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说：“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被一件工作所驱使，它既不是语言学的，又不是符号学的，甚至不是哲学的，而是政治的。”[1]在利奥塔那里，哲学也好，艺术理论也好，最终的指向都与政治有关。[2]威廉姆斯在《利奥塔》一书指出，理解和阐释利奥塔必须有政治这一基本的视角，利奥塔对政治进行了哲学上的新思考。对政治的重新思考即使不是贯穿于利奥塔的全部作品，至少也贯穿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是利奥塔的核心关切[3]。利奥塔自己也曾经指出，他总是把政治原因作为自己写作的藉口。[4]利奥塔感受到了政治的变迁，并且试图阐释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的政治概念，一种“哲学的政治”。离开了政治视角来理解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将它仅仅看成一种批判形而上学思维的方法论问题，就可能会误解利奥塔反形而上学的本质。理解利奥塔的政治概念，首先要理解“后现代状况”的政治性质，因为利奥塔的后现代概念是政治性的，元叙事的解构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形式的消解。在利奥塔这里，稳定的统治形式变成了多元差异格局中新型的竞争关系，变成了可更改的话语和语境中的选择，因此，以绝对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及其叙事如今已经不再可能了。
一、瓦解绝对叙事的“后现代状况”
后现代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处在差异与同一交差的位置上，其内涵只具有一定的家族相似性，同一性和确定性与它的多样性和模糊性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哈桑就曾经慨叹这是一个不能严格定义的概念[5]。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谈论后现代，它并不因此就是一个唯名论范畴。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将许多显著差异的东西放置在一起，在使用这个流动性概念的时候，如何语境化和去语境化。也就是说，要明确的是谁的“后现代”，而我们谈论的“这一个”又如何与普遍相关联而存在。在后现代的思想家中，利奥塔的“后现代概念”占据着显要位置。斯马特指出，“利奥塔的形象经常被等同于后现代的观念，因为他关于知识状况方面种种类型的报告已经对当代的论争产生出极其重要的影响。”[6]按照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中的说法，利奥塔几乎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拥护与现代理论和现代方法的决裂，并积极地推广和传播后现代替代方案，因此引起了激烈的争论。[7]在这些争论中，利奥塔的理论形象极为鲜明，他的后现代概念的内涵也十分明确。
利奥塔并不在时间意义上使用“后现代”概念。在利奥塔看来，按照直线性年代排列的观念本身完全还是“现代”的[8]，后现代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分期概念。按照“前”和“后”对于文化历史进行的分期是不得要领的，历史的分期属于现代所特有的强迫症。[9]“现代性和所谓的后现代性都不能被清楚地认同和定义为清楚地界定的历史实在，其中后者总是在前者‘之后’到来。相反我们必须说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的状态的冲动。……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10]在这个意义上，利奥塔将后现代性理解为一种“重写现代性”。当然这种所谓重写，也不是一种重复运动，不是恢复、闪回或反馈的运动，[11]而是一种展开和实现，是现代性中蕴含但尚未展开的后现代因素的展开。利奥塔说：“我们所做的远非真正地重写现代性，而只是再次写作并实现现代性本身。关键在于写作现代性总是重写现代性。在不断的重写之中现代性是写在、刻在自身上面的。”[12]
利奥塔不在历史分期的意义上使用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概念，而是在知识形态学的意义上使用二者。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直接指向作为社会历史实在的“社会经济现象”，而是指向知识形态。利奥塔认为，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个思想表达法的问题[13]，涉及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思想特征和表达风格等等，因此是指一种文化知识状况。在《后现代知识状态》的引言中，利奥塔明确指出，该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这个词在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批评家的笔下流行，它指的是经历了各种变化的文化处境，这些变化从19世纪末就开始影响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游戏规则了。在这里，我们将通过与叙事危机的比较来定位这些变化。”[14]也就是说，文化知识的状态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产生出来，人类的知识进入了“后现代状况”。
利奥塔使用了“元叙事”、“大叙事”、“元话语”这样一些意义大体相近的范畴来描述现代性知识状况。在利奥塔看来，“现代知识有三种状况：为使基础主义主张合法化而对元叙事的诉诸；作为合法化之必然后果的使非法化（delegitimation）和排他；对同质化的认识论律令和道德律令的欲求。”[15]也即是说，现代知识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普遍主义的话语，它使用“元叙事”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以同一性的姿态排斥他者，使他者成为“不正当的”。当然，这样一种知识状况，并不只是观念形态的问题，还直接地成为现实制度自我合法化的叙事逻辑。观念形态和现实的制度体系联系在一起。利奥塔说：“用一个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来使知识合法化，这将使我们对支配社会关系的体制是否具备有效性产生疑问：这些体制也需要使自身合法化。因此正义同真理一样，也是依靠大叙事。”[16]传统政治哲学就建立在大叙事的基础之上。
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就是这种宏大叙事的终结。利奥塔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17]后现代不再相信元叙事，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合法性论证，强调叙事的异质性、多元性和相对性。利奥塔主张用语言游戏的观点来看待话语和知识体系。其中，语言的异质性是必然的，永远存在着不可能被同化到普遍或普适标准中去的差异。[18]利奥塔认为，在语言语用关系中，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形成稳定的语言组合，被构成的语言组合也不一定具有可交流的性质。因此语言无法提供一种绝对的合法化叙事。利奥塔说，“语言游戏有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便是元素异质性。语言游戏只以片段的方式建立体制，这便是局部决定论。”[19]不存在绝对的同一性和合法性基础。以绝对和普遍性为标志的话语和知识，实际只是权力的结果。它以一种自设的强制性标准消除异己，实施或软或硬的恐怖统治。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基础的，任何合法性论证只是多元说法中的一种说法而已。
不过，元叙事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合法性论证。只是说，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合法性论证不再以元叙事的方式进行，合法性的基础不再是同一性，绝对性，而是差异，分歧。后现代充分地理解，任何一种论证都以非同一性作为前提，包容多样性，而不是排他主义。从这种多元论和差异论出发，利奥塔批判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共识理论。利奥塔说：“这种共识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发明总是产生在分歧中。后现代知识并不仅仅是政权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性（无此字）的承受力。它的根据不在专家的同构中，而在发明家的误构中。”[20]同一性和绝对性的话语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本身不再具有合法性。
利奥塔不是在社会形态的意义上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后现代指的是元叙事遭到质疑这种知识状况。但是，后现代这种知识状况，还是与社会历史变迁存在着关联。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开篇就谈到了他的研究的基本假设。这就是，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年代以及文化进入后现代的年代，知识改变了地位。[21]在利奥塔这里，文化观念上的后现代与社会历史进入后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进行讨论，它只是在现象上得到确认。虽然利奥塔在很多地方强调，后现代并不是在现代之“后”，后现代的观念状况实质上还是具有历史时间上的意义。也就是说，后现代知识状况它还是与社会历史的结构性变迁连在一起。这一点上，还是詹姆逊直接将后现代主义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更明朗。虽然后现代作为一种观念因素已经内在于“现代”之中了，甚至在前现代中也存在后现代的因素——比如有的人就将后现代主义看成是古希腊广泛流行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当代的再现，但是，后现代知识和观念形成一种“状态”，具有了普遍性，它是有历史的，是当代的事情。我们至少可以说，作为一种形态提出来的意识没有独立发展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后现代话语都是以社会自身在时间中的断裂为假设的前提。后现代主义是社会历史状态的一种自我确认和自我表述。
人类的知识进入一种后现代状况，差异性、多元性等等的地位得到捍卫。这种状况并不是孤立的在知识观念的形态上得到确立的。它还成为一种意志，一种实践，成为人们理解世界和面对世界的基本方式。利奥塔就是以这种后现代的观念为基础，阐释了微观政治和差异政治的立场。他将这种政治命名为“异教主义”。利奥塔的这种政治思考，当然是以政治实践的变迁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他以“发达社会”中政治与传统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为前提。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解反映了这样一种断裂。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实际上是反思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政治和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政治的产物。因此，在利奥塔的理论视野中，后现代状况在政治上表现为作为宏大叙事的“解放政治”实践上的式微和理论上的终结。
二、批判人性彻底自由的“解放政治”
利奥塔在《非人》中说，当今哲学和政治界，在关于‘交流’、‘交流方式’、‘实用’和意见等等问题上的焦虑与启蒙哲学家们思考的共同体、共在、团体等等古典哲学和政治学问题毫不相干[22]。人们理解政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确认这种变化是利奥塔重新思考政治的前提。利奥塔说：“某种政治观念在这个社会中正在消亡。可以肯定，由失业的政治活动家所追求政体‘民主化’，或者‘伟大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明，而这个政党仅仅是左派残余的重新集合，都不会使这些观念死灰复燃。当与危机的规模相比的时候，如果没有正确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现在是革命者进行我们所需要的革命的时候了。”[23]正在消亡的就是这种宏大的政治叙事，不仅包括自由主义政治观念而且包括了批判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