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29 09:19
1935年5月3日到9日，中国工农红军用时七天，仅仅依靠七条木舟，成功渡过金沙江。此后，红军成功摆脱了压进深山峡谷的十万国民党军队。


然而，在突围包围圈后，从云南转向四川挺进的新征程中，作为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陈云突然在行军队伍中不见了踪迹。

当时，部队里甚至传出了陈云同志已经牺牲的谣言。实际上，陈云是受了中共中央秘密指派，离开了四川、前往上海，展开组织恢复工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名叫《陈云出川》的电视剧。该片制作精良，详细讲述了陈云出川过程中的故事。

但是在播出到十三集时，突然被下架停播。

陈云出川途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这些故事被拍成电视剧之后被央视停播了呢？今天就来详细聊聊，陈云秘密出川和电视剧《陈云出川》被停播幕后的故事。


一、陈云秘密出川
在红军中央纵队从灵关出发，列队向夹金山前进的过程中，陈云突然接到中央的消息：停止长征，秘密离开四川、前往上海。

这则消息是来自中共中共“泸定桥会议”的决定。1935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夺取泸定桥后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泸定桥会议”。但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均没有记载。

在开始长征后，蒋介石除了对红军主力进行疯狂地围追堵截，还无所不用其极地在白区破坏中共组织。在当时，作为中央和共产国际主要联络站的上海中共组织，已遭受了蒋介石势力的严重破坏。中共需要及时重建在白区的中共组织，并且向共产国际汇报目前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

那么谁来完成这项任务呢？一方面，执行人应该极为熟悉上海的环境；另一方面，此人需要有多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经历。


陈云出生于江苏青浦（现在属上海青浦），对上海的风俗习惯十分熟悉；早年在上海积极参加过工人运动。

而且，陈云过去在白区展开工作中，陈云已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情报经验。

1933年，他来到中央苏区，不久后就担任了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一职。在工作期间，对中共组织在白区的发展，陈云实现了颇有成绩的领导。

经过会议再三讨论，党组织选定了陈云完成这项机密工作。

为了保障陈云的人身安全，中共中央又安排了四川籍地下党员席懋昭护送他离开。

席懋昭，在两年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成都北区区委任过公职。一方面，他是本地人，熟悉四川的地势和人情；另一方面，他的政治信仰比较坚定。

1935年6月，陈云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镇启程。陈云和席懋昭在一所简陋的屋子里正式碰面。

席懋昭表面的身份是小学校长，陈云当天就易装成了小学老师的打扮。

经过商量，两个人决定，先从荥经县走到雅安，到达成都之后，再赴重庆。这样虽然绕路很多，但是能大概率避开国民党军队。

从灵关镇到荥经，陈云和席懋昭淋着蒙蒙小雨、穿过山间泥泞小路。一路翻山越岭，多次成功避开了国民党的追击军队。

在荥经，陈云又易装成江浙商人。他本身籍贯就在江浙地带，讲一口流利的方言；也对商人的活动很熟悉，懂各种行话；再加上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乔装很成功。

席懋昭等其他人扮成随老板采购的伙计，发挥当地人的优势。几天后，他们顺利通过了雅安。

再从雅安继续前往成都的路程中，陈云和席懋昭昼夜不停地赶路。

在路途中，受到敌军一次又一次的审查盘问。

他们沉着冷静，都一一成功应对。在四五天之后，终于抵达了成都。


成都的情况更为严峻。当时，蒋介石正在成都。

大街小巷巡逻的特务和警察比平常多了两倍，整个成都陷入白色恐怖。

一辆又一辆的警车在大街上肆意横行，城中的百姓几乎被逐一排查，过城门的人群更是被搜身检查。

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几排的警察、特务都被派出到达现场。可以说，在这种环境下，若是稍稍留神泄露了身份，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时候，席懋昭的作用就体现了。

他曾来成都上过学，对成都的小街小巷都很熟悉。在成都，他聪颖地跟国民党势力盘旋，保护陈云安全进入成都。


凭着刘伯承的亲笔信，陈云得以在刘伯承好友、银行家胡公著的家里暂时歇脚。

接着，陈云在成都《新新新闻》上刊登了一则遗失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遗失启事中廖家骏就是陈云本人。

陈云发布这则启事是在遵守出发前跟周恩来的约定，向中共中央传递以成功到达成都的讯息。

次日，陈云一行人便离开了成都，马不停蹄地前往重庆。

成功到达重庆后，又带着刘伯承的亲笔信，几经辗转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一行人在刘家安心休息了几天，在这期间陈云买好了通往上海的船票。

前往上海当天，席懋昭护送陈云离开四川的使命就要圆满完成了。他坚持要将陈云送到码头，看着他离开。在重庆码头，两人依依不舍地告了别。


伴随着轮船汽笛的一声长鸣，陈云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茫茫江雾中。

成功抵达上海后，却发现上海白色恐怖升级，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单从上海报纸的叛变声明，陈云就看到了七十多个熟悉的同志。

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陈云根本无法展开恢复工作。1935年9月，在接收到中共中央指派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电示后，陈云转赴莫斯科。

在会议上，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二、《陈云出川》电视剧遭停播

在护送陈云顺利离开四川省之后，席懋昭走了十几天，径直回到了雅安。

在回家路上，被同乡老伯告知，有人向国民党揭发席懋昭是共产党。席懋昭现在已经家破人亡，回家等同于自投罗网。


席懋昭决定回老家仪陇县避一避，没想到在返乡途中还是被敌人抓捕了。

1937年3月，直到国共两党形成统一战线，席懋昭才被释放。

在监狱里，整整被关押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

重获自由之后，席懋昭积极地试图跟党组织取得联系，一直没有成功。看到《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陕北之行》后，他才得知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到达了延安。

于是，席懋昭和另一名党员一同上路，转赴延安。

1937年10月，两人成功与党组织取得联络。

席懋昭根据回忆整理了送陈云出川的全部材料和陈述监狱风波的具体细节，向党组织证明自己的身份。

确认了席懋昭政治纯洁性后，中共将席懋昭送到中央党校第十三班进行培养，并且恢复了他的四川籍党员身份。


20世纪90年代初，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公务人员在整理人事材料时，注意到了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的描述材料，很感兴趣。

再加上整个材料很有故事性，这个干部就以这个材料为原型，改编成了剧本。

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在1958年12月成立，在中国西南地区是最著名的电影制作公司。

在改革开放之后，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题材主要围绕宣扬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正面响应改革、改革带来的负面思想问题等。

收到四川省委干部写的《陈云出川》剧本，制片厂认为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很有意义。

陈云出川的故事本身就罕为人知，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而且，通过向观众讲述老一辈艰苦奋斗的故事，可以传递中农红军的精神力量，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品德也会有重要作用。

经过商量，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取得陈云家属和秘书的同意之后，就着手拍摄工作。在拍摄结束后，片子顺利通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审核。电视剧《陈云出川》在中央电视台上映了。

但是这件事情，陈云本人并不知晓。


1993年，陈云即将迈入耄耋之年。他视力下降很快，不但患有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一般而言，他不收看电视节目，而是保持原来的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新闻，每天早上和晚上各有半个小时的中央新闻。

也就是说，如果身边的人不告诉陈云电视节目的有关内容的话，他不可能知道电视剧《陈云出川》这件事。

陈云的家人和秘书不想他为难，因为也不牵涉原则问题，就一直没有跟他提这件事情。

直到，一位新来照料陈云的女护士心直口快，向陈云泄露了这个秘密。

她随口跟陈云聊到，昨天晚上一家人看了《陈云出川》，剧情非常精彩！

陈云听后，一头雾水，忙问道，“什么《陈云出川》？”护士又跟他解释了由他的真实故事改编成了电视剧这件事情。

陈云很震惊，把秘书叫来跟前，询问详细的情况。秘书把剧本拿给他之后，陈云认真看了一遍又一遍，思来想去都认为上映这样歌颂自己的电视剧不妥当。

陈云亲自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要求停播电视剧《陈云出川》。在总书记的指示下，中央电视台下架了这部仅播出了十三集的电视剧。


无独有偶。

同时期，一部名叫《荣氏兄弟》的电视剧也遭遇了这样停播风波。

荣毅仁作为荣氏后代，坚决抵制用电视剧创作的形式称颂荣氏家族。当时，中国大陆热播着台湾的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

江浙一带的观众愤愤不平：胡雪岩平生热衷财权交易，分明是趋炎附势的小人，通过电视剧这种大众传媒反而名声盖过了兢兢业业的荣德生。

一来，《八月桂花香》已表明这种商人题材有市场；二来，荣氏家族的故事更有传颂的意义。江浙两地的电影制片厂纷纷拍摄了电视剧《荣氏家族》和《荣氏兄弟》。

1993年，荣毅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在制片厂联系到他时，他作出严厉的拒绝：首先，不看剧本；再次，没有经济赞助；最后，拒绝任何方式的支持。

如果地方电视台执意要拍摄荣氏家族相关题材的话，那就由地方电视台的领导全权负责，后果自担。

在这样雷霆指示下，所有以荣氏兄弟为主题的电视剧一时全部主动下架，尚在创作的电影脚本也不了了之。

已经通过广电总局审核的《荣氏兄弟》也主动申请，从首播日程表中移除。

三、“个人名利淡如水”

陈云为什么一定要停播电视剧《陈云出川》呢？


他曾经写过的一个条幅能够给出答案：“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陈云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交付给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他为新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生活中为人十分低调，淡泊名利。一直以来，他都避免抛头露面。

对于无关紧要的场面活动，如果允许不出席，他都尽量不出席不参加。对于赞美他的通讯稿，只要被他看到基本都会被拦截下来。


1945年，在中共七大会议上，陈云提问，假如一个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一些不错的工作，那么这个功劳应该归谁？

陈云认为这个问题包含三个因素：首先是人民的力量，再次是党的领导，最后才能轮到个人。这三者的次序完全不能颠倒！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由于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生病休养，七届五中全会决议让陈云代理书记职务。

对于宣传和待遇方面，陈云坚决要求自己不能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个书记是同等级别。

工资定级时，财政部门给五大书记定的是一级标准，陈云申请把自己改成二级。

对于苏联政府给中央五大书记每人赠送的一辆小轿车，陈云坚持自己的轿车应该被退回。

党的八大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需要给每个中央领导人登一则小传，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同意了，只有陈云始终没有同意。


不过，在处理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时，他总是毫不退怯，积极挺身而出。

即使遭遇了低谷期，他也能处变不惊，沉着镇定。

1982年，工作人员在编辑陈云文稿时，他专门嘱咐道，所有的功劳是集体的，不是他一个人的。

他要求在后记中标明，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持工作中，集体成员辛苦调查研究、讨论分析后上报党中央批准，才作出了所有的重大决策。

陈云要求停播《陈云出川》电视剧，不希望文艺工作过于宣传自己。不过，他自己牢牢地记得这次经历。特别是对席懋昭一路护送自己的安全，陈云非常感激。

他只是选择了更为低调的方法来纪念和表达感激。


席懋昭革命烈士证明书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军队制造的残酷大屠杀中，席懋昭不幸牺牲。

1983年4月，陈云得知席懋昭牺牲的消息时，席懋昭的英烈事迹已经被埋没了三十五年之久。陈云多次向四川和席懋昭老家的仪陇县致电，督促共产党委员会对席懋昭英烈事迹的复查情况。

终于在一年后，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席懋昭追认为革命斗争的烈士，并且追记大功一次。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史册中，席懋昭的功绩得以被光明正大地记载下来。


直到陈云逝世，他常常叮嘱自己的儿女，“不要忘了四川的席家兄弟！”

席懋昭去世后，他的妻子席珍一直在四川省泸定县工作，先后任职过县妇联主席、县法院院长、县政协常委。陈云的长子陈元经常打电话问候她的健康。

2003年，陈元去四川出差，听说席家后人生病的消息，特意到仪陇县去探望，后来还托人捎去五千元人民币生活费。

陈云和席懋昭在革命中建立的深厚友谊，在陈云的多次告诫中，延续到了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