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菲尔德谈施特劳斯的“行”观
问：Mathew Arnold 曾经说犹太智慧关乎正确的“行”，而希腊哲学则关乎正确的“看”。Strauss不止一次地援引这一说法，但却有所保留和修改。Strauss认为，正确的“行”并非为犹太人独有，同样，希腊哲学也并非仅仅关乎正确的“看”。——纯粹关乎正确的“看”的是前苏格拉底的哲人们。通由复兴哲学的“爱欲”品质（erotic nature），Strauss 告诉我们，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因而它当然关乎正确的“行”。哲学成为最高的实践，它是“言辞里的行动”（deeds in speech，参Euthyphron11c3)。我们的问题是：Strauss重述哲学的生活品质，并以此令哲学负担起“何谓正当？”的政治问题，从而复兴柏拉图的古典政治哲学教诲，这是否在关键意义上得益于其自身的犹太身世以及对迈蒙尼德的研究？在您看来，在其思想的“第二个阶段”（Allan Bloom），即其中古阿拉伯-犹太哲学的研究，Strauss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答：关于Strauss的阿拉伯-犹太哲学研究，我不是专家，所以我只能提供以下意见。我认为，正确的“行”指的是道德。像你们指出的，希腊哲学，至少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比正确的“看”有更多东西；它在正确的“看”的同时也要求正确的“行”；哲学在那里成为最高的实践。我当然认为Strauss清楚自己是从阿尔法拉比和迈蒙尼德那里获得“隐微书写”与“显白书写”之分的第一次洞见的。这两位前辈都向Strauss指明，对于一个哲人来说，向藏在“行”的背后的前提以及主宰此前提的宗教性权威提出疑问是可能的。我认为Strauss的犹太身份并非是他得以质问宗教权威的具体原因，因为身为穆斯林的阿尔法拉比同样也发出了相似的质问。Strauss的迈蒙尼德研究很可能是在他成为哲人之前；这只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所接受的宗教教育的一部分。这有助于我们看到哲学质问权威所具有的特别关联。笼统而言，正确的“行”并非像看起来那样一目了然，其背后的前提往往支配着正确行为的内在意义。因此，这个前提必须接受哲学的提问。这一提问是哲学性的，因为它要求一种向未经挑战的由宗教权威所给予的“正确行为”的定义提出挑战。由此，问题已经变得很复杂，我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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