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什么，古今中外仍未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为了得到答案，苏格拉底几乎杠遍了雅典城邦的每一个人，最后也为这个行为送了命。亚里士多德则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划出了幸福标准：善就是最高等的幸福。并将善分为身体上的善，外在的善，灵魂的善。
身体的善，就是身体健康。外在的善就是善言善行。幸福与灵魂的善等同。亚里士多德提出幸福就是过德性的生活。并把德性分为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道德德性是做到适度。理智德性为道德德性提供标准，告诉我们怎么做才是适度。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十分熟悉？没错，这几乎等同于孔子说的“仁”与“礼”，老子的“德”与“道”。
善从自律而始，由内而外，又由外及内，相辅相成，互化互生。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幸福与成败联系在一起，很多问题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项羽幸福吗？真心辅佐他、帮助他的亚父范增被气死了；叔叔项伯和他离心离德；曾经的亲兵韩信返回头怼死了他；最爱的女人虞姬自杀身亡；结义大哥刘邦插了他肋骨无数刀；曾经的小弟英布等人纷纷背叛于他，这样的项羽，众叛亲离，真正的孤家寡人。他成功吗，幸福吗？
刘邦幸福吗？从流氓头子做到了皇帝，娶了吕大富翁的女儿；内政有萧何操心；军事有韩信负责；战略有张良部署；送死有樊哙等一众小弟上；黑锅有老婆给背，他自己大权在握，酒色才气一样不落，还没费多大劲就得了江山。他这样的人，幸福吗，成功吗？
表面上看，萧何、张良、韩信，任谁的才能都远超刘邦，可为什么他们都给刘邦打工，而不是自己取天下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哲学话题。
孙武其实早几百年前给出了他们答案：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作战如是，做人做事也如是。
项羽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却不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更不知道身边的人擅长什么要什么，他只在意自己要什么。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虎狼未死，犬放荒野。犬不驱虎，反噬其主。
刘邦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对身边的人乃至敌人擅长什么都了如指掌。他可以在自己的能力与合理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满足身边人的需要。所以他的成功并非侥幸。恶犬未饱，狡兔已尽，纵犬伤人未见其可。是故不得已而烹。
萧何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知道百姓要什么，却无法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让他把小姨子兼小三送给兄弟，估计是打死也不肯的。所以他只能跟从可以满足他人需要的人—刘邦。
张良什么都知道，但和萧何一样无法满足别人的需要，只好同样给刘邦打工。
韩信只知道在军事上自己和别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军事以外的能力和需要一无所知，他如果不靠给人打工，只能受人接济，连生活都会有困难。
但退一步讲，人都有成功的一面与失败的一面。项羽的私德是成功的，但大义是失败的；刘邦小节是失败的，大义却是成功的。
这两个人的善，都未达到灵魂的善，要是按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的标准，他们俩都是不幸福的，都是失败的。然而很多时候成功与失败，只在于个人感官的满足。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刘邦毋庸置疑超越项羽很多。
古人不以成败论英雄，那以什么论英雄呢？以气节论英雄，以道论英雄！关圣兵败，气节不失；令公碰碑，死而后已；武穆风波，其志未改；天祥死节，无愧宋帝。这些人，或政治上失败了，或军事上失败了，但是他们气节大义上却成功了，甚至亘古长存。
与这些英雄相比，项羽的小节，表面上是成功的。但是他的所做所为，依然凭的是情绪与个人好恶，甚至不客气的说，他依然受欲望和情绪的驱使。做事没有理性，也就谈不上理性德性。也许他有一定的道德德性，然而坑杀二十万秦军，让他的道德德性也摇摇欲坠。所以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项羽在哲学上都没入门。而刘邦，虽然贪婪好色，却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克制自己的欲望，把财务分给兄弟和百姓，不让酒色影响自己的判断和大局，牢牢地把握住了理性。道德德性上，刘邦多数时候不及项羽，但他可以满足身边大多数人以及百姓的需求，这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德性。用理性控制住欲望，合理地搭配欲望与理性，刘邦在哲学实践上（不是理论上），已经超越同一时期的任何人。
然而，正如九歌从前评价过的，刘邦和项羽所做所为，还是围绕着个人的利益得失。不同的是前者在打天下时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合，后者只在很短时间内和有限的范围内与多数人利益相合而已。两个苹果，一个烂了一大半，一个烂了一小半，只能选一个的话，大家当然会选烂得小的。如果要九歌选，九歌就弹弹帽子上的灰，拍拍衣服上的尘：宇宙之大，银河仅为一隅；万物之丰，人道无非一类。曰：于我何干。又曰：但求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