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馆的真实场景:男子骨瘦如柴,女子长相靓丽,却任人摆布
众所周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而导火索,正是钦差大臣林则徐所主张的禁烟运动,两次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都成为了战败的一方,这多少让人感到疑惑,在此之后,鸦片之风究竟有没有得到整顿?
一组数据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根据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的调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全国上下4亿人口,烟民大多为沿岸居民,人口在200万左右。
然而到了1880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迅速增长到1000万,并且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至于鸦片馆,成为了不少瘾君子的最好去处,下面的大部分照片,都是从鸦片馆当中所拍摄的真实场景,不难看出,由于常年的吸食,男子骨瘦如柴,身材羸弱,两眼无神,女性长相靓丽,却任人摆布,让人摆布。
湖北宜昌,地处川鄂交界之地,上个世纪初期,这一座交通发达的小城,却一度成为了“烟土”的代名词。
1923年,只有6万人口的宜昌城,竟然拥有100多家大小烟馆,其中比较著名的“南诚信”、“鼎诚”,甚至还成为了响彻全国的“驰名商标”,至于城里城外,没有登记在案,避税逃税的地下烟馆更是不计其数,1924年上海的《民国日报》就曾经记载:“宜昌城内外有烟灯(鸦片馆招徕顾客特有的招牌)8000余盏”。
每当吸取大烟者前往烟馆消费,必须要购买鸦片烟膏,由一个方形烟盒装着,每次吸取的时候,将烟膏调上一点在里面,然后吞云吐雾。
“多数人民皆流于萎疲,不特百业无振兴之望,即生子女,其体魄较弱,各小学儿童气象英伟者才实不多见”。1934年《湖北省概况》的这句话,成为了宜昌最好的写照。
常言道,“黄赌毒”本是一家,而在近代历史上,鸦片和青楼之间,同样也离不开关系,青楼成为了鸦片的又一个消费地,被人们称之为“抽花烟”,身边有女子服务陪侍。
早在咸丰年间,广东的鸦片商人将其带入南昌销售,在军阀统治时期,南昌的烟馆逐渐增加,设备逐渐讲究,在青楼所开设的“精室”当中,客人一边吸烟,还能够享受女子侍候烧烟、点火、捶腿等服务,这种享受夜以继日,成为了奢靡的代名词。
伪满洲国期间,1935年,日本人藤井出资40万开设桃园路青楼,这里也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红灯区之一。
里面大部分青楼女子,基本上都是被拐骗买卖到此,稍有不如意,被打骂挨饿是常见的事情,青楼主人也会使用鸦片来腐蚀她们的心智,不少女子在接受鸦片之后,开始变得慵懒,好吃懒做,同时诱导嫖客吸取鸦片,以便赚取更多的经费。因此在近代旧照片当中,不少风尘女子,也是烟不离手。
更让人有些害怕的事情在于,鸦片从一种昂贵的奢侈品,逐渐发展成穷人也能够消费得起的产物,无论是《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又或者是《骆驼祥子》当中的黄包车夫,都能够享受到烟土带来的快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就曾经提议:“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鸦片所带来的税收,成为了清政府和后续统治者无法拒绝的一笔收入。
1871年,李鸿章麾下淮军军费达到了700万,而其中38%来自于江苏的鸦片税收,早在19世纪80年代,在全国各地广泛种植鸦片的清朝,就已经基本实现了鸦片的自给自足,1910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种植国。
袁世凯复辟之后,护国战争爆发,然而各路军阀行军打仗,军饷如何筹集?云南都督唐继尧就提出:“设烟厘金,每百两收滇币五元”,在此之后,鸦片之风更甚,北洋期间,各路军阀为筹集军费,也开始鼓励大力种植,哪怕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依然有着“川军两杆枪,一杆汉阳造,一杆大烟枪”说法。
一直到50年代,鸦片馆才被正式取缔,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也希望这一段过往,能够给人们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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