大会议上设置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研讨小组。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哲学及比较哲学领域的新兴期刊以及由不同出版商出版发行的系列丛书。虽然中国哲学类文章仍然很难在“主流”期刊上发表，但中国哲学领域的专业期刊在不断涌现，并且出版商对于出版中国哲学类著作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哲学类新作（包括书籍及文章）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而且是由哲学家所著），这些迹象都表明这个领域正在崛起。

中国哲学出版刊物不仅数量更多，而且在质量上也令人心怀希望。如今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敢于创新，敢于探索，敢于开展试验性研究或比较研究。我所读过的最有见地、最重要的一些中国哲学著作就写于过去的5-10年间。比起十年前，现在的跨学科研究更多，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国的海外学者的联系也更多。

虽然处在哲学边缘的日子并不好过，但生活在“有趣的时代”也有优势，那就是，会发生各种有趣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人往往灵活度更高，更不怕犯错。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哲学界整体上过于自我封闭，常常只关注很有限的问题，有时甚至惧怕、抵抗，或回避新的思维方式。

在主流哲学界，各种各样的现实压力——譬如成为终身教职的压力、维护声誉的压力，迫使哲学家们只能聚焦于某些方面，我认为（虽然我无法肯定）上述哲学学术特征并非是因为学者们决意要坚守这些规范。相反，恐怕很多学者是出于制度压力，才对“冒险”项目退避三舍，导致上述哲学研究的狭隘性问题长期存在。

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不仅非西方哲学受人冷落，哲学观不够多元，而且哲学研究的自我封闭导致其在大众和当今的学生中不受欢迎。我猜想，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全国各个高校的哲学专业本科生人数出现下降趋势。

有人认为这种下降趋势是因为大批学生转向更加“实际”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及商科等领域，对此，我并不认同。从就业前景及薪资待遇来看，相对较好的地质学、物理学、植物学等学科的学生人数也出现下降趋势，而经济效益并不显著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却并未出现明显下滑。

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一直呈现稳定趋势，同期内，外语专业（整体）甚至有所上升。正是哲学抗拒中国哲学思想的那种偏狭态度，使得哲学越来越处于整个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边缘。

中国哲学及其他非西方哲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更多自由，可以从事“主流”外的其他研究项目，不受传统思维的约束，因为他们所处的领域已经使其处于“主流”之外了。有些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或许禁不住诱惑总想要得到主流认可，但鉴于以上提到的种种现实压力，我们终究无法赢得这场战役。

其实实现这一目标对我们来说也并不一定见得是好事，因为我们有可能因此而被主流哲学中的那种狭隘的压力所束缚。与其通过遵从主流哲学规范，去赢得主流认可，还不如利用我们的相对自由去从事主流哲学家无法奢望的开放创新项目。

我们可以开创哲学新视野，以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开展哲学研究，而不是以主流所期待的方式。我们还可以寻求新思路、新项目，寻找新办法，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所从事的工作。

处在外围的一个好处是，因为享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可以成为创新者。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研究者没有现实压力，但他们的压力与主流哲学家所面临的压力不同，而且也要少一些。这是危机中的“机遇”。

面对现状我们该如何做？

这个问题的答案多种多样。如上文所述，至少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相对自由去做那些主流哲学界无法做的事情，即开展新的比较研究，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对过去百年来西方哲学界不曾关注过的广泛领域展开研究。

事实上，不少同行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我认为，在中国哲学、比较哲学及其他非西方哲学领域所开展的有趣又有创意的活动之多，前所未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只需继续进行已经开始做的事就可以了。

至于我们该如何应对生活在有趣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答案则更加复杂，而且可能不易得出。如何让主流哲学在整体上更加重视我们？如何让更多的博士课程项目聘用中国哲学专家或其他非西方哲学专家？如何让更多主流期刊发表非西方哲学类文章？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根本上是相互联系的，或许可以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了。

1.我们知道亚洲哲学在学生中颇受欢迎。

倘若能把这种受欢迎度进行量化，例如，对比包括哲学院系在内的各个院系的亚洲哲学课程与其他哲学课程的选修人数，那么，即使不能说服哲学家们，起码有可能说服行政管理者，发展中国哲学和非西方哲学、聘用相关学者是十分必要的。

量化的程度越高，说服力越强。高等教育中“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对教育是不利的，但既然现实如此，且似乎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我们不妨顺势利用。

当然，由管理部门下达的指定人选招聘指令，可能永远不会被愉快地执行，而且这样的做法可能会造成其他同事和同行对非西方哲学研究者的不满。因此，理想状况是，我们还应努力说服其他哲学家认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

2.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中国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对话。

这正是许多中国哲学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有些时候，为了使中国哲学被主流哲学家们接受，中国哲学研究者们会采取与西方哲学家同样的方式解读中国思想家及中国文本。这种做法可能会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形，既可能造成对早期中国文本的误读，又可能导致仅以读西方文本的方式读中国文本。

但我认为，寻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容相通之处，本身是很有价值的。另一方面，就非西方哲学传统开展比较哲学研究，也同样很有价值。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从西方哲学的角度解读中国哲学（及其他非西方哲学），而应更多结合其产生背景进行比较性的研究。

“主流”哲学家们如果不“买账”，就无法提升中国哲学在哲学院系的影响力。对此，我们该如何做？虽然仅仅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做不了太多，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比如全球化、中国（及其他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学生对中国哲学的需求（高选修人数、高课程开设意愿）以及哲学院系想方设法留住学生等压力，必定会带来变化，我们但愿是好的变化。

对于不得不做的事情，人们也只能委曲求全了。也许当外部压力使得哲学界无法继续无视中国哲学（及其他非西方哲学）时，哲学家们的态度也会随之改变。在我看来，这一切已初见端倪。

我们的确生活在有趣的时代，许多造成这一现状的因素是社会大趋势造成的，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我们可以学习庄子的态度，因势利导，充分地利用变化，而不是抵抗变化，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