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源头有很多，而洪水就是其中的一个源头，史书记载，先民与洪水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息过。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有大禹治水的故事；而在西方的传说中，则有诺亚方舟的故事，那么这两个神话传说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

相传在五千年前，中国正处于洪水肆虐的时代，禹的父亲鲧临危受命，开始治理洪水。然而鲧只懂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道理，他虽然修筑了各种各样的堤坝，用高大的建筑物来阻挡洪水，但是在洪水面前这些都太过脆弱，舜帝罢免了鲧，于是禹接替了父亲的位置。禹上任后，疏通河床、开通河道、把泛滥成灾的黄河水引入河道，从此“黄河入海流”，禹彻底治理了洪水。

而在与大禹治水同时期的西方人们也在努力的与洪水抗争。据《圣经》记载：创世主耶和华看到人们变得贪婪自私，便用洪水惩罚他们，有一位叫诺亚的人，受到耶和华的启示，建造了一艘方舟，在大洪水来临之前就带着全家人躲到了方舟上，由此躲避了灭顶之灾，也成为大洪水中唯一活下来的人。而在洪水结束之后，诺亚派人给耶和华送了一个祭品过去，以表示他的诚意，于是耶和华不再发怒，在天空中画了一道彩虹，人类又恢复了生机。


通过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神话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许多中西方文明中不同的差异，为何会存在如此差异，下文笔者将从不同角度一一分析。

一、“我治水、你忏悔”：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东西文明
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了抵抗洪水，兢兢业业13年，最终彻底制服了洪水。大禹领导着他的手下们，与自然灾害积极斗争着，并坚定的相信“人定胜天。”而诺亚与上帝沟通，从中得到启示，他没有使人类彻底灭亡，但是同时也向人类证明：遇到灾难时要向上帝忏悔，只有忏悔才能得救，这应该也是欧洲最早的人类向上帝忏悔的先例，而欧洲人今天还保留着忏悔的习惯，他们认为通过向上帝忏悔，便可以减轻自己的罪孽。

这两则神话看似毫不相干，却从根本上说明了问题，这是中西方人民精神信仰的不同，即双方世界观的不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人十分看重人伦的价值，他们认为虽然自然界中存在着天道，但是人如果只依靠天道，而不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眼前的困难，也是行不通的。古人相信“人定胜天”，所以在洪水面前，他们团结一致，就如同“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一样，古人相信众志成城就一定能使灾难退却，虽然也有对上天的信仰，但是更相信在灾难面前还是要依靠群众的力量。这是东方古老文明的起源。
而西方人则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决定万物生死的神明，这种神明无所不能，他创造了宇宙和人类，一旦他发怒了，人类就会遭受劫难。诺亚听从了耶和华的指使，建造了诺亚方舟得以逃生，又通过忏悔拯救了人类，由此人们认为：虔诚的信仰神明，及时忏悔，才能使自己安然无恙。于是人们对神明的信仰渐渐发展成了一种宗教神学——基督教。这是西方文明的起源。

二、“大家”与“小家”，到底选择哪个更幸福
大禹治水秉承着为国家去除隐患、为全体百姓谋求福祉的理念，把个人的利益得失抛之脑后，将家国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充分的说明了他以牺牲自己小家的幸福为代价，换取天下百姓平安的使命感。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有这样的传统：西汉时期著名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和卫青一起把匈奴打入了沙漠腹地，为汉武帝解决了后顾之忧，汉武帝非常高兴，给霍去病建了一座豪华宫殿，霍去病却坦然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而北宋名臣范仲淹也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朝著名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也在诗中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许许多多的舍小家、顾大家的著名言论，时时处处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幸福感：那就是只有天下人都幸福了，自己才会幸福；如果天下人都处于灾难中，那么自己的小家也必然不会幸福长久。


而诺亚方舟却体现了西方人以自己为第一位，他们认为保全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事。诺亚的方舟上装的除了自己的家人，还有家中的各种财物，却没有拯救任何一个处于灾难中的人，这是西方典型的个人主义思想。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当泰坦尼克号撞到冰山即将沉没时，除了一些绅士宁愿用死亡来换取其他人生存的机会外，其他的人都在拼命的逃生。

这虽然是本性使然，但是为了自己能够登上救生艇，富人完全剥夺了穷人活下来的权利，他们占有了为数不多的救生艇，尤其是露丝的未婚夫卡尔，为了自己能逃生，利用一个没有了父母的小女孩(只有女人和儿童能上船)登上了船，最终活了下来。在西方的思想中，自己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认为：能活在世界上才是幸福的，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能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三、中国的“礼仪枷锁”、西方的“开放主义”
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东西方人民伦理道德的不同。大禹治水的精神使中国人找到了集体主义、众志成城的观念，而在治水成功之后，禹并没有居功自傲，反而向舜帝反复强调这都是全体治水人员的功劳，这也养成了中国人谦让有礼、温和恭谦的优良品德。

这种文化和品质一直流传下去，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三纲五常，而把人聚集到一起进行集体活动的行为，在后世也演变成了君臣父子之道。大禹和诺亚不一样，他没有逃避灾难，而是子承父业，后来更是将舜的儿子流放，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从此开启了“禹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制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封建国家的形成。


而诺亚在灾难来临时，虽然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拯救所有人再自己逃生的高尚举动，但是他疏散众人，建造诺亚方舟，最起码保全了自己的姓名。如果最后没有诺亚去向耶和华献上祭品，以求得人类继续繁衍生息的行为，那么天神一怒之下，可能让整个世界都毁灭掉。诺亚的这种办法，是以退为进，他先保全了自己，再去保全众人。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的伦理道德中，天赋人权、个人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盛行。

而诺亚方舟的故事不断演变，更让人强调自我的价值，西方文艺复兴后，恢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美术上、或是精神上，都十分重视人的作用，提倡个人主义价值观。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众多的知名人物，如但丁、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等等。他们倡导人文主义，所以欧洲在那一时期，思想非常自由，这与他们人本位的思想观念有着莫大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改变，中国的集体主义思想推进了国家的进步和统一，但不利于个人思想的解放，西方人天赋人权的思想使他们变得开放，美中不足就是欧洲并没有统一的国土。


四、“打不过就死”和“打不过就跑”
二战中期，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由此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此时全球都进入了反法西斯战争，美国孤掌难鸣，于是与英国和中国结为同盟，日军打败了美国舰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开始进攻英属缅甸。英国政府难以支撑，于是向中国政府求情支援，蒋介石立刻派出远征军赴缅甸，这些远征军以付出二十万人生命为代价，最终将英国从日军的包围中解救出来。

而这些被解救的英国人却像无头苍蝇一样逃到了印度，最终使中国远征军成为了缅甸战场上的挡箭牌。然而中国人自抗战以来，无论是淞沪会战、宜昌会战、还是武汉会战中，都是视死如归，著名的“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更是让无数人听来潸然泪下。

为什么中西方会有如此强烈的差异呢？这也和他们面对困难时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古代洪水泛滥，但是人们却并没有向洪水屈服，他们相信凭借着自己的勤劳踏实和带头人大禹的英明领导，一定能够战胜洪水。


大禹通过“疏”和“治”的方法，将汹涌澎湃的黄河水引入河道，从此凶猛的洪水不复存在，而黄河水流经之处，变成了千里沃野和万亩良田。因而在中国人眼里，“人定胜天”的理念一直存在着，他们认为虽然存在着天道，但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天道和谐相处，面对困难时不逃跑、不放弃，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能让洪水知难而退。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有那么多英勇无畏的中国军人能够慷慨赴死，因为从远古时代，他们的祖先面对灾难也是从不屈服的。

在西方文化中，他们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上帝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让人们处于灭绝的状态之中，因而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觉得洪水是不可抗拒的，只有马上逃离才能保住性命。在灾难过后，他们又相信只有忏悔才能拯救自己罪恶的灵魂，所以给上帝送去祭品，祈求原谅。从二战时期英国首先张伯伦与德国签订的极富妥协意味的《慕尼黑协定》，到在缅甸逃走的数十万英军，再到二战末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处处都有有他们祖先的影子，既然打不过，那就只能先保护好自己，以退为进，和现实妥协。


五、总结
关于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和西方传说中诺亚方舟的故事，都展现了人类的祖先面对洪水时的智慧和手段。不同的是，中国人习惯于群体的力量，他们在治水的过程中，形成了家国天下的情怀，也形成了刚正不阿的民族精神，更建立了大一统国家；而西方人面对洪水，懂得退让，既然处理不了，就发挥他们妥协的精神，待事情有所平息之后再做定夺。无论神话的传说如何，这两种不同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民族精神中的精华，都理应被现代人吸收和利用。
坛主:雨地于2021_01_31 12:08:10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