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社会上层的接触中，其触角也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宦官。耶稣会士初入中国曾受到宦官的刁难，但随着传播宗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在晋接官绅时也注意到利用宦官这一权势集团，其后亦有少数宦官信奉了天主教。而耶稣会士与宦官的接触中，对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专制下的宦官干政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宦官所进行的批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康志杰，1954年生，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明朝末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与中国各个社会层面进行了交往，其中亦包括在晚明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宦官集团（1）。耶稣会士与宦官有哪些交往，他们对宦官作何评价； 而晚明时代的宦官对那些来自“远西”的传教士持什么态度，本文通过耶稣会士与宦官的交往的分析，希望开启晚明社会又一个生动而独特的文化领域。
一、利玛窦在南京结识“冯保”
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士之一，１５８３年（万历１１年）他在广东肇庆开辟了第一个传教点，以后又去韶州、南昌等地传教。在利玛窦交接的朋友中有南礼部尚书王忠铭，１５９８年６月两人准备一起乘船离开南昌去南京。在商议进北京之后如何活动时，“尚书建议，一座钟送给皇宫的主管，另一座钟送给宫中的一个太监。”（2） 王尚书将西方“奇器”作为礼品送往宫中的建议启发了精明的利玛窦，使其明白了要把天主福音带到中国皇帝的身边，必须打通宦官这一至关重要的关节。因而利玛窦到南京以后，就注意接交有权势的宦官。《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记载利子在南京时，认识了一位有权势的老人：（这）“是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他就是皇宫的太监总管。他管理着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他还管理着京城各城门的税收……这个人还兼有各种职务，他总是大肆耀武扬威，显示自己的权力。他上了年纪，有点老朽，象一切宫庭太监一样，他也有些谄上欺下，在接待利玛窦神父时就表现了这种性格。他的几个手下人吩咐利玛窦要用一定的头衔呼他，诸如殿下之类……这位太监头子耳朵重听，有名助手在他耳边说话，想来是重述神父的谈话内容。在最初晋见时，利玛窦就按照习俗主动地祝愿主人千岁。老人听到这种祝愿，十分高兴，会见结束时就拿出一件厚礼送给利玛窦神父。神父没有接受，也没有答应把主人所要的玻璃三棱镜送给主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总管太监。（3） 是书译者在注释中说利子结交的这位“拥有无限权力”的“太监总管”为大宦官冯保。征以有关资料，知此说不确。冯保是万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极有权势。明神宗幼年即位，冯保矫称先帝遗诏，得以与阁臣同受顾命辅政。冯保先是凭侍皇太后李氏的宠信，与大学士张居正结党，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权势日张。后与张居正联手陷害内阁首辅高拱，并将其驱逐出朝廷。以后，冯保内侍李太后，外倚张居正，挟制幼帝，皇帝“有所赏罚，非出（冯）保口，无敢行者。”（4）但至万历１０年（１５８２年），张居正病死，李太后时已久归政，冯保遂失去依凭的靠山，明神宗将冯保谪贬南京闲住，并尽籍其家，“久之乃死。其弟佑、从子邦宁并官都督，削职下狱，瘐死。”（5）冯保其罪过殃及亲属，可见神宗皇帝积怒之深。 而利玛窦在南京所见此老宦官既管理城内众太监，又负责城门税收，其权力之大，炙手可热，那位被万历贬在南京的冯保决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和声势。此其一； 其二，利玛窦本人并没有说明与这位老宦官的姓名以及见面的具体时间，这就需要将利玛窦到南京的时间线索作一次简单的梳理： 利玛窦一生到过南京三次。第一次在万历２３年，只住了３月，就返回南昌。第二次是万历２６年，愈两月北上进京，进京计划流产后，即下江南传教，万历２７年（１５９９）第三次居住南京。这一次才真正结交名流，传播西学，并买房。定居。从利玛窦第三次在南京的活动，可以推断与这位老宦官相识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５９９年至１６００年二度进京之前这段时间内。 冯保在万历１０年案发后贬南京，其最后的结局谈迁《国榷》有两处记载： 卷７２“万历十一年正月戊辰条”云：“冯保、冯邦宁并瘐死。” 卷７３“万历十四年八月癸亥条”又云：“南京奉御冯保专恣，戍孝陵，其党客用杖八十，受役。” 若按第一种说法，冯保在万历１１年（１５８３年）就死于大牢，时年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内陆，正在广东肇庆传教，那么利玛窦根本不可能认识冯保；若按第二种说法，冯保于万历１４年（１５８６年）受重役，此时利玛窦仍在肇庆。从万历１４年到万历２７年利玛窦第三次至南京，中间有１３年时间，风烛残年的老宦官在其家被籍的境况下恐怕难以挨到与利玛窦见面。本文旨在论说明代宦官与耶稣会士的关系，这位老宦官究竟是何人，此处无关大要。该老阉在见到利玛窦那一刻，又是要利子称“千岁”，又是想得到西洋三棱镜，宦官的专横贪婪在利子的笔下暴露无遗。
二、税监“挡道”
万历２６年（１５９８）９月，利玛窦初抵北京，“客忠铭家，宫内宦官首领来访，颇羡赏其贡物，然见彼无炼金术，不为上达。时有流言，谓此种外国人得为日本人间谍，彼等为慎重计，复返南京。”（6） 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传教的计划流产了，但却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是年１１月离开北京），从宫中宦官对其进宫的窒碍，从身居高位的王尚书也需要同宫中宦官拉上关系的事例上，意识到宦官在明代高层权力结构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但他却没有想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明代封建专制已走向极致，廷臣难见君主，上下之间的信息只能依赖于宦官沟通，才从而导致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 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耶稣会士关心的主要问题，定居北京并在此传教才是他们来华的最终目的，为此利玛窦将进行不懈的努力。但从第一次进京失败的教训中，利子也悟出了要在中国传播宗教，其接交面不可忽略宦官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于是，利玛窦１６００年初偕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 ）二度进京，就“依某权阉之庇……权阉某狡诈人也，行至山东，嗾使其党马堂截夺贡物，送诸神甫至天津，扣留六月。”（7）利子二度进京本想依托宦官的庇护， 不料遇上了麻烦。此处所云“权阉”是利玛窦由南京出发同行的一位刘姓太监。当利子行至南北漕运咽喉山东临清时，遇到贪婪的税监宦官马堂。马堂作为税使，其职责是对进京上贡的洋人加以保护，并立即奏明皇上。但马堂却下令将一切物品运到府内保存，让利子等候御旨。而一道从南京北上的“权阉”刘某却撇下利子一行，自己单独进京。眼见马堂企图将贡物送至府内“保存”，，精明的利子急忙以自鸣钟需要专业人员照看为由加以拒绝。马堂只好勉强答应贡物留在船上，并派两名差役看守。利子等人在天津滞留数月，直到一日万历帝突然问起西洋自鸣钟为何不送入宫中，宫内宦官这才传旨让利玛窦一行进京，这已经是１６０１年元月８日，这一耽搁就是近一年时间。 利玛窦为进入北京，几经周折，这既反映出万历皇帝的昏愦，又看出宦官马堂等人的专横和贪婪。万历年间，明王朝的统治进入后期，宦官专权的局面愈演愈烈。其时所任矿监、税监横行肆虐，分遣各地不择手段地强行掠夺和敲诈勒索。当时“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8） 马堂即是贪婪残暴的众税使中的一个，其“政绩”曾导致了万历２７年（１５９９）三月（阴历）“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署，杀其参使三十四人”（9）的事件。这次民变， 愤怒的临清百姓几乎将马堂打死，但事隔一年，税使马堂又眼馋利玛窦的贡物，几乎将利子的进京计划扼杀掉。马堂为何“挡道”？台湾学者方豪先生认为：“马堂之阻利（玛窦）入贡，贡品中有耶稣被钉像亦其一因，则以中国人视受刑图为不吉也。”（10）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笔者以为，身为税监的马堂清楚进贡的西洋人带有奇器异物，尽管已上奏皇上，但万岁爷一直没提此事。如果“进贡”无限期地拖下去，身为税监的马堂将会瞅住机会，利用“职务”之便从中捞些油水，这才是马堂“挡道”的根本原因。 宦官们的贪婪和无知，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其他耶稣会士也领略过其中的滋味，如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第一次随利玛窦进北京时，乘的是王忠铭向宦官租的航速较快的“马舟”，“传教士为了方便，自己出钱租下一间大舱，与王大人的仆役分开，预先已把议定的租钱的一半（十六两银子）付给了舵手，而船主太监竟然不管已付一半的事实，硬要勒索全部租赁费。他正要把郭居静连同行李一起扔到岸上去，非常侥幸，利玛窦回来了，利用与总督的良好关系，通过别人叫太监明白其行为甚是不妥。”（11） １６０４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教廷东方视察员兼副主教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2）派遣葡萄牙人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由南京至北京，一路“颇受导引之阉人虐待。”（13）费奇规“受到负责船队的宦官的威胁，要把他赶下船去，行贿之后才克服了困难。”（14）此次与费神父同行的还有耶稣会士黎宁石（Pirre Ribeiro）、杜禄茂（Ba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