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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语境中的“新民”于“亲民”

送交者: 雨地[♀★★*妙明真心*★★♀] 于 2021-03-02 7:16 已读 7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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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有关《大学》“亲民”与“新民”的注释中,朱熹与王阳明两家影响最大,也有的学者试图调和朱、王两家的观点,清代惠士奇在其颇有影响的《大学说》中认为:“程子破‘亲’为‘新’,可乎?曰:可。《康诰》‘作新民’,奚为不可?然仍当以亲民为正。……亲民者,子庶民也。长养而安全之,是为亲;教训而变化之,是为新。惟能亲之,故能新之。不能亲,焉能新哉?”




察惠氏之意,是既要以亲民为正,又同意程朱改亲为新的做法,以“长养而安全之”释亲,以“教训而变化之”释新,使得亲与新得以兼顾,意在调停朱、王两家之说。但是,既然“仍当以亲民为正,”却又同意程朱改亲为新的做法,从文字上抹煞了亲字的独立价值,未免自相抵牾。其同意程朱改动的理由也无非是《康诰》中有“作新民”,但《康诰中》的“作新民”显然不足以证明三纲领中的亲民就可以改为新民。因此,惠氏调停朱王两家之说的努力并不能说已经成功。




笔者以为,《大学》的思想重点在于亲民而不是新民,强调的是君师自身的修养示范作用而不是他们对民众的耳提面命,那么《大学》中为何又分明写着“新民”呢?新民在《大学》思想中又该居于怎样的地位呢?要解决此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跳出理学的思维模式而回到原始儒家自身的语境中。实际上,《大学》之明德、新民、亲民等概念皆来自于《尚书》、《诗经》,《大学》的外王思想又深受西周民本思想影响,关于亲民与新民的本来意义应该到它们的思想源头那里去探寻。《康诰》中提到“作新民”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这段话是周公(一说成王)在告诫康叔如何治理殷商遗民时所说。周公摄政期间东方发生了三监叛乱,对于初生的周王朝构成了严重挑战。周公历经三年平叛之后,为了稳定对于殷民的统治,将叛乱的殷民七族迁徙于卫地即纣都朝歌集中管理,又封康叔于卫负责治理,《康诰》就是周公对康叔发布的关于如何治理殷民的政纲指南。明确这一历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新民之含义是十分重要的。本段话是《康诰》的第三段,前两段总结了文王受天命的根本在于实行德政,告诫康叔要像文王那样亲民保民,明德慎罚,勤勉政事,才能收伏人心,不辱使命,后文则是有关如何落实明德慎罚的具体措施。


从思想内容看,全段文意包括亲民、宅天命和作新民三方面意思,其中“恫瘝乃身”,“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等皆与亲民有关,占了全段论述的主要篇幅。为什么如此重视亲民呢?是因为“天畏棐忱”,也就是天命难测,也就是《君奭》所说的“天不可信”。纣王临死前还相信“我不有命在天”?但西周的天命观却从历史教训中获得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重要启发,而亲民正是德的主要表现。一旦执政者因骄奢淫逸而背离民意,就会被上天无情抛弃。历览前朝历史,当政者从前期的励精图治到后来的腐化堕落又似乎是无可避免的规律,由此构成了周公等人深沉的忧患意识。由此可见,亲民思想是以天命观为基础的




本段最后一句话“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归纳了全段的思想,其中“应保殷民”、“宅天命”、“作新民”三层意思依次表出。根据顾颉刚、刘起釪的解释,“应保殷民”的意思是“承受上天的命令来保养殷民”;而“宅天命”的意思是“安定天命”;“作新民”则解为“把这些殷民改造为新的人民”。其中对于“应保殷民”和“宅天命”解释十分精要,而对“作新民”的解释则似有未达,所谓“新的人民”的说法未免笼统。仔细阅读这句话的原文,“亦惟助王宅天命”位于“作新民”之前,表明二者之间在文意上应有某种联系。《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意味着新生的周王朝是应上天命而“应保殷民”。既然天命已经从殷商转移到岐周,殷遗民的叛乱无疑是在抗拒天命,因为他们罔顾天命已改的现实,执意与新朝作对,不愿意做新朝代的子民。




因此,文中的“新民”当是相对于“新命”、“新朝”而言,并无心性论的涵义。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解“作新民”为:“言惟王受殷民而安之,王方受保殷民,汝亦当思助王图度天命,与殷民更始也”,所言甚是。“作新民”,正是在天命转移的背景下“与殷民更始”之意,所谓“与殷民更始”,就是要求殷商遗民承认天命已改的现实,不再执着于复辟旧朝的迷梦,老老实实做新王朝的新子民。因此,亲民、宅天命和作新民三者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亲民是文王之德的核心内涵,也是有周受命根本条件。正因为文王、武王的敬天爱民,才引起了天命由殷商向周的转移;正因为天命的转移,才有了所谓“作新民”的问题。




从文意来看,亲民与新民的联系是间接的,新命与新民的联系才是直接的。因此,只有将新民这一概念放到这一段话的前后文中,并联系《康诰》的历史背景和通篇旨意,才能搞清楚新民的本意。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一段话同样兼有亲、新二义,与《康诰》的文意具有某种相似性,似乎可以作为本文观点的又一佐证: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这段话首先提到“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接着引用了《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最后是“新子之国”,其思想结构是亲民—新命—新国,与前引《康诰》一段话的思想结构大体相同,其中的亲与新同时并存,二者尽管也有联系,但同样各有其独立的意义而不可相互替代。比较《康诰》、《大学》和《孟子》中的相关内容,其思想内容的源流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它们都包含有亲民、新命和新民思想,而且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其中孟子的说法稍有改变,将新民改为新国,但表达的同样是“与民更始”之意,并没有朱子所诠释的性理意义上的新民之意。


按照《康诰》和《孟子》所提供的思想线索去理解《大学》中的亲民与新民说,二者关系的谜团就会迎刃而解。首先,亲民不能被新民所取代。西周人文宗教的核心思想是以德配天,它包括天命观和德行观两个组成部分,而亲民正是周德的主要内容。如前所说,亲民是《大学》之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手段,是《大学》外王之道的实现途径。就此而言,《大学》的内圣外王之道继承了《尚书》的民本与亲民思想并将其置于重要位置。其次,新民意谓“新王朝之子民”,并不具有心性论的意义。《大学》有关“新民”的一段话,首先引用了汤之《盘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继而引用了《康诰》中的“作新民”和《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其中的新民系与新命相对而言,新民的意思并非如朱子所说的“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而是指新王朝的子民。朱子对于亲民的改动和诠释虽然保持了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却与《大学》中“新民”之本意并不相应。相对而言,王阳明基于《大学》古本对亲民的理解与早期儒家的亲民说更为接近。此一论断当然无意否认朱子的新民说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朱子的改本及其新民说的价值更在于其思想上的创新而不在于与《大学》文本的思想相一致。




对于笔者的看法,人们很容易提出如下的疑问:如果新民是指新王朝之子民,则它和《大学》义理之间并无显著的关联,那么《大学》何以要保留这个似乎与全篇主旨并不相关的概念呢?儒家思想的发展所走的是一条诠释学的路子,这样一种学术路径与形态决定了后学高度珍视先贤的思想资料,既使有的资料实际上与他们正在研究的问题并没有重要联系,也仍然被作为经典引用,成了人类学家所说的新时代思想中的上古思想的遗存,我们认为《大学》中的“新民”概念便是如此。《大学》将以往的儒家思想总结为一套系统严整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义理的重大发展,但是这一发展却与作为儒家思想源头的《尚书》和《诗经》具有重要的思想血缘关系,忠实于原初的儒家思想的动机使《大学》作者吸收了亲民、新命和作新民等原始儒家的概念,但是,它们却不是在《尚书》那样的天命论思想体系中被叙述,亲民和新命、新民之间,也间隔这一段有关修齐治平的大段叙述,于是在《大学》新的思想脉络中,早期儒家经典中关于亲民、新命、新民三者关系的思想线索变得黯而不彰了,于是导致了后来它们的内涵和关系的种种不同解读。




实际上,如同在《康诰》中一样,《大学》中的“新民”并非“亲民”的传文而有其独立的意蕴和地位,而在《大学》的思想体系中,亲民问题远比新民重要,而新民作为人类学家所说的上古思想的遗存,虽然跻身于《大学》新思想中,却很难与新思想发生有机的联系,以至于后世学者不得不为它的诠释问题绞尽脑汁。唯有返回到《大学》思想的古典源头,按照原始儒家的思想语境来理解亲民与新各自的历史涵义,我们才有可能洞悉它们的本来面目,从而为二者的关系找到一个合理的历史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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