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把中国的语言文字来说明中国人观念，再拿中国人观念与西方观念相比，这是同中求异。见其异，才可从此异处来批评其是非得失。但讨论文化，既要同中求异，亦要异中求同。今再论人类文化同处在哪里？人生贵能扩展，扩展便成社会；又贵能绵延，绵延便成历史。社会求其能大，历史求其可久，此乃人类文化一共同趋向。中国社会到今已拥有六七亿人口，所占土地比整个欧洲还大，而历史绵延则在四五千年以上，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长得多。此可大可久之最后综合体，即是“天下”。即由此一观点，也可说明中国文化之合理与伟大处。
有好多人曾问我，能不能简单用几个字或一句话扼要说明中国文化之中心思想及其主要特质之所在，我想这问题不易回答，但总想要回答，我此刻要大胆地提出四个字一句话，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与其主要特质之所在。那四个字是“性道合一”，出典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两句。
现在先讲“道”，道就是人所行的路，那是形而下，可见的。但人为何该行这路，必有一所以然，那所以然是形而上，不可见的。我们讲话常说道理，中国人最重讲道理，便是不识字人也懂要讲道理。如说：“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呀！”“这是什么道理呀！”“道理”这两个字，中国人最看重。但把道理二字分开说，便有不同。如说“人道”，便是人生该行的道，但不能说物道。如说“物理”，便是该物可以使之然之理，但不能说人理。可见对物只能讲理，不能讲道，和对人不同。如讲天，则有天理，有天道，兼了人、物两面。近代西方科学是研究的物理，但没有研究到人道。科学是不讲人道的。若讲人道，便不该发明核子武器。中国文化多讲了人道，但少讲了物理，所以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重的，西方文化是重自然的，这也有道理。我们该说，中国文化看重在“人”一边，西方文化则看重在“物”一边。
中国人又常说“道术”，道、术二字同是一条路，故可合称“道术”。分开用，“术”是指的技术。讲究物理，最重要还是要讲术，讲究如何驾驭使用各种物的术。甚至可以把物由这样变成为那样。“道”是教人从这路的这一端通达到那一端，不是要把人由这样变成为那样。《中庸》说“修道之谓教”。可见中国人观念，教育是一种道非术。道和术同有一目的，术的目的比较低。如讲军事，要使这场战争得到胜利，这就有战术。至于为什么要有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目的何在，这乃是道。必先有了道，才能讲到术。道是先决的，术是次要的。科学上一切发明，一切技术，都属次要。若没有一先决的道，专来讲次要的术，则科学上一切发明，虽也都是真理，但那些真理，可以用来帮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也可用来帮助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只因科学本身没有道，只有理。把这些理表现出来，只是一些术。都是次要的，却不是先决的。如经商，也有种种术，推而至于广告宣传，甚至可以迹近欺骗，这都是术，却可以没有道。若说它亦有道，则只可称之为小道。资本家发展企业，主要目的只为争取利润，为私人打算。至于其供应人生需要，却变成为一手段，所以是小道，不是大道。中国人讲道，还有“正”、“邪”之别。有该走的道，有不该走的道，所以说盗亦有道。那些则只是邪道，连小道也说不上。只是一些术，而且亦是邪术。中国文重道不重术，西方文化似乎有些重术不重道，此又是一分别。
我们再讲“性”，中国人最看重这个“性”字。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特别看重这“性”字，因此有许多探讨，许多争辩。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西洋书，不见有这性字，于是便说，中国人所谓性，只是西方心理学上所谓的“本能”。其实此两者绝不同。也有人说性就是自然Nature，但其间也不同。由中国人想法，只能说性亦自自然中来。人亦是一自然，但在自然中仍有性。一切有生物、无生物都是自然，但不害于万物之各有性。性何自来，则由自然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一“天”字，也可说之为“自然”。依照西方人讲法，科学显与宗教不同，自然显与上帝有别。但照中国人讲法，这两者间却可以相通，并亦无大分别。“性”字的含义中，似有一个动力，一个向往，一个必然要如此的意向。一切有生物，尤其是人，显然有一个求生、好生、重生、谋生的倾向，有一种生的意志，这即是性。人性在大同中有小异。人有人性，物有物性，有生物无生物各有性，此又在性之大同之下有小异。近代西方科学，乃从“物性”来发明出“物理”；中国传统文化，则从“人性”来指示出“人道”。西方科学家只说自然；中国人则认为物有物性，才始有物理可求。西方宗教家只说上帝，中国人则说天生万物而各赋以性。性是天赋，又可说是从大自然产生，故曰“天命之谓性”。
《论语》里不多讲性，但多讲到命，因“性”是“天所命”，“知命”即就“知性”了。现代西方人讲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都没有讲到性字。心理学里的本能，那绝非中国人讲的性。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随西方，多知有心理学，但亦很少来探求人性。但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最看重人性的。现代西方所讲的心理学，主要从物理学生理学讲起，如眼睛怎么能看，耳朵怎么能听，主要从身体的机能上来探求。中国古人讲性，超乎物理生理之上，与西方讲法不同，这也是双方观念不同而产生出文化不同之一例。以上讲到中国人所极看重的两个观念，一是“道”，一是“性”，这两字要翻成西文翻得恰好则很难。似乎西方人没有这两观念，至少是不重视这两观念。我们则又要把此两观念综合，说成“性道合一”，此乃中国文化中心思想与其特质所在。一向太看重西方思想的人，对此不免要感到陌生，实则十分易晓。照中国传统想法，只认为人生一切大道必是根源于人性，违逆人性的决不是人道，这说法实极简单，然而是颠扑不破的。
现在说到人性，中国儒家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耶稣教有“原始罪恶论”，说人类降生就因犯了罪恶。所以一定要信耶穌讲的道，才能赎罪，灵魂才能重回到天国去。这近似荀子一边的讲法。但在中国人想，我的身体也是天给我的，身之内有此心，心里面像有一核子般便是性。不论此性是善是恶，总之人生一切活动，都是根于人性。荀子举出种种证据说人性恶，所以要教育，要法律。若无教育法律，试问这社会将会向上抑向下？但我们要知，天之生人，只生了人，没有生人的文化和人道。人的一切文化和人道，还是从人自身逐渐发展而来。教育和法律，也是从人自身发展而来。荀子说人之性恶，故要圣人，但圣人岂不亦是从人群中自己发展而来。荀子说法就难通了。
孟子说法便和荀子不同。他举一葬礼来说，他说丧葬之礼本来没有。他推想说，最古的社会，父母死了，便把死尸扔到荒野去。某一天，某一人，偶然跑到扔他父母死尸的所在，看见狐狸和狗在咬死尸的骨，蚊和蝇在吸死尸的血。他看了心有不安，额上泚出汗来。急跑回去，拿些东西来挖一个坑，把他父母死尸埋了。回来和别人讲起这事，别人也想自己也把父母死尸扔在荒野，不免也跑去挖一坑，也把来埋了。这便是葬礼之开始。孟子这一推想很有理。可见葬礼正从人的天性开始。性从哪里见？正从人的心上见。当他看见自己父母死尸在荒野里被狐狸和狗咬，他心里自会感到十分不安。因此不安，他才想出一个方法把死尸埋了。这心之不安，后人称之为“孝心”，由孝心便有“孝道”。把尸体埋了，后人称之为葬礼，这便是一种术。因可以有各种葬法，如土葬，如火葬，总之要把尸作一安排，这一安排之起源则在“心”。心之所“同然”则称“性”。也可说人之对那尸体厌恶便扔出，也是性。那是人先起之性。扔尸体该有一好安排，那是人后起之性。那是人性之继续发现，虽是后起，还是人性。性之继起，却多是趋向于“善”的。所以中国人后来都信从了孟子的“性善论”。
当然那最先把死人尸体作妥善安排的人，也只是一平常人，决不是一圣人。但圣人便从平常人中来。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我心，你心，大家的心，都一样，三千年前人的心，三千年后人的心，还是这样。就因为在人心深处有一“性”。把此人心同然处表现到恰好之极的是圣人。圣人也只是由自己“天性”发展而来，并没有其他奇特。此一番理论。有人类文化历史演进之种种事实作根据。最先懂得要埋葬他父母尸体的人，便是先知先觉。继起效法来埋葬他父母尸体的人，是后知后觉。先知先觉发于至诚，此《中庸》所谓“诚则明”。诚是天给我们的，明是人自发的。后知后觉是觉得人家做得好，来效法，此所谓“明则诚”。他的效法也是出于至诚。“至诚”就是我们的性，一切由性发出的行为叫做道。
既然人性相同，则“人道”也可相同。白色人种可以走这条路，黄色人种也可走这条路，黑色人种也可走这条路，只要是人，都可走这条路，这条路便叫做“大道”。既是一大道，三千年前人乃至三千年后人也该时时可行。即如此刻所讲的葬礼，就是全世界古今中外人类一条同行之道。不是由上帝，或一专制暴君，或一大哲学家大宣传家，来倡导指使。乃是由人类自己内心创出。人人处处时时可行，故称之曰“大道”。如赌钱，我贏你输，我像是不觉得于心不安。如经商，大资本家可以凭他的大资本来吞灭别人的小资本，或剥削利润，他占十分之八，别人占十分之二，他这样，也像是不觉得于心不安。但这些终不是大道，甚至可说不是道。所以到今天，帝国主义终于要崩溃，资本主义也终于要变质。照中国人意见，我们该有一大道，大家能走，而又到处都通。赌博贏钱不是道，经商通有无是道，凭经商发财也不是道。把跑马及其他赌博来为公众谋利，把资本主义来求国家富强，中国人对此等终是看不起，认它不合道。中国人说“率性之为道”，要把人类天性发展到人人圆满无缺才是道。这样便叫做“尽性”。尽己之性要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要可以尽物之性，这是中国人的一番理论。这一番理论，急切做不到。有人起来提倡领导，这人便称为“圣人”。
人同有此性，往往自己不知，或是模模糊糊知得不深。青年进学校读书，总想将来自己有出路，但不注意求学要从性所近。此刻大家只知学理科有出路，学文科无出路。我有一朋友在前清末年学理科，但后来自悔说不晓得自己实在是性喜文科。他说我学科学易有止境，如学文科，或许能学得更髙一些。他过了三十，才发现自己喜欢的在此不在彼。这样的事太多了。但人性还能向多方面发展。喜欢科学的有时不知道自己也喜欢音乐，如此之例也多。亦有人天性才气只发展到七八分，没有发展到十分。因此人的最高最伟大的理想是能尽性。尽己之性，又贵能尽人之性。学不厌与教不倦，贵能一以贯之。《论语》第一句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便是要能尽己之性。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由自己启发到别人，自有人不惮远行来到你面前。接着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问到高处，尽性到深处，人不能知，也无怪。孔子做到了圣人，他的学生们不了解，但自己有乐处，也自然无愠了。中国人讲道理，如此般简单，但实是深合人性。
但人性不是专偏在理智的，理智只是人性中一部分，更要还是情感，故中国人常称“性情”。“情”是主要，“智”只是次要的。中国人看性情在理智之上。有性情才发生出行为。那行为又再还到自己心上，那便叫做“德”。人的一切行为本都是向外的，如孝父母，当然要向父母尽孝道。但他的孝行也影响在自己心上，这称德。一切行为发源于己之性，归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故中国人又常称“德性”。这一“德”字，在西洋文字里又很难得恰好的翻译。西方人只讲行为造成习惯，再从习惯表现为行为。中国人认为行为不但向外表现，还存在自己心里，这就成为此人之品德或称德性。性是先天的，德是后天的，“德性合一”，也正如性道合一，所以中国人又常称“道德”。
根据上面讲法，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为中心的，主要在求完成一个一个的人。此理想的一个一个的人，配合起来，就成一个理想的社会。所谓人文是外在的，但却是内发的。中国人所讲的人文主义，人文求能与自然合一。现在人总分自然、人文为两面。科学只讲自然，后来觉得太偏了，才又增出人文一面，称为人文科学。虽是平列，却亦是两分的。中国人看法，性即是一自然，一切道从性而生，那就是自然人文合一。换句话说，即是“天人合一”。其主要合一之点则在“人之心”。故也可说中国文化是性情的，是道德的，道德发于性情，还是一个“性道合一”。
此刻我们讲文化，总喜欢把中国的同西方的作比较，这些比较有好处，也有缺点。
如说“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中国文化是精神的”，这句话就有毛病。中国文化未尝不讲物质，如这“性”字，也不能不包身体在内。如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都是自然的，中国文化绝不抹煞了一切物质而只重精神。
又说中国人好静，西方人好动，中国是一个静的文化，西方是一个动的文化。但静不能不和动相配合。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中国人从来不曾把来硬分作两面，亦从不主张这一面来排拒那一面。
又如说唯心论、唯物论，西方哲学家有此分别，中国思想中则无此分别。
凡如上面所举的分别，只是根据了西方，从其相反处来讲中国，因此不能无缺点。今天我提出“性道合一”四字把来作为中国文化之中心思想及其主要特质所在，自然也只是个人一时说法，其继续发挥，则有待此下之诸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