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復興運動批佛教漏洞程顥：出家絕人倫
編按：《中國哲學十五講》由北大教授楊立華撰寫，把中國代表思想家的代表學說解釋，再作以論述。
從韓愈以來，儒學復興運動的批判鋒芒便指向了佛教。但僅僅批判是遠遠不夠的。批判雖能確立起儒家與佛教的邊界，也是自我意識覺醒的標誌，但卻並不能因此樹立起自己的道理。北宋到仁宗朝，雖已「儒統並起」，但總體說來，禪宗依然盛行。佛教不僅有一整套成型的生活方式，背後還有成熟的哲學論證系統。程顥的貢獻在於，他在批評佛教的過程中樹立了儒學的基本方向，即「自明吾理」（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這是對整個儒學復興運動的一個明確的號召。
「自明吾理」，就是要為儒家生活方式確立哲學基礎，為合道理的生活方式確立哲學基礎。在中國哲學的視野中，哲學的思考始終是與生活安排相關聯的。也就是說，我們要不斷去探索好的生活安排，而這種好的生活安排背後得有形上學的、哲學的依據。而這依據則根源於對天地自然之理和人的本質的洞察。這樣的意識在周敦頤、邵雍那裡，我們已經可以隱約地看到，但核心問題畢竟沒有被明確提出。「自立吾理」的提出，是程顥的偉大貢獻。
程顥對佛教的批判是非常系統的。《二程集》裡有這樣一則議論：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島，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知之何。只看孟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
士人相聚，皆談禪學，今程顥悵然久之：這樣的學說盛行天下，如何挽救呢？在他看來古代佛教最盛之時，不過是些愚夫愚婦做偶像來崇拜，其危害有限。到了這個時代，佛教先把性命的道理講了，把有才華、有天分的人都吸引過去，以至於「儒學淡薄，收拾不住」，高者盡入禪門。而且才分越高，其陷溺越深。儒家的道理講得樸素，天分高的人往往不肯在平實處用力。孟子的時代面對的不過是楊朱、墨翟的思想，楊朱、墨翟的道理根本說不通。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稍有見識的人就會知道，如果人人都這麼想，那公共的社會生活是無從談起的。墨子講要同等程度地愛所有人，道理上說不通，實踐上更行不通。因某些特定的機緣，有人畢生踐行「兼愛」的道理，這樣的奉獻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但作為整體的生活道路是不可能持久的。人生活在時空關係裡，有時間就有先後，有空間就有遠近，怎麼可能同等程度去愛呢？程顥那個時代面對的是深究性命的佛教。道理講得精深，為害亦深。連程顥的朋友都有很多是崇信佛法的，可見佛教對士大夫精神的熏染。
程顥繼而說：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
「此學」指的是禪學。在程顥的朋友中，只有司馬光和范鎮能不為禪學所動。但他們所執的道理很多方面又比禪學低。司馬光不是思想家，卻有思想家的雄心：以《資治通鑒》擬《春秋》，以《溫公易說》《太玄注》擬《易傳》，發明《潛虛》以擬《易經》。規模很大，道理淺近。司馬光作《中庸解》，中間有一句忽然起疑，就去問程顥。程顥說：我覺得你在「天命之謂性」（《中庸》首句）那兒就該有疑問了。程顥說司馬光根本讀不懂《中庸》，司馬光也不以為忤。他對程顥的高明是傾服的。程顥稱司馬光、范鎮不受佛學影響，但也指出他們所執的道理是不能與佛法相抗衡。所以，程顥說：「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
程顥對佛教的批判不見得都是出於對佛教的正解，但對其根本的批評，還是無法迴避的。
程顥說：
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
佛教講一切皆苦，入手便講生老病死。《壇經》有一則故事：有人來見六祖，一刻不停地繞着他走。六祖問他：你走什麼？他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壇經．機緣品第七》）生死的確是佛教最關切的問題之一。程顥批評佛教「以生死恐動人」，是有根據的。關於生死，程顥講：「死之事即生是也。」一切關於死後的說法，都無法驗證。無法驗證的道理不是道理，只是一種沒道理的相信。儒家不在此世之外尋求虛幻的慰藉，而是以最誠實的態度勇敢地面對生命和終將到來的死亡。
佛教追求解脫，要斷根塵。解脫是佛家最核心的目標。因此，程顥說佛法「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佛家思想根子上是一顆自利的心。因為厭苦嗜樂，又發現苦與樂相依，因此要去追求「極樂」。要將苦樂的共同根基──「牽掛」去除，所以以實有的世界為幻相。程顥說：
天地之間，有生便生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纖奸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
程子認為煩惱與痛苦是人生無可避免的內容，而人作為有限者也終有一死，這是人生最真實的本相。不可逃也不必怕。富貴福澤與貧賤憂戚都有可能成為生命的助益，不能因為恐懼、厭惡就斥為幻妄。佛教要去根塵，出發點是要利自己的軀殼，所以程顥說這根本上是一個自私自利的規模。
對於佛教，程顥也不是全盤否定，他認為佛教在很多地方是有所見的，比如對「苦」的分析，指認執着為苦的根源。但一定要走向斷根塵的境地，就極端化了。程顥說：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
佛教不是沒有看到道理，而是看到的不是道理的整體。其所見局限於一隅。這樣一個自私獨善的規模，如果只是枯槁山林，無非是這世界上少了一個人。自私獨善，總比利欲熏心之徒強得多。但佛教卻偏要將不能周普的道理普遍化。如果都按佛教的生活方式生活，都去出了家，那誰來承擔社會義務呢？都不承擔人類繁衍的義務，人類豈不一代就滅亡了？佛教徒不事生產，靠誰來養活呢？佛教的生活方式是不能普遍化的。所以，程顥說：「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發用處既分了染淨，其本體上必是不能周普的。
 
佛教強調自己與儒家「心同跡異」，即道理講的是一致的，只是外在表現不同。程顥認為這種說法「彌近理而大亂真」。儒佛之間跡不同，根本上是因為心不同。程子說：「心跡一也。豈有跡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跡是心的表現，哪有外面的表現是錯的，心卻是對的道理呢？因此對於佛教，只是看到了它形跡上的問題，就可以擱置在一邊了：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跡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虛於山林，人鄉裡豈容有此物？
程顥認為不要想研究佛教之後再去反駁它，因為等你研究透了，你已經為其所化了。對於佛教，要像淫聲美色一樣遠離它。要嚴於儒佛之辨。一種思想傳統過分包容，就會失去自我，失去主體性的自覺。邊界意識和主體性是關聯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