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在社会学意义上对理的认识与执着，很有商榷的余地。
认同西方理念的人，都认为民主自由平等是一种普世价值。但反对西方的人则认为，这些西方价值观，正是世界日益动荡的根本原因。
前者的认同，是从狭隘的利益主义角度为出发点。的而且确，只有民主自由平等，我才能充分发挥我的个人权利，获取我个人的最大利益。
后者的反对，考虑的是全人类的福祉。
权衡两者的合理与否，我在《让五人死亡还是一人死亡？》、《治国之道治世之道》及《岂有此理》几篇文章里有详细的论述。这篇文章以下内容，则尝试从“理”的特性作剖析，看看有没有人们平常没有留意到的问题。
“理是什么？古书《说文》云：理，治玉也，顺玉之纹而剖析之。意思是：理，是玉石内部的纹路，作动词用时，指顺着玉石内部的纹路来切割玉石。现引申为客观事物的次序、规律、性质，凡事要依据其次序、规律、性质而行。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理，我们分分秒秒都应该依理而行。这个理，也就成了每个人心中的一把尺子。”
——摘自我的博文《岂有此理》。
生活上我们似乎都离不开理，讲理是我们日常待人接物时，必然会遇到甚至是频繁遇到的事情，完全不讲理的社会难以想象。讲理，实在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行为，更似乎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质素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正面意义来说，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自觉地讲理，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实际上事与愿违。
我们并不难发现，即使是双方都讲理，亦往往会出现越讲越僵的情形。甚至我们更发现，越是喜欢据理力争的人，越难以相处，这些人往往没有好的人缘。我们更发现，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界里，最不缺少的正是理，但这个世界的争战依然是无日无之，甚至规模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理，还有许多我们忽略了的负面作用。
首先用哲学的观点分析：
我们日常的理都有先天的局限性、个别性、蒙蔽性。
人类的理通常以语言或文字来表达，当我们想表达某个理时，其基本模式都是用“X is Y”或者“主语——动词——宾语”这样的结构来表达的。这种表达方式永远是相对的或总是由个别观点立场来决定的。这种表达方式开显了某一面，但同时也隐蔽了其它面。正当开显之时亦正是其蒙蔽之际。在本质上就会蒙蔽全体的真相。
这样一来，理就会出现以下的问题。
第一，理总是相生相克的，没有一条理能凌驾于其它理之上。
因此理不是战无不胜的，每一条理都能被打败，都能找到另一个或多个理由把其推翻。当我们陈述一个理时，我们自以为十足的理由总能被别人找到缺口进行驳斥。
成熟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在陈述自己的理时，会大方地承认别人的理也有合理的一面。但这个世界不成熟的人或因怒气而失去理智的人占了多数（从网上的评论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总是争论不休的原因。
第二，理的后面往往跟随着某种利益上的动机。
这里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某个理背后的利益动机因种种原因不能明示，或背后的利益与所示的理相悖。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引起别人的怀疑，造成相互间的不信任。不信任的结果是明知对方的理是正确的也不接受。
另一种是把背后的利益诉求诚实地摆出来，这虽然能取得对方的信任，但对方亦会因此而讨价还价，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就自然形成各自的壁垒，人际关系的淡薄就不可避免。例如婚前协议的产生就令婚姻的意义大大地改变了。
第三，理总是从某个立场出发。
既定立场意味着理都是排他的，排他意味着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是这种排他性的最好说明。人类观念中的对错、善恶、好坏、美丑等等都因理的排他性而产生。
理的排他性导致理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对立意味着矛与盾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当双方没有利益交集时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但尚可和平共处，然而在利益引诱面前就形成了冲突。在冲突中的理就会产生杀伤力。这时候越讲理矛盾反而越激化，理越强越直，越是“得理不饶人”，其杀伤力越大。同时，越大的杀伤力，其遇到的抵抗力也会越大。过去常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里面的压迫原来是指武力，其实强横的理同样是一种压迫。美国的“反恐”既有武力上的压迫，亦有强理所造成的压迫。
理的排他性更导致坚定信仰某种理的人会常常臆想、甚而制造一个或多个“假想敌”，例如什么“三反五反”，“造反有理”，“阶级斗争”，“邪恶轴心”，“恐怖分子”，“五毛”，“狗粮”等等。
换言之，理，不但不能带来和谐，它反而是这个世界种种纷争的催化剂。小则造成关系紧张，大则兵戎相见你死我活。例如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世界”里“居然会”发生的俄乌战争，谁对谁错？笔者认为：大家都有理。为了捍卫自个的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看起来双方都“够伟大的”，但这种“伟大”的结果，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核战变成了可能。
第四，理的推论总是遵循着逻辑演算法则。
这里亦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理的逻辑性决定了理都是脆弱的。
当理的立足点被否定或理的演算、实施过程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时，理就会土崩瓦解。在科学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种例如亦反映在社会学方面。见识过不少西方人的家庭，有富裕的，有贫困的。富裕家庭的家居摆设都相当的讲究，显得井井有条，更处处蕴含着艺术的美感。其中我认识的一个西人精英家庭，连内裤浴巾都必须细心烫好再按一贯的方式折叠整齐后才能放进衣柜（当然都是佣人的工作），这个西人家庭每个成员的个人质素也是超一流的。反观许多贫困家庭，那种脏乱差是怵目惊心的，身上那股恶臭是令人避之不及的，满口“F”字头的粗言秽语是令人瞠目的。前后两者之间形成的极大反差有许多因素，但深层的原因是生活的信念是建立在“理”之上还是“情”之上。理是需要许多条件支持的，例如金钱，例如名望，例如地位。当缺了某项自认为必需的条件时，理就会崩溃，就会出现经济衰退时许多中产阶级人士跳楼自杀的新闻。生活中事事追求完美的人亦常常遇上这样的烦恼事：今天的考试发挥得不好，今天上班迟到了，今天穿的衣着气场不够强，男朋友居然忘记了我的生日……。
逻辑既是严密的，亦是连贯的，理论上一个完美的理的推论可以是无穷无尽。但西方人的想象力有限，最后只能把一切都归于上帝，祂老人家是一切的原动力，当这位上帝始终不能“现身”时，一切的理都显得无力。自以为聪明的西方哲人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曾经作出过不懈的努力，可惜越是努力，上帝不存在的证据反而越多，以致神圣的宗教越来越世俗化，教会的功能社交作用远大于灵性的修炼。反而伊斯兰教由于绝不能去质疑上帝，亦不能对其代言人穆罕默德有丝毫亵渎，致使穆斯林的虔诚之心千年如一日般坚定。不过，信仰的崩溃反而为西方人带来世俗的好处：正因为政教分离，西方人才能摆脱神权的桎梏，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终于使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出尽了风头。
另一种是理的逻辑性会产生“认死理”的倾向。
“认死理”的后果可大可小。
小则徒添压力。西方人连出门时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都能纳入哲学的思考中，因此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永远都承受着无形的压力。
中则出现精神上的病态，简称“精神病”。西方的理性导致西方人（现在已泛滥到整个文明社会）很容易情绪化，社会越文明精神有问题的人越多，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信念都以理为主，以理为主就容易出现“强迫症”：我要进取，我要升值，我要发达，我要出人头地，我非她不娶，我非他不嫁，我年轻貌美，当然只能找高富帅，我英俊潇洒，为什么没有白富美看中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白人比有色人种优越，日本人比其他亚洲人都优越，城市人比乡下人优越，有钱人比穷人优越。
大则钻牛角尖，即走向极端。理性思维用在与人有关的社会学上，如果走进了极端，就容易产生诸多“不近人情”的案例，或者是如文章开头列举的那些自相矛盾滑稽可笑的行为，又或者是西方现在种种的政治正确。
走极端的人通常都不会自我反省，往往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别人，结果就出现了美国式的“Bomb here ， clear there”。
理的逻辑不是人人都能演绎的，普通人往往被绕得晕头转向，因此钻牛角尖的人往往都是智商很高的人，如挪威那个连杀八十多人的罪犯。
社会学家通过统计发现，走极端的人有以下特征：1，白人为主；2，智商很高甚至是天才；3，往往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即社交障碍，但人格上又相当自负自尊自恋。
“走极端”还表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末日论”。
相信读者不能否认，所有的末日论都来自西方。“有生必有死”，这是人类通过自身历史及对自然的观察而得出的一个板上钉钉的“铁论”，而“死而复生”则似乎只有那个耶稣。因此西方对理的所有演绎最后都是负面的，消极的。宗教上本来还希望末日后有个天国作为归宿，但当信仰日益脆弱之后，末日就成了唯一的可能了。于是不同版本的末日故事轮番上演，连赫赫有名的霍金也认为人类在一千年后如果不能实现星际移民就会灭绝，一个澳大利亚科学家则推断Y染色体和由其产生的男性可能会在五百万年后消失。
以上列举了理所具有的一些负面作用，目的不是为了否定理，而是给执着于理的人予以警惕，亦让中国人对西方的不可思议有所了解，同时希望读者认识到：既然西方人的思维行事方式以理为主，以情为辅，当理有这么多的负面作用时，对今天这个以西方文明为主流的世界大局，我们是否会有新的看法？
理直则锐，锐终伤。强理曰夺，大凶之兆。真理横行，兴刀兵。（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纵观人类历史，尽管东西方都是大小战争不断，但可以认为：西方战争特别是宗教战争，及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一战及二战，既是资源的争夺战，亦可以是“理”的争战。
时至今日，这些理的争战，最后以“民主自由平等”这个理念最终战胜了诸如伊斯兰教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共产主义及其它大大小小的各种主义，人类终于有了自己的“普世价值”。
然而，这个“普世价值”真能够带来全人类的和平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普世价值”依然是个理，是“理”就同样有上面所述的那些负面作用，要消除负面作用，理就必须被中和，能够中和理的，唯有情。
今日的世界，最懂情的国家，是中国，最擅长理的国家，是代表西方的美国。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中美成为世界舞台上最举足轻重的两个巨人。这是冥冥中的安排，中国人的情和西方人的理终于不可避免地相遇。
这种相遇，在理的角度来看，叫做“较量”，在情的角度来看，叫做“合作”。
中国人，如果打算和西方较量的话，必输无疑。因为，中国人不及西方人擅长理，中国人如果妄想建立自己的理去和西方较量的话，等于以己之短，攻彼之长。
合作，绝不是妥协，合作，是“融合”的另一套说辞。
听到不少人嘲笑，比起西方人，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个性。但是，中国人有共性，中国人的共性如水，这水可是天然的融合剂，这融合剂从上古的炎黄之争，构成炎黄子孙的由来，其共性不断地融合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其他民族，中国总是被入侵，这些入侵者又总是被融合，直至今日，这种融合难道不可以扩展到整个世界的范围？例如“一带一路”，对比西方总是以战争为手段的征服行为，当融合的和平性被世界人民所认识后，哪个会受欢迎？
如何融合？融合的手段是情。情是中国人的优势，中国人的情既能够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亦能够潜移默化地去改变别人。当然，要运用这种优势，必须对情和理的辩证关系有深刻的了解。这种辩证关系，即笔者在《逻辑后缀学》所提出的思维模式——“逻辑位移”。
首先要了解，由情入理易，由理入情难。这是因为，情无远弗届，理有时而穷。情是广大的，包容的。理是狭隘的，排他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要了解西方远远比西方人要了解中国容易得多。西方人的不可思议说穿了就是那么回事，而中国人的神秘可能是西方人永远都弄不懂的。这就成了一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有胜无败之局。
其次，刚强者，依理而行，招式分明，招势必老。柔弱者，酌情而动，招里藏招，绵绵无尽。（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这段话的意思是，西方人尽管擅长理，但这些理只要用心去琢磨，还是可以弄通的。而中国人，则不能满足于情，也应该学习西方的理，但学习过程中，又应该善于变通，灵活运用，则中国人对理的掌握，并不差于西方人。现在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中，人才济济的中国裔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段话亦反映出西方与中国的思维差异：西方人很习惯设立什么“路线图”，但其市场经济的模式却又与其相悖，结果往往在经济危机时期一筹莫展，最后总是大伤元气（理的脆弱性）。中国曾经的计划经济其实也源自于西方（前苏联人的理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同类的），结果亦是大吃其亏。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模式：情的模式。这模式不设路线图，而是起着指南针的作用，既确定大方向，又清楚未来的不确定性，灵活变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以各自的思维模式来看，西方人总体智力水平如葫芦型呈两个极端，即聪明的人不少，但蠢钝的人更多。林语堂先生曾举过一个有趣例子：美国一位叫威廉·詹姆斯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说过一段话：There is no difference but difference of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erence and no difference。这段话用哲学的语义表达是：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和“相同”这两者之间，除了程度的不同之外，没什么差别。这段话很严谨很有智慧，但我问过不少西方人，能够真正明白其中含义的人为数不多，所以这段话唬到了不少人。其实这段话在中文里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五十步笑一百步。嘿！这意思太简单了，毫无高深之处，在中国连小学生都懂！
这个例子说明了，中国人的精英数量可能不及西方人，但真正愚蠢的人亦很少，其智力水平的分布如橄榄型。中国人五千年底蕴下独特的文化，使其民众的平均领悟力远超于西方人。
这种领悟力的优势，致使中国人不必自卑于本身的创造力不足。既然创造力比不上人家，模仿又如何？中国人不必理会那些嘲笑我们只会模仿的人，这个世界很现实，中国不必在创新领域里与西方争短长。我们能模仿，我们能山寨，我们能见招拆招，以彼之长来攻彼之长，对此西方人只能干瞪眼却无可奈何。毕竟，模仿和用武力的夺取，前者可是斯文得多，如果西方人硬要说我们卑鄙，那可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所谓模仿，所谓卑鄙，亦只是西方的尺度，西方的标准，我们为什么要听他们的？中国人自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尺度。孔乙己有云：窃书不能算偷！
“因为引用和抄录先贤的著作是中国文化中知识创造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复制他人作品在中国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受到谴责，相反，却一度很受重视和鼓励。因为这显示出对古人的尊重和了解，显示出原著的伟大和重要。而且儒家学者一般以传播知识和道德为己任，而对以文换钱，卖文为生嗤之以鼻。因此他们一般不在乎自己的作品被抄袭和偷盗，不在乎自己的作品能够换来多少财富。正如一古代学者所说：‘正直的学者应该由后人去发现他的作品，而不会自我推销。’在这方面，还有一种更超脱和清高的看法，即知识的源头是自然，而不是古人的发明，因此，它应该属于全人类，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排斥在继承人类这一遗产之外。”
（以上一段话加了引号正是因为这段话是作者本人从网上“窃”回来的！哈哈！作者本人十分认同这段话，因此“窃”得坦荡荡，本人这篇文章及呕心沥血写的《逻辑后缀学》及之前的所有文章同样不为任何经济利益，读者们如果欣赏，不妨也窃了去，令它们发扬光大，我反而是感激不尽。我的所有文章都没有版权，不需注明出处）。
中国人作为“柔弱者”还有一重含义，就是相对于西方人的傲慢自大而言。中国人的柔弱，体现出一种谦卑的实用主义态度，只要有用，模仿你又如何？如果外国的月亮果然比中国圆，赞你又如何？所谓的崇洋媚外，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洋为中用？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拿来主义？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以夷制夷？
再三，以情释理，以理补情，谓之合情合理。省人者损，自省者益。律人者人亦律之，自律者无疚。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当然了，一味的滥情任性也是行不通的，中国社会现在有诸多的弊病需要正视，研究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是当务之急，这套法制，不能是西方那些不懂变通的理，亦不能是中国那些任人唯亲的情。仅仅是合情不够，仅仅是合理也不行。
中国人以情为主的国民性致使中国人有一种散漫的性格，因此西方那种纯法制的理念不适合中国人，适当的专制在中国是必要的。所谓适当的专制就是情和理的结合。就像交通规则：任何人有权使用马路，这是西方人权民主的理念。皇帝专用，民众必须迴避于两旁，这是独裁的理念。设立交通灯，这是法制的手段。交通灯之下再设立交通警察，即增加适量的人治，这是中国式的情理之治。
西方哲学能够让我们理性认识，这曾经是我们所缺失，因此而急需的，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抛弃东方思想，因为，东方感性的思维，是达致精神世界平衡的唯一法宝，这就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平常心”，以平常心调和情和理的关系，个人、社会才有真正健康、强大的精神力。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是整体引人向上的、既古老又先进的学问，比西方的民主自由更具有普世价值。因为，民主自由理念骨子里是狭隘的、自私的、堕落的，仁爱观则是包容的、共赢的。
但要看到，中国式的道德观，没有西方哲学那种严谨细密的逻辑，如果企图以中国的道德观和西方讲理，那一定会输。中国式的道德，除了相信，还是只能相信（我们称为“觉悟”）。这个缺陷，被历代的中国统治者所利用，结果令中国人被背上盲目崇拜的丑名，道德，亦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故此，借用毛泽东的理念：要做到西方法制与中国具体道德观相结合。必须：立贤而不尚贤，使民不争而争。立德而不尚德，使民不好而好。立仁而不尚仁，使民直而不伪。立义而不尚义，使民不言而信。立礼而不尚礼，使民无拘而束。重难得之货而不贵，使民赏而不盗。崇乐而不纵乐，使民愉而有度。（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中国式的理，不应该用来衡量别人，而应该是衡量自己。必须认识到：当你骂别人质素低时，你已经把自己的质素降到和对方一样。如果你自认为自己质素超高，当有人随地吐痰时，你能否一声不响地掏出纸巾，弯下你高贵的腰把地上那口痰抹去？如此的质素高下立判，保证能把对方羞个无地自容。当然，这是极端的品德高尚，凡人都做不了，我们能做到的，叫做“己守理盈，强人理损。以理律己，以情待人”，这就足够了。
谁能知晓假若没有西方的进步，或世界以中国式步伐缓慢的发展，是否更符合天道？但现在中国不得不以夷制夷地效仿西方文明，接下来将是以夏变夷，然后是夏夷共生，这才是中国的王道，最后再引导至合乎天道的轨迹。
文明，并不是西方式的文明。西方的理性，只是文明的基础、表象、新鲜血液。道德感性的升华，才是文明的本质。短视的人以西方近代的兴起而否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却不懂得世界的大势当然有起有落，但大势的所趋不是以暂时的起落定成败。因为：“恃强者，夺百载之机。厚德者，蕴千秋之势。王者终不为大，故成其大；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遂成万世之基业”（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贴主:仁剑于2022_05_04 12:57:27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