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释
取天下：治理天下。
奇物：邪事、奇事。
人：一本作“民”，一本作“朝”。
译文
以端正、稳妥的方式治理国家，以诡奇的方法来用兵，以宁静、安定来治理天下。
我怎么知道应该这样呢？根据就在于此：天下的禁忌越多，民众就越贫穷；民众拥有的锐利的武器、先进的工具越多，国家就越混乱；民众的心智和技巧越复杂，不同寻常的东西和怪事就越多；法令越是森严，盗贼反而越多。
所以有道的人说：“我无为，人们就自我发展；我好静，人们就会自发地端正言行；我不妄加指挥，人们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人们就自然朴实。”
王弼《道德经注》：
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兵起也。以无事，则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国，则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
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以奇用兵也。
以道来治理国家，国家就会平安，以行政法律来治理国家，诡诈的军事行动就会发生。以平静安宁、以减少行政影响和法律惩治的手段能取得天下。《道德经》上篇说，得到天下的，通常是通过以平静安宁、不施加行政影响和法律惩治的手段，要是以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治理，不能够得到天下。所以以行政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不能够治理天下，而必须依靠诡诈的军事行动。
以道来治理国家是以崇尚根本来平抑那些表面的、具体的问题；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是以邪辟的方法来解决表面、次要的问题。就像大树的根不能扎牢，枝叶也不能繁盛，百姓没有可依靠其生存的东西，所以必然导致诡诈地使用军事力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则国家弱。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讳欲以耻贫，而民弥贫；利器欲以强国者也，而国愈昏弱，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利器，是为自己谋利的工具。百姓的力量强大了，国家的力量就会削弱。百姓具备了太多的聪明才智，取巧作伪的事就会发生，就必然出现不正当地谋取利益的现象。设立行政法律系统来压制不正当现象，而会兴起军事冲突；让人们有所顾忌来消除贫困，而百姓更加贫困；制造强大的器物、设备来使国家强大，国家反而更衰弱，这都是舍弃根本来专注表面、次要的事，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领袖的所想所求，百姓都会马上跟从。我所想要的只是没有欲望，而百姓也会跟着没有欲望而自然达到朴素、简单。上面四种情况是舍弃根本来专注表面、次要的事的例子。
苏辙《老子解》
古之圣人柔远能迩，无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后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国为正，以用兵为奇。虽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唯体道者，廓然无事，虽不取天下而天下归之矣。人王多忌讳，下情不上达，则民贫而无告。
利器，权谋也。明君在上，常使民无知无欲，民多权谋，则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务本业而趋末技，则非常无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诈伪，而多为法令以胜之，民无所措手足，则日入于盗贼矣。
古代的圣人能够怀柔远方，优抚近地，没有用兵的心思，只有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兵征伐。所以以和平治理为常规，以用兵为特殊、偶然。虽然这样，这也还是不足以得到天下的。天下是神意造化之物，是不能凭主观意愿施为而改变的，不能妄图占有而任意使用的。凭主观意愿施为的必定失败；把天下据为私有的，也必定失去。只有体悟了道，才能平安无事，虽然不去夺取天下而天下万物都会来归顺。君王顾忌得多，百姓的想法难于被君王了解，那么百姓的穷困就没处去述说、求救了。
利器，是权力与谋略。明君在百姓之上实行统治，常使百姓没有智识、没有欲望，百姓掌握了太多的权力和谋略，统治者就会被迷惑而昏乱。百姓不重视农业而去忙活手工业和商业，就会出现奇特而不会带来好处的事物。想避免百姓的奸诈虚伪，而多设置法令来压制，百姓手足无措，就只好去犯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