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也包含放眼海上的部分，这对中国文化一直都有根本性的影响。
中国有个省份的商船，占了全国所有远程商船的大宗，也是后来绝大多数华侨的来源地，而华侨正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移民者，也是全世界分布最广的航海移民者。
这个省份就是福建，而福建可以说是在中国文明之内拥有自己别具一格沿海文明的地方。
英国律师兼东方学者约翰·雪尔登（John Selden）在印度尼西亚觅得了《雪尔登中国地图》（The Selden Map of China）。他在1659年将其捐赠给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n Library），经专家考证该图为明代万历年间（1527-1620年）完成的古航海总图。

在马可·波罗看来，中国的海岸拥有全世界最优良的港口，这里的商人不论按什么标准评判，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然而，在靠商业致富以前的福建一直是个险恶之地，狭窄的海岸有瘴气，后面的大山里都是野蛮人。汉人如何移入，什么时候移入，我们无从确知。
这里的早期历史不为人知，又过于边缘，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公元4世纪以前的税收记录，根本不曾提及这个穷地方。然而，我们如果回想前文说过的腓尼基与希腊，或是葡萄牙与荷兰，会觉得正是这种海岸才可能产生重要的商业行为，也许还会扩张成帝国势力。
往海上发展的机会，不论有多大风险，都比陆上的机会更吸引人。这种机会最早体现在7世纪晚期与8世纪的人口调查，当时呈现出人口快速增加的现象。
这些增加也许是难民造成的。因为这里偏远，适合避难，难民也甘愿在边缘所开垦出来的土地上努力耕种。但是，到了9世纪，提到福建沿海“南海贸易”的文件已经多得不计其数，这些贸易都是奢侈品贸易的中转，规模大概很小，货物是要运往长江河口与北方的。
这个地区之所以规划成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港口，是9世纪晚期与10世纪的军阀和地主们谋求新的生财之道的结果。9世纪90年代的刺史王延彬，显然擘画了以泉州为中心的有效独立运作机制。由于他在任期间年年都有来自南海的船靠岸，所以被冠以“招宝侍郎”的别号。
宋朝统一天下后，10世纪60年代起，从樟脑、乳香、檀香、阿魏、没药、香料和药材等福建进贡的物品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海上发展状况。一个世纪过后，泉州港的景象更是“外地商船络绎不绝，货物堆积如山”。
说出此话的官员也很清楚，这里的部分优势在于能够成为违禁货物的集散中心。经手货物进出的人专营管制品与违禁品，并与受贿的官吏约好，连合法货物的真正价值也保密。政府虽然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早期屡次规定贸易商从杭州出入，以便做到如实登记，却都没有成功。
自10世纪90年代起的对外贸易记录中，福建商人都占有重要地位。随后的100年间，他们的活动范围包括爪哇、占婆、安南、海南、婆罗洲、高丽。
福建海岸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北走的货物可以借助洋流推进，因而大大弥补了陆上交通不便的缺点。12世纪的福建曾经投注大量人力进行贸易的基础建设，修筑水坝、防波堤、桥梁的大事都立纪功碑，称这些工程的目的是威慑鱼龙，使大海有若宫殿。
泉州人吃的食物也从外地输入，到12世纪晚期已经有50%是输入品，泉州成为（或至少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海港。按1138年立的寺庙碑文，虽然营利之途有风浪险阻，泉州商人仍凭着祈求家乡庙中的神灵保佑而不畏艰险。
这样把经商和敬神连在一起的想法，不可嗤之以鼻。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比韦伯早一步提出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说法，把福建的经济繁荣与盛行的“佛门清净”的宗教信仰相提并论。
这听来如果令人想到韦伯所说的基督新教与犹太教那种“现世之内的禁欲”，也许正是说中了要旨，因为当时佛教的世界观对商人是友善的。佛教解除了商人在儒家思想中社会地位最低的窘境，从商的佛教徒也不必像印度教徒那样顾虑被低贱种姓玷污的可能。
道教对于航海经商者的态度更显亲切：道教有专属航海经商者的信仰，拜海神也拜财神。中国人的扩张路线上处处可见他们自己的庙宇，颇类似西方中世纪商旅路途上总有圣尼古拉的朝圣地和多俾亚的画像为记。
商人成为先锋人物，为商业帝国主义打头阵，从保守官僚精英以陆地为重的规范逃出来，投入航海生涯与侨居海外。在保守官僚阶级的心目中，儒家的大同世界应该是以平和、产量丰足的农民为根本，往海上发展是把资源导向国家领土以外，而且可能会引来有暴行的蛮夷外族，所以在文官的价值体系中一直受到怀疑。因此，中世纪的福建文献往往避而不谈商人成就，科举成绩才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值得大书特书。
经商的成果虽然得不到称颂，却一直在累积，到了13世纪晚期，元世祖忽必烈有心把用战争建立帝国的传统延伸到海上，福建供应了大部分的船舰和人力。“雄霸四海”的大业虽失败了，征服爪哇与日本的盘算却证明，在朝廷中赞成扩张的谋士已经战胜了传统儒家的保守势力。
这种企图心有益于扩大中国人的世界观，可累积更遥远之地的地理与人种知识，并且揭开一个新的时代，一直到14世纪晚期为止。在这段时间，海外投机经商与传统的闭关自守之间，始终维持着小心翼翼的平衡。
根据海港沉船的资料判断，这个时代运到泉州的货物包括从爪哇、高棉、阿拉伯、东非来的芳香木材、香料、线香等等。
泉州城里有外国人居住活动的地区，类似唐宋都城里经由陆路往来的商人会馆。这些外国人小区会自己推举领袖，在指定的市场上交易，并在自己的清真寺或其他寺庙里进行宗教礼拜。
福建人在海外的社群十分兴旺，但一直到14世纪晚期才在文献中出现。这时期刚好发生了朝代轮替与政策转换，1368 年的明朝实施海禁，印度尼西亚巨港的华侨被勒令留在当地，也被迫投入海上劫掠与走私的活动。
15世纪早期曾有一段时间，海外发展似乎有可能成为国家政策之势，福建人一时之间成为担重头戏的技术人员和参与者。
明成祖文皇帝着衮龙袍全身像
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最积极进取也最有海上雄心的皇帝之一。他钦点执行海上大业的人物是三宝太监郑和。郑和于1405年率领“宝船”舰队首次出航，这次任务的目的是刻意要使读书人精英阶级面上无光，占上风的是渴望掌控行政大权的太监、希望动员海军来为海外贸易撑腰的商人、企图重振元世祖时代征服大业的激进派，以及宗教界人士，他们都希望通过鼓励新兴事业来阻止不虔信宗教的读书人独揽资源。
位于马六甲市的郑和像 维基百科 图

郑和的一连串出洋到1433年告终，经印度洋远及于吉达、霍尔木兹海峡和桑给巴尔。下西洋的成果使宫廷中充满异国贡品，并为宫苑动物园带来各种象征吉祥的珍禽异兽：有麒麟（长颈鹿）、驼鸡、狮子、金钱豹、斑马、羚羊、犀牛，以及长得像黑斑白虎却不食肉不践踏青草的吉兽。
明代沈度作《瑞应麒麟图》，描绘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国表进麒麟。

郑和的功业激起读书人慎重思考人世间的异同。郑和舟师所到之处宣扬了国威，推翻了斯里兰卡一个王朝与苏门答腊的一名暴君，惩治了海盗，并且扶植马六甲一个渔村成为强大王国和货物吞吐地。1431年，郑和在福建长乐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中说：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
明成祖死后，往海上扩张势力的冲动并没有持续多久。书生大臣与儒家理想重新夺回朝中优势，使得福建商人依法只从事中国海岸的贸易。但是他们会趁官吏疏失不察时，维持并扩张在马六甲、婆罗洲、日本的移民社群。1567年海禁解除，福建人的商业移民主义化暗为明。
到了16世纪80年代，每年从福建航往马尼拉的船多达20艘，1603年首次发生屠杀华人动乱，当时马尼拉华侨已有2.5万人，虽然伤亡惨重，但在20年之内就恢复了原状。尽管马尼拉的主权名义上由西班牙人掌握，巴达维亚是荷兰人的属地，实际的影响力却在福建人手中。
他们大量移入定居，大规模利用经济，并且用汇款使故乡经济繁荣起来。18世纪有一个笑话说，马尼拉是福建人的“第二故乡”，商人要负责定期运输琉球群岛的官方“贡品”到福建，包括30种金环、57种不同香水的原料、17种珍禽异兽（如白毛猴和台湾小鹦鹉），商人们私下也进行不那么珍奇的货物贸易：进口草席、纸、玻璃瓶、粗纺织品、虾米。
国家图书馆藏《郑和航海图》

由于不堪忍受困苦，或为了谋求厚利，福建商人数以千计地往朝鲜、日本、东南亚群岛移动。其中有人是大资本家，例如村长凑足了村民的资金前来投资。也有人是小本生意人，例如因为乡下旱灾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只好出走。
1544年，一位村民对朝鲜的主管当局表示：“有父子不相顾者矣，有妻子离散者矣，菽水之欢，其能几何。无奈买卖造船，经商于外国，营求微利，庶一家朝夕之欢。驾一叶之轻舟，凌万顷之茫然，鲸波浴日，冒死而不顾，汪涛浸天，轻生而突犯。”这当然是非法贸易者为自己的生计辩解的夸大不实之词。到了16世纪末，投机生意的借贷利息不到2%，贸易得到的获利创造出庞大的暴发户阶级。
马六甲三宝庙 维基百科 图

曾有一些时候，中国人毫不遮掩的扩张主义几乎就要在华侨世界里掌握势力。17世纪早期一些好勇斗狠的人把贸易与海盗事业合而为一，创下了类似国家政府的格局。据说李旦曾拥有三座银山，一个在日本，一个在福建，一个在马尼拉，他凭这些银山养着自己的武装船队。后继者郑芝龙在厦门统御着一个有外交网络的政权，人们称他是“海上大王”。他后来成为四海为家的人物，但是始终固守着传统，包括福建人扩张沿海势力的传统，还有福建省与海洋共生关系的传统。不过，一般而言，中国商人在没有本国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会利用西方帝国势力来保护自己并促进自己的活动。福建人有持续不懈的航海传统，但是始终没有帝国支持，他们一直是“没有帝国的商人”，或只能算有非正式的“帝国”。他们分散为有自我意识、自给，甚至自主自治的小区，是集中了财富与技术的小区。他们对于客居的社会具有影响力，会率先发起新的活动，追逐不引人注目的野心，用心却谨慎地谋求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