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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疆博物院入选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精心收集、数目巨大的古生物藏品不仅见证了历史，更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市传说”一甲子

1920年代初兴建的北疆博物院十分低调，附近的老居民有的住了一辈子，提起这个名字才依稀想起：“你一说好像是有这么个地方”。别说是附近居民，学校送走了一代代的毕业生，被问起这座曾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博物馆，却纷纷谈之色变，“那可是传说中的‘天津十大鬼楼’之一，到晚上女生都绕着走。就算有胆想去看看，上四年学就没看它开过门。”

寻找镇馆之宝


1928年，北疆博物院开馆不久，国学与金石收藏大家、南开大学教授沈士骏在参观后曾评价：“北疆博物院可算是在天津唯一值得赞评的博物馆了。它的特色，就是该院法国教士桑志华（Paul Emile Licent；1876~1952）历年在华北搜求的成绩，尤其以史前人类的石器和河套以南榆林以北的老石器搜罗最多，足以傲视首屈一指的北京地质调查所了。 凡是要看中国已知最古的石器，不可不到北疆博物院一饱眼福。”


但今天，由于历史流徙和使用更科学专业的分类方法，古生物收藏陈列早已取代石器，成为北疆博物院的王牌和大宗，而六位数的收藏总量以及分布之广、种类之全，让北疆博物院依然担得起“北方之最”的评价。北疆博物院建立之初，馆长桑志华为其命名Musée Hoangho Paiho，意为“黄河白河”。前者好理解；后者类似扬子江之于长江，是西方对海河的旧称——黄河和海河流域，对应的也正是广袤的中国北方主体区域。


海河流域的心脏地带是京津地区。博物院三楼的库房里，正陈列着一套4件 北京猿人头盖骨模型。虽然是复制品，却和国家一级文物一样珍贵：它们的母本是1929年至1936年间发现的那4件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但那套稀世珍宝不幸于1941年的抗战烽火中失踪。不幸中的万幸，1937年由当年发现“北京人”时的技术助手、也是后来的中国古生物学泰斗胡承志翻制了三套模型，其中一套便留给了北疆博物院。这套头盖骨模型，是目前我国现存古生物模型里辈分最高的老寿星，至今依然可以直接替代原件做科研，曾多次为研究从猿到人提供了珍贵而生动的实证。


北京人头盖骨模型

至于黄河流域，就不得不提整座博物馆的关键词——萨拉乌苏，这个陌生的内蒙古地名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含义。一楼有一件“小”展品，来头却大得不得了——这一套 河套人牙齿模型，由牙冠面和牙根面两面组成，翻制自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记录的古人类化石，且全世界存世仅此一套。这枚小孩左上外侧门齿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特征。1922年桑志华在萨拉乌苏采集发现到这枚门齿之前，中国被认为没有旧石器时代、也没有古人类遗存。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正是从“小孩掉牙”拉开序幕。


王氏水牛头骨化石

同年还是在这个萨拉乌苏，还发现了一枚 王氏水牛头骨化石。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纪念那位首先挖出化石的、桑志华雇佣的当地农民工，化石就用他的姓氏来命名，这也体现了超越国界和阶层的以人为本的尊重。不过有趣的是，这位蒙古族老乡其实不姓王，而是叫做旺楚克，汉名则叫石王顺。这是两位汉语书写都不太灵的人交流并记录的结果，就成了流传至今、古生物界尽人皆知的“老王”。


和巨大但看着就温和的水牛头骨为邻的，却还有看着就不好惹的主儿——那是一组精美的 祖鬣狗头骨，虽然已经成为化石，但依然硕大锋利的牙齿，还是让人不由自主地直冒冷汗。 1979年，北疆博物院旧址作为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库房使用，馆员们在整理桑志华于1920年采集于甘肃庆阳上新世地层中的大量化石标本时，发现了可能为现代鬣狗直系祖先的两种类型。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也加入研究，经过日日夜夜的反复观察对比，鬣狗科从此多了一个新属：祖鬣狗属；下属2种：叠齿祖鬣狗、重现祖鬣狗。现代鬣狗在世界范围内的起源之谜终于解开。在库房深处里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旧库存，终于以应有的名门姿态重见天日。


除了馆藏的20万件藏品，这座博物院还有一处容易被人忽略的宝贝，或许没有人能想到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眼前还有一座文物——原来，北疆博物院的这组建筑，本身就是一处经典和艺术瑰宝。从建设理念上，它遵循物尽其用、科学发展的哲学：1922年先建基本库房，三年后续接陈列室；再过四年，又有了独立的实验室和图书馆楼，与前者以连廊相接，“工”字形结构美观不说，不同功能部分有机联系、密切配合却互不干扰。


号称西式“无梁殿”的陈列室，更是桑志华这位神父出身的中国博物馆教父的“神来之笔”：无数的化石、矿石还有实木柜子，重量不可小视，这部分建筑却没有一堵承重墙，全靠的是被四组玻璃展柜包着的四根白色大柱子，每柱有八个角来分担压力，既美观又不占用场地，把所有的地方都腾出来放展品。


这一建筑学上经典的“中心牛腿柱式的内框架结构”，当年在法国本土也不多见。而桑志华的前瞻性还不止于此，比如博物院内又高又窄的玻璃窗，既防盗又保证采光、节约能源。而且所有的玻璃都是跟墙体镶在一起，建楼时先放玻璃，后浇筑水泥，最大限度保证密封性，防震、防沙、防水。

骑毛驴的“洋进士”


“工商大学的博物馆星期日（注：实为三、六、日，后改为二、四、六、日）下午对公众开放，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那里的人超过12个。博物馆大厅比教堂更为安静。身穿黑色长袍的神父馆长在展品周围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并不时地停下来对参观者轻声地解释着。”在《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一书里，作者布莱恩·鲍尔这样回忆1930年代的北疆博物院。那时候访客稀少是有道理的，一元一张的门票着实是不低的门槛——看一次标本矿石的门票钱，足够在起士林这样的高级西餐厅吃顿便宜的午餐了。


如今这里已是免费参观，但表面看上去依然寂寥，甚至有几分门庭冷落的味道。实则不然，自从恢复开放，这里就是天津及各地博物馆爱好者心中口口相传的宝藏去处了。只因对文物建筑和古旧藏品的保护需要，除周一闭馆外，访客须提前2日以上按时段预约并参观，每日参观人数最多200人。


英国小男孩记忆里的黑袍神父，正是北疆博物院的创始人 桑志华。如今，在馆内的一张工作照中可以一睹宝相庄严。只是不看图注的话，很多人想象不到：照片上那个最瘦最黑的“民工”，竟是那位馆长大人、法兰西骑士勋章得主。每年四季中适合科考的春夏秋三季，他都在外奔波；冬季，他回馆也没闲着，标本整理、鉴定、出版学术成果、筹集资金，维护展馆、进行对外交流、科普……


桑志华本人不仅是昔日北疆博物院的标志性流动景观，也算得上是民国天津乃至整个中国北方的一景。只不过在博物院之外，他的黑袍之下还多了头同样黝黑的毛驴，而身后的驴车上除了各地苦心搜集来的化石标本等，还有面特殊的蓝白红三色法国国旗，上绣“法国进士、中国农林谘议”的大字——这前一个对应他在来华之前的36岁那年取得的、货真价实的昆虫学博士身份，后一个则是为了行事方便，在来华之后便从北洋政府那里要来的头衔。在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年代，这面护身符还真的让他25年来行走整个中国北方十余省份的穷乡僻壤、却奇迹般安然无恙。如今这面旗帜郑重地摆在博物院南楼，作为“北疆科学考察历程”专题展的第一件展品。


科学精神不倒


北洋时期，博物馆已经在国内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北疆博物院无论从发掘科研还是馆藏陈列，都使人惊叹。更令人敬佩的是，它取得如此成就，靠的只有“一主任、一助手、一修理工人、一杂役”。


德日进©️www.thepaper.cn

除了桑志华这位主脑，“助手” 德日进（法文原名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同样厉害。不客气地说，这位助手、后来的副院长，单论学术成就完全不在他的领导和伯乐之下：作为神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著有《人的现象》《人的未来》等作品；在北疆成就最高的古生物学和地质学领域，“河套人”和王氏水牛是桑志华率先发掘不假，却是德日进的研究最终发现和认定了其价值和意义；之后德日进还在“北京人”发现与研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指导角色，堪称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脊椎动物学之父；晚年更是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火柴盒因透气防潮又避光的性能，被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考察途中巧用

法国人建立、法国人主持，最终由法国人留给中国，北疆博物院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除了受用无穷的藏品和科研成果，一组屹立不倒的博物馆大楼，更有支撑这一切的无形动力—— 科学精神和 人文大爱。


比起那些客观上促进中国相关事业进步、事实上却让中国国宝流失到外国的盗掘者，桑志华所做的一切，对得起他来华之前为自己取的名字，和他在来华之初的1915年7月7日写下的日记：“也许，人们想象不到，我采集草本植物不是为了制药，收集动物皮张更不是为了制作皮衣，搜集昆虫也并不是为了赚钱，仅仅是为了观赏和研究，我最大的愿望是能让他们理解这是为了教育…… 我采集的东西，都要留在这里，什么都不会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