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版说明：
此书可说是在断代史研究中，大体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轨。王曾瑜先生认为，如果将宋朝军制写成是成功的军制，就只能是失败的作品。言事易，行事难，在宋时的阶级社会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大环境下，诸多积弊竟连一条也无法矫治。凡是对社会进步、民族兴旺的事，只要触及阶级私利下各种各色既得利益所编织的横江网，就寸步难行；反之，凡是对社会进步、民族兴旺有害的事，只要在阶级私利下各种各色的需求，即使法禁甚严，事实上便大致可通行无阻，更不论没有法禁，或钻法律的空子了。

本书介绍宋朝军制，仅仅是宋朝军事史的一个部分。《宋史·兵制》等书，是古人介绍宋朝兵制的专著。但这些专著囿于当时军事学的发展水平，未能对军队的编制、装备、通信、后勤、战略技术等重大问题，作专门的系统的介绍，其叙述又往往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本书属初步探索的性质。勾划粗略的轮廓则堪称有馀，描述详尽的细节却颇感不足。

第一章 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

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大致维持到北宋灭亡。南宋时，枢密院依然保留，三衙的体制和职权却又很大改变。

枢密使的设置，始于中唐，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始命宦官任内枢密使，宦官往往成为皇帝和臣僚之间的中介。五代时枢密使权限增大，并非专掌军务，但也有武将任枢密使。这类事实实际上开创了宋朝枢密院掌兵的先例。宋朝的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中书门下称东府，枢密院称西府。除宰相外，参知政事等副相和枢密院长官合称执政。宋朝的宰执是最高行政长官。

宋时的尚书省兵部事实上被枢密院侵夺事权。元丰改制后，保留的枢密院使兵部任然“名存实亡”。唐、明、清的兵部都掌管武官的铨选，而宋、金、元的武官铨选都归吏部掌管，故兵部的事务更少。宋朝的枢密院长官基本上，由文官担任，特别是在宋仁宗时定型。任命枢密院长官的原则并非是熟悉或懂得军事，而是从宋初注重任用亲随，后又在事实上成为高等文官的升迁梯级。如此歧视武将，却仍算是武将荣耀升迁的恩典。在宋朝的文官看来，“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中国在汉唐之间，文武区分并不严格，有“出将入相”之说，宋朝文武区分严格，无出将入相之可能。

三衙的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五代初出现的侍卫亲军，至后晋时已扩充为中央军，至后周时，中央军又分成殿前司军和侍卫军两支。北宋初期，又开始了自两司到三衙的演变。宋太祖开国后，表面上仍是“殿前、侍卫两司”，由于将五个最高军职，即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长期空缺，故殿前司由都指挥使主管，而侍卫军却由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分别主管。两司演变为三衙，开始于宋太祖时，而完成于宋真宗时。

由于宋太祖事实上已废除侍卫司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两职，而宋真宗又永远废除都虞候一职，只剩下九员。三衙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北宋的三衙九员长官，可称“三衙管军”。之所以废除原来两司的最高军职，而代之以品秩较低的将领管军掌军，正是为了贬抑武将的政治地位。又将三衙的统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以使藩镇之兵和三衙之兵统统成为天子之兵。禁兵愿意是指天子亲兵，随着三衙统兵范围的扩大，事实上已成为北宋的正规军。北宋所以仍保留禁兵这个并不恰当的名称，也含有循名责实、要使天下的正规军都成为“天子卫兵”之意。

北宋三衙管军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且经常出现空缺，九员管军不满员很快成了常态，或用官位低者权摄。一将可“兼领两司”，表明了宋廷对控制三衙武将的信心，不须担心他们谋反。逐渐形成赵宋家法，“三衙用边臣，戚里及军班出身各一人”。

第二章 北宋前期和中期的禁兵

禁兵作为正规军，其地位自然比厢兵等军种重要的多。禁兵编制的大致规定，据《武经总要》记述“大凡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或隶殿前，或隶两侍卫司，”营又称指挥，然而事实上却很不整齐划一。

北宋初诸班直的人数不会有一万人，但班直还是不时参加征战。北宋的班直一直居于养尊处优的地位，从未以建制单位参加战斗，但仍间或调动诸班直的一些军士参加战争。北宋末，金军初攻开封，才动用班直出战。班直的出战，终究不能挽救亡国之运。

必须指出，以上介绍北宋前期和中期的各代兵力，仅是兵籍上的虚数，与实数必然有差距。宋太祖时，虚数与实数应较为接近，而往后各代，因编制不满员的现象日益严重，虚数与实数的差距应是较大的。北宋的禁兵主要屯扎北方，驻兵一千七百三十二指挥，而南方仅驻兵一百九十五指挥。开封的兵力比北方任何一路强得多，足以“内外相制”。

宋朝统治者并不满足于禁兵驻扎的“内外相制”，自宋太祖始，又创设了所谓“更戍法”。事实上没有固定驻地。为防范军权威胁皇权，必须利用更戍法，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势态，可算是煞费苦心。在出戍征战之际，一般由各种番号临时拼凑成军，各指挥与统兵官之间，口号不通，不能组成臂指相应的战斗整体，往往招致军事失利。更戍法持续了百余年，到宋神宗时，才“慨然更制”，而规定禁兵“无复出戍”。但实际上更戍仍不能全免。

第三章 厢兵等军种

最初，禁兵其实是中央军兼正规军，而厢兵其实是地方军兼杂役军；然而随着各地就粮禁兵的纷纷设置，厢兵和禁兵作为地方军和中央军的差别，就逐渐消失了。厢兵相当部分来自招募，凡是壮健者募充禁兵，“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厢兵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罪犯。

宋朝设置厢兵，“大抵以供百役”。大批厢兵服役，确是可以减轻民户的部分负担。但是，巨额养兵费用也无费是搜刮而得，对厢兵减轻民户负担的程度，不可估计过高。自北宋至南宋，除了将某些厢兵选拔为禁兵，或将某些厢兵指挥升格为禁兵指挥外，始终未废除厢兵这个军种。据现存南宋东南地区的一些地方志记载，当时厢兵指挥不满员的状况比较普遍。

宋朝因袭后周遗志，又陆续设置了很多种乡兵。但除了宋神宗时所遍及各地的保甲外，其他乡兵都是地区性的。宋朝的乡兵与禁兵、厢兵不同，一般不脱离生产。多数乡兵“选自户籍”，其实是征兵；少数乡兵由“士民应募”，其实是募兵。各种乡兵的编制，缺乏系统的、全面的记载。依现存某些史料估计，乡兵的编制或是参照各时期正规军的编制，或是参照保甲法等编制，或是采用其他编制，故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宋祁为《兵录》作序说，“凡军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厢兵”，“三曰役兵”，“四曰民兵”。厢兵与役兵其实没什么差别，当时尽管已设置藩兵，却尚未作为一个重要兵种。藩兵在对西夏战争中，起着重大作用，但宋朝却对藩兵实行某种民族歧视政策。按照规定，“藩户不得与汉人婚姻”“藩官不许充汉官派遣”。这就形成了以汉制藩的两套武官体制（两套，个人认为是宋制和非宋制，在这一制度下，两制不想往来，且汉官权势大于藩官）。藩兵虽属西北地方军，却是正规军中的精锐。

第四章 北宋后期军制

神宗时王安石曾对皇帝说，强兵“不过十五百姓训练兵甲，储积财谷。然大抵要驭将帅，令奉行朝廷政令”，这实际上是他的强兵措施。王安石的重点在理财，而不是强兵，神宗亲政后，宋神宗进行一系列强兵措施，却未使宋朝军事能力有所改观，但也起到裁剪老弱，缩减编制的作用。

北宋后期，强化了文臣和宦官统兵体制。特别到北宋末年，除了武将种师道外，其他武将并不统兵。南宋初年，才下令“不以内侍典兵权”，永远取消了宦官统兵。澶渊之盟前河北军很能打，在这之后河北军退化了，随着辽宋和平、夏宋战争开始，陕西兵则最为强悍。金灭北宋非因金战无不胜，而是宋腐败至不战而溃，除了太原守卫战，宋金双方几乎未打过一次硬战。

宋时所谓教头，即是指教习武技之人。北宋禁兵确实没有教头，但身份低微，一般属于军吏，而不是军官。王安石实行保甲法的目的，1：除盗；2：与募兵相参，部分恢复征兵制；3：省养兵财费。保甲是乡兵。

关于北宋后期保甲军训的盛衰，正如马端临所说：“自元丰而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校阅之费。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自唐朝废除征兵制，推行募兵制后，北宋后期实行保甲军训，实为部分恢复征兵制之举。然而却行之不功。

第五章 南宋前期至中期军制

南宋的军种大致可分“屯驻大兵”、禁兵、厢兵、士兵和弓手五类，蕃兵因陕西的陷落，事实上已被撤销。屯驻大兵取代禁兵，成为正规军，而禁兵降为地方役兵。厢兵、士兵和弓手与北宋相同。

岳飞在建炎末尽管他已有一万以上的兵力，由于官位低，尚不能与韩、刘、张等大将并列。直至岳家军复襄汉、救庐州以后，岳飞才升任神武后军都统制，其地位已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并列，成为独镇长江中游的方面军统帅。岳飞尽管官位稍低于韩世忠和张俊，而岳家军兵力最多，素质最好，并且维持了严格军纪，是对金战争的主力和中坚。

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发生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宋高宗和秦桧采纳了范同的建议，将岳飞、韩世忠和张俊三大将召到临安，一面以盛宴宽带，一面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剥夺他们的军权。投降金朝，偏安东南的结果，南宋正规军的兵力和素质都大为减弱，但人民的负担却有增无减。

南宋军队有编制不满员的严重问题。军队的实数与虚数之间，必定有相当的差额。南宋时三衙长官不像北宋那样分辖全国禁兵。三衙已成为三支军队，侍卫马军司已非全统马军，侍卫步军司已非全统步军，但都以步军为主。

效用是否刺字，北宋时已有勇敢效用不刺手的规定，而南宋时并无定制。岳飞在建炎初投奔张所时，“特刺效用”，说明当时至少有部分效用是刺字的。由于南宋对于效用的规定并不统一，即使有刺字规定，“而将帅不复遵行”，故在事实上效用就往往不刺字。脸部不刺字，却未肯定手部是否刺字，但反映了兵士社会地位的某种提高，实现了黥兵制的部分废除。

第六章 宋朝水军

北宋对水军并不重视，厢兵的水军大都分布于南方。北宋真正用于边防者，主要是京东登州的水军。在登州驻有禁兵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和平海水军两指挥，算是北宋最大的一支水师。

南宋偏安东南，而水军规模却大于北宋，这主要是金、元威胁，必须在沿海布置海防。宋时发明的大车船约长六十三米至九十三米，是人类造船史上的一大发明。由于南宋陆军的腐败，在两淮主战场已一败涂地，若无水军的胜利，南宋小朝廷显然是难以在江南立足的。水军在扭转战局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宋代水军技术的发展，一是开始装备火药兵器，二是使用车船。车船的优点是航行速度快，机动性强。但车船的缺点是不能在浅水航行，也不能入海。轮船即是车船。中国人虽然发明了车船，但此后除了明代尚可见到“车轮珂”图，至清代完全销声匿迹。然而西方却发明了明轮汽船，又该进为水下螺旋桨。

第七章 南宋中期至后期的军制演变

南宋初，武将地位有所提高，虽然宋廷也设置如都督府之类机构，节制各支大军，事实上并未有效。故文臣统兵往往徒具空文。

开禧北伐失败后，宋朝才逐步加强如制置使、安抚制置使、宣抚使等统兵体制。尽管品味有差，却是事实上的统兵官，直接指挥前沿军务。由制置司等主持军务的结果，往往造成机构重叠。开禧北伐的失败，证明屯驻大兵和三衙兵的不中用，故另组新军的风气也随之大为兴盛。

南宋后期的兵力部署发生变化，四川重兵被迫由蜀道后撤至川东山地，而东南重兵则由沿江进驻于淮汉一带，大江以南反而兵力空虚。

第八章 募兵等各项制度

除了配隶的罪犯外，其他都是募兵。宋代并非纯粹募兵，事实上兵源来自招募、配隶和抓伕。灾年招兵从长远看，增加养兵费用，激化阶级矛盾，加深统治危机。

军士的身长规格越高，军俸也越高，最高要求达1.80米。身长是招兵的主要标准，却又非唯一标准，实际招募时，各军的身长标准也往往可降低要求。也不排除官吏在招兵时作弊的情况。

宋朝的职业兵大体以募兵为主，使农民免除兵役，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利于军队的素质的提高，但宋代因官僚政治的腐朽，募兵制存在着大量流弊。宋朝是当时地球上最高度发展的帝国、其财力、物力要比唐朝雄厚得多，然而宋朝财政危机却消之不退。

第九章 军训和武学、武举

宋时军人的投降姿态，是扔掉兵器，卸甲坐地。宋时的军训也有成功的实例，如宋太祖时，以及岳飞也十分重视实战训练。然而多数情况下，宋军训练颇差，其根本因素是军政腐败。军训废弛，即使如宋神宗和宋孝宗时也加强军训，仍不足以使宋军的素质根本改观。

宋时的武官决不能等同于军人，（武官的范畴比军人大）就服役武官来说，其出身主要有“军功出身”、“军班出身”、“武艺出身”。在崇文抑武的风尚下，宋朝不重视武将的文化，许多军班、军功出身者，可以目不识丁。如岳飞努力学习文化，尊敬和亲近文士，宋高宗却猜忌甚深，视其为野心家。

大量武举出身者不用于军事部门，证明“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的情况，仍没有改变。宋人常感叹“唐设武举，而得郭子仪”。的确，宋朝一直找不出与郭子仪相当的武举出身名将，这是官场中崇文抑武的风气，以及武举、武学的弊端所致，绝非偶然。

第十章 军事装备和通信

宋军装备以弓弩等冷兵器为主，火药居次要地位。缺乏马源，不重视建设强大的骑兵，是宋军的严重弱点。弩是弓的一种，一般是足蹶开张，故只能由步兵使用。弩箭比弓箭射程远，洞穿力强，但射箭间歇要比弓长。

宋时弓弩每宋石的斗力，相当于九十二宋斤半（一宋斤约合1.2市斤）。武卒挽弓的最高纪录为三宋石，蹶弩的最高纪录达九宋石，都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武卒弓弩斗力的几倍。岳飞和韩世忠都能挽弓超过三百宋斤。有所谓神臂弩，射程远及二百四十多布，约合372米以上，只用一人发射，易于推广。宋朝对这种兵器十分宝贵，特别指订了不准私造，私习以及军士毁弃的专门条法。

宋代武器装备优于前代，但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差距一般不足以造成战略上的优势。辽金元一般对宋居于战略优势。

中国传统马种是蒙古马，体形较小，耐粗放饲养，但奔跑速度较慢。宋时马屁较小，马高约合1.27米至1.46米。南宋时，因陕西的丧失，只能增加与西南少数民族的马屁贸易，故马的数量和质量，又在北宋之下。

宋人长期沿用步兵为主的战略，将骑兵分散于各个战场，作为步兵的附庸。尽管在整体和总数上，宋朝骑兵有优势，但在具体战役上，却居于劣势。

第十一章 后期和军费

宋朝因政治腐败，其实并没有严格的责任制度。宋朝在各个府州军设置兵器库、甲仗库、防城库之类，是相当普遍的，某些县也有设置。按照古代一般观念，存粮者称仓，积草等称场，而贮备其他物资和钱银者称库。

古代战争后勤供应基本上是粮草供给，兵器不占主要地位。为了便于军队食用，大量制作干粮。每一次较大规模战争，其后勤供应给民间带来很大的痛苦。西夏立国，是充分利用了西北沙漠化的地势。乃至建国之后，西夏也同样得以维持其生存。宋军的实力胜过西夏军，但因沙漠阻隔，供给成为难题。

现代的财政收支是统一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而宋时的财政收支却既有实物，又有钱币，计量单位繁杂。宋朝货币收入节节上升，北宋约为唐后期的三至四倍，宋朝各项实物收入，比货币收入增长慢，但趋势却有所增加。因战事而增加军费，是出现财政赤字的主要因素。

宋时军费概念与现在不同，当时多为支出于赡养将士，而现代军费支出，对武器装备的研制、维修、增加占据了很大比例。宋时生产和补充军费的装备，虽然不一定列入军费统计，但不可忽略，因宋时军器的价值也是相当昂贵。

第十二章 军法、军纪和军政

宋太祖厉行军法，亲自制订所谓“阶级之法”，作为百年不易的法典。阶级法的基本精神是确立各级军职的上下绝对隶属关系，以防所谓“下凌上替”。虽然制订了颇严的军法，因执法或废或弛，军纪败坏，损坏宋军的战斗力。

征兵制下，兵士长期背井离乡。而在募兵制下，一人当兵，就意味着全家受朝廷军俸的赡养，兵士及家属往往共居于军营。由于宋朝常备军过多过滥，即使是北宋的上禁兵或南宋的效用，虽军俸最高，也不能维持优裕生活。

大多数军士可以维持全家温饱，但一部分厢兵则只能供养自身。此外，由于存在官员役使和刻剥军士等情况，致使很多军士在事实上陷于无法存活的遭遇。

第十三章 军制著作和军制思想

人们或许认为，正史的《兵制》体例始于宋祁、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其实不然，纪录宋代太祖、太宗、真宗的《三朝国史》中已有《兵志》，此书成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新唐书》成于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晚了三十年。

从宋代开始，出现的军制论著标志着古代军制学进入了初创阶段。宋时军制思想的特点较多从国家治乱兴衰地角度，议论军制的成败得失。但是撰写者多为缺乏军事经验的文士，尚未形成专门的军制学理论，对宋朝武装力量的建设，作用也不大。

第十四章 宋朝军事传统与指挥的若干评价

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积贫即有钱但支出也大，同时加重了民贫；积弱即国家实力强但发力不足。宋朝的大规模常备军造成沉重财政负担，而其军制则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牺牲军事效能为特征。

不能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这种违背军事常识的将从中御是荒诞的。阵是军队的战斗队列，需要根据敌情、地形等实际情况布阵。然而不赐阵图，并不意味着将从中御的取消，实际上从太宗以后一直都有。

宋朝的传统战略是消极防御，具体表现为习惯分兵防守，不愿集中兵力。影响宋金战局的因素之一是互不统一，互不协同。无法集中优势兵力，统一指挥。宋军以步兵为主，行动迟缓、战法呆板，少有大规模进攻战役和奔袭作战的战例。分兵的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却仍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

以澶渊之盟为例，当时本可一面坚壁清野，一面出奇兵于幽燕，是辽朝则十分危险，但并未实行，这种求和苟安不同于以往以和议争取时间再战的事例，片面苟且，安常习故，不思变革。如金朝在南宋初愿意和议时，实因宋朝军力足以抗衡，但宋廷出于防内，以求偏安，无疑摧残军心士气。

宋军战术上擅长防守战，以守城为主。辽和西夏往往对守备较强的城市是无能为力，使辽军无法长驱直入，只能沿边抄掠。元灭南宋的关键人物并非伯颜，而是刘整，因他取胜了宋军优势：守城、水战，南宋因元朝转变战略而亡国。

发布于 2017-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