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对哲学课程的一般了解，《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是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史范畴的。德国哲学家常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有点学究气，又有点不太容易让人信服。因为哲学与任何其他的人类精神活动一样，讲究原创性；而“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口号，似乎是说研究哲学史就是哲学，而根本没有原创活动的地位。如果我们皮相地把哲学理解为一门普通的学科的话，上述对“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解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尽管哲学现在成了大学的或学术界的一个学科，但它与数学、物理或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根本不同。它不是人为地将事物的某一方面区分出来，加以“专业的”研究与思考。哲学从来就是对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层次的一般思考。就此而言，哲学并不排斥什么，它也不像任何别的学科那样，有与一般人截然无关的“专业问题”。
哲学的许多问题从表面上看极为艰深抽象，其实只不过是对人类所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的高度提炼与抽象，像存在的意义问题，真理问题，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本质与现象的问题等等，概莫能外。哲学的问题不是像几何学或分子化学问题那样的“专业问题”，而是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因此，哲学在古希腊曾是一切科学的总称，并不是因为当时科学还不发达，学科分际还不可能出现使然，而是因为当时人类还不曾像今天的人类那样，把自己的生存切割甚至限制为一个人为的极其狭小的片面。古希腊的思想家或学问家不会因为将自己研究的某一类问题作为自己的“专业”而画地为牢，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为这个“专业”。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思想是他们存在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称或代表，一方面是因为古希腊人看到，在一切知识中都有哲学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一切知识问题通过哲学这门“爱智之学”与存在的问题发生关系。哲学归根结底产生于存在的问题。因此，哲学的问题既是一般的，又是历史的。之所以是一般的，是因为哲学思考的问题虽然包罗万象，且从不拒绝特殊，但它的表述形式和结论总是一般的；并且，它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存在的意义问题，真理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等，都是人类恒常关心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直接促使了哲学的产生，也使得它永远不可能被其他任何东西取代。诚然，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为不同形式的时代问题，但它们仍然有稳定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架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问题是不会过时的。例如，有和无，一与多的关系，现今人们对它们的思考未必比老子和柏拉图对它们的思考更深刻，老子和柏拉图的一些思想，并不只有历史的意义，而同样具有恒常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哲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如上所述，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生存论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就是历史本身，因此，哲学的问题必然是历史的，即虽然它们具有稳定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却又是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发展演变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往往有时限性，亚里士多德或托勒密考虑的物理学问题，现在的物理学家基本不会再去考虑；换言之，这些问题已退出了物理学的视阈。但哲学问题决不是这样。哲学问题虽然有其恒常性，却必然要在不同的人类生存的历史语境下深化、发展或变型。哲学史上每一个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是对这些问题的丰富或改造。哲学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一般而言，都不会轻易消失。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哲学家的一些思路在前现代哲学家那里早有论及，并非多么不可思议。一个物理学家可以不学习或研究物理学史，她或他的确没有必要了解亚里士多德对物质运动的看法，但一个哲学家如不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等于放弃了相当宝贵的一部分思想资源。尽管历史上有些大哲学家，如康德或维特根斯坦，不像黑格尔或海德格尔那样对哲学史耳熟能详，了然于胸，但他们的创见却并不在于完全抛弃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恰恰在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革命性见解。他们虽然不太熟悉哲学史，但对他们面临的（哲学的）历史问题，却有超乎常人的敏感。离开相关的哲学史语境，他们的哲学革命是无法想象的；而我们对他们思想的理解也一定会大打折扣。
总之，哲学史本身是哲学的一部分。就像人必须在历史中活动一样，人必须在哲学史中从事哲学。哲学史的学习不是普通的学习一门知识，而是在学习从事哲学。哲学史不是在我们（从事哲学的人，不一定是职业哲学家）之外的一堆客观知识，而首先是人类的思维存在。如果哲学是人类生存活动特有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他就无法在哲学史外从事哲学，就像一个人不能在陆地上游泳一样。学习和研究哲学史，是哲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也许有人会问，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学习西方哲学（史）难道也是我们哲学活动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是基于下述考虑：既然人有中西之分，那么当然哲学也有中西之分。也许学习西方哲学对我们确有借鉴意义，但无论如何不能是我们哲学活动本身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要知道，在中国传统学术形态中，本无哲学这一说。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首先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西文的philosophy一词。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末从日本人那里将此译名引入中国。但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哲学”为西方文化所独有，而为其他文化所无。西周本人也特别声明“哲学”一词与东方儒学有别。现代中国人却不管这些，硬是把“哲学”引进了中国。这种引进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基本是在西方哲学的问题、概念、话语和分类下从事哲学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也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实。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注定要和西方人一样来思考哲学问题，但至少规定了我们从事哲学活动的一些基本出发点和前提。更何况哲学的某些形式可能是西方特有的，但它的基本问题却是普世的，为人类所共有。既然如此，哲学史不是特别的客观知识，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那么，学习西方哲学史完全可以和学习中国哲学史一样，成为我们哲学活动的一部分。例如，现代西方哲学家对心理主义的批评固然有其发生语境的特殊性，但区分思维活动与思维内容对于任何文化背景从事哲学的人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再比如，存在的概念虽然起源于西方哲学，但早已成为我们哲学，乃至日常语言的一个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词汇。事实上，近代以来发生的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触，使得一个原教旨或本质主义的中国文化必然只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虚构，而不可能实际存在或产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中西文化，或中西哲学，完全无法被区分。而只是说，源自西方文化的许多东西，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与生活，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例如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因此而不再是中国人，我们产生的东西，也并不因此而不是中国的东西。哲学也同样如此。只要我们不是以学究的态度，将西方哲学作为纯粹客观知识来学，而是作为思想的资源与刺激，那么，学习西方哲学就可以是我们中国人哲学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因为我们存在的特殊性是不会因此而丧失的；相反，却必然要制约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接受。
    
因此，“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西方哲学，更有助于我们进入哲学的世界。
—节选自《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