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终于学会了“三国杀”这款风靡沪上的桌游。我自小对棋、牌、麻将诸物皆浅尝即止，不甚入迷，十分满足于做一个中低水平的入门级玩家。惟独“三国杀”，自打学会后竟颇为迷恋。也许是搞哲学的人的毛病，一边玩，一边不免焦灼地开始反思自己对之迷恋的深层原因：怎么会就这样迷恋上“三国杀”？相较于其它棋牌游戏，它究竟有何独特魅力？
写在下面的，就是这种“边玩边反思”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就运筹帷幄之智力快感而言，“三国杀”真的比不上经典的围棋、象棋等棋类“桌游”。它同大多数牌类游戏与麻将相似：运气成分在游戏中占有着相当大的比重。进而言之，甚至许多流行的牌类游戏（如“升级”、“拱猪”等），对于智力——用于记忆（记牌）、推理与估测（算牌）——之要求，可能都要略略超出“三国杀”，后者既不需要大容量地记牌，用在算牌上的脑力高低也几乎可以忽略。
以上这轮思考，使我把视野转到另一个面向上。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三国杀”之独特趣味，在于敌友辨识所带来的脑力刺激，以及伪装身份所引致的惊险与挑战。很容易发现，“三国杀”同“升级”（包括其变体“找朋友”）、“斗地主”这些也涉及团队合作的牌类游戏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后者在开始正式轮流出牌前，参加游戏的玩家彼此之间的敌友身份是已确定的，彼此明了。但“三国杀”除了一个玩家（主公）之外，其余所有玩家之身份均彼此不透明，只能倚靠其游戏中的具体行为来互作判断。对身份的误判，将会产生致命性的结果。这当然是“三国杀”的一个巨大魅力之所在。我刚开始玩“三国杀”的时候，由于对游戏规则之了解只停留在初步的水平上，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乐趣都来自于这种危机四伏的“人际互动”上。
然而继续深入思考下去的话，这一面向其实并没有使“三国杀”特别独特。在墨尔本的时候，我曾和朋友玩过好几次“杀人”游戏。该游戏于1986年由俄国心理学家达维多夫所发明，早已红遍全球，包括国内——其进入国内的时候，远在诞生于2008年的“三国杀”之前。该游戏彻底放弃以卡牌或棋子为媒介进行基本游戏的传统方式，而代之以直接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游戏中的每一回合，并不是玩家们依顺序相继出牌或走棋，而是每个玩家相继表达自己意见、互相质疑、查看表情……通过这种集中性强化“人际互动”的方式，“杀人”游戏将身份伪装与辨识的乐趣（说服他人、引导舆论、欺瞒、诡辩、观察、判断……）放大到了极致。倘若“三国杀”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身份之谜的话，那它很难超过在它之前已经大为流行了的“杀人”游戏。
在我看来，“三国杀”独特魅力的真正秘奥，乃是在普通牌（即包括“基本牌”、“锦囊牌”、“装备牌”在内的一整套游戏牌）与身份牌之外的第三种牌：武将牌。正是武将牌的存在，使“三国杀”的吸引力——至少，对于我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升级”等主流牌类游戏与通常被视为“三国杀”之前身的“杀人”游戏。何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