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国庆前夕，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了首次大授衔，一千多名高级将领分别被授予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军衔。

在正式授衔之前，授衔的名单，是多方经过反复酝酿、反复调整的。如今令人瞩目的元帅和大将的名单，就是经过多次斟酌和协商之后，才最终确定的。

1955年1月14日，由彭德怀和罗荣桓主持中央军委座谈会，对授予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人选名单进行研究讨论，并通过了初步确定的元帅、大将、上将的人选。

两天后，即1月16日，彭德怀、罗荣桓给军委主席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的报告》。从目前已解密的这份报告的手迹来看，关于元帅和大将的名单，报告上如是写：

一、元帅：大家一致意见，现任军委主席和军委委员。二、大将：（十五-廿二人）：粟 裕 徐海东 黄克诚 陈 赓谭 政 萧劲光 张云逸 罗瑞卿王树声 张宗逊 宋任穷 许光达肖 克 王 震 周纯全

在这份报告的原件上，除叶剑英用红笔谦虚的写下“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等数语外，令人瞩目的是毛泽东用黑色铅笔所作的圈画。当然，在这样一份名单上，有权圈画臧否的也只有毛泽东主席。

在报告上初步拟定的十五名大将军衔名单中，毛泽东在徐海东、宋任穷、王震、周纯全的姓名上均画了“X”。很明显，毛主席认为这四位不宜授予大将军衔。

在正式的授衔仪式上，宋任穷、王震、周纯全确实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然而，徐海东不但获授大将衔，而且位列“第一大将”粟裕之后，成为“第二大将”。

“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是毛泽东对徐海东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也是为当今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毛泽东既然说他有“大功”，为何又在大将名单上对他的名字画“X”呢？为何在毛泽东画“X”的情形下，徐海东仍成为“第二大将”呢？

徐海东大将
首先摆一摆徐海东有哪些“大功”。

徐海东1900年出生于湖北大悟县徐家窑，当过11年的窑工，因此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称他为“红色窑工”。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

徐海东的“大功”之一，就是在1927年参与领导了黄麻起起义，并且参与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创建了威震敌胆的红25军。

1934年11月开始，徐海东率领红25军长征，途经湖北、安徽、河南、陕西、甘肃等省，转战近万里，抗击了30多个团敌军的围追堵截，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终于在1935年9月18日胜利到达陕北苏区的永平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红27军胜利会师。

到达陕北时，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由原来的2600余人增加到3400人，净增800人，是所有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中唯一兵力总数不降反增的队伍。

早年徐海东

徐海东的“大功”之二，就是指挥红15军团取得了劳山大捷。

徐海东率领红25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红27军陕北会师之后，随即组建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在任副军团长。徐海东、刘志丹指挥红15军团在劳山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第110师，俘虏3700多人，巩固和发展了西北根据地，使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有了落脚之地。

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于1935年11月下旬，又指挥红15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徐海东与刘志丹永坪会师雕塑

徐海东的“大功”之三，就是为初到陕北的饥寒交迫的中央红军慷慨倾囊，接济了5000银元。这即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毛主席向徐海东借钱的故事。

毛泽东作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开口向徐海东借钱，当然有更深层次的用意。须知，红25军最初隶属于红四方面军，而徐海东曾经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麾下的骁将。

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与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人数少、实力差，于是野心勃发，疯狂地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攻势，以至于在茫茫大草地上因“南下”还是“北上”问题，差点与红一方面就发生“火拼”。

张国焘的所作所为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直到25年后的1960年10月，当毛泽东的美国老朋友斯诺问他“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与张国焘

毛泽东于1935年9月10日摆脱了张国焘的纠缠，率领“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在一个多月后又与张国焘的旧部徐海东会师。而此时，徐海东率领的红15军团大约七千余人，与毛泽东率领的只有七千余人的“陕甘支队”，在实力上可以说是势均力敌。那么，此时徐海东的立场和态度对中央能否在陕北落脚，两支队伍能否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至关重要。

于是，毛泽东抛出了一张问卷——写信向徐海东借2500块银元。这张借条当然是已近山穷水尽的中央红军的当务之急，但更多的是对徐海东的一种试探和考验。徐海东的答卷让毛泽东满意，让中央放心——他从红15军团仅剩的7000银元中拿出5000银元送给中央红军，明白无误的表明了他对党中央的赤胆忠心。

随后，中央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被纳入了红一方面军序列。徐海东对此表示完全拥护。

因此，徐海东对两支队伍会师后的内部团结，以及中共中央最终在陕北站稳脚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他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立下的最大功绩。


编入红一方面军之后，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东征西讨，屡建奇功。

1936年2月，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举行东征。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决定两个军团分路行动。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挥师北上，逼近太原，直取晋西北。

1936年5月，东征结束后，徐海东又奉命率红15军团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10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徐海东以张国焘旧部的身份，奉党中央之命，对老领导张国焘做了大量的劝说争取工作。

张国焘在晚年撰写的《我的回忆》一书里说：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钦佩……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徐海东这个朴实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
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徐海东率红15军团一部与红1军团并肩战斗，夺取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徐海东与妻子儿女

在抗日战场上，徐海东也屡立奇功。

国共合作抗日后，徐海东率领的红15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344旅，徐海东由军团长改任旅长。

徐海东率领344旅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大捷和晋东南粉碎日寇九路围攻的战斗。

1938年6月，徐海东在指挥毙伤日军近千人的町店战斗中，因日夜操劳，病倒疆场，不得不回延安休养。

1939年11月，徐海东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于皖东一带。12月，徐海东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在皖东周家岗与日寇激战三日三夜，取得大捷，粉碎了日军向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巩固和扩大了皖东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由于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徐海东病倒在皖东战场上，并从此终结了金戈铁马的军旅战斗生涯，先后在江苏淮安，山东诸城、莱阳，辽宁大连等地治疗和休养。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允许，因此从1940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即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和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徐海东没有亲临沙场，可以说是寸功未立。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徐海东虽然对中国革命有“大功”，但功不足以授大将衔。

毛泽东在初拟的大将名单中徐海东的名字上画“X”，用心也是很公允的。授军衔那可是按战功论资排辈的，试想，如果给抗日战争大部分时间和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都在休养的徐海东授大将衔，那么，如何让整个抗日时期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而又不能跻身大将行列的战将们心服口服呢？

毛泽东曾说：“不工作本身也是一种错误。”如果徐海东在解放战争时期能够驰骋疆场，立下如同“第一大将”粟裕那样的战功，那么不消说大将衔，就是授元帅衔也不是不可能。

除了有“大功”之外，徐海东的革命生涯中是不是犯过错误呢？这就不能不提及让西北根据地军民伤痛不已、刻骨铭心的1935年的陕北“肃反”。


1935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即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西北革命根据地爆发了一场常差点让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毁于一旦的严重的“左”倾错误“肃反”危机。

关于陕北“肃反”，建国初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注释中如是描述：

“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路线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1935年，中共北方局代表朱朱理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代表聂洪钧先后抵达陕北，和陕北根据地本土领导人郭洪涛合谋，虽然做出了进行“肃反”的决策，但是由于他们手中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因此“肃反”尚不能大面积展开。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主要部队红26军、红27军是由刘志丹指挥的。因此，他们大规模展开主要针对刘志丹等人和红26军的“肃反”的时机尚不成熟。

1935年9月18日，当以徐海东为军长、程子华为政委的红25军抵达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之后，受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严重影响、有着浓厚的“肃反情结”的、并且与陕北红军势均力敌的红25军，就成了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大力推行“肃反”所依仗恃的军事力量。

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与陕北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后，根据中央代表团的意见，成立了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随即，在陕甘晋省委的领导下，由红25军、红26军、红27军组建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当刘志丹、高岗指挥陕北红军与红25军在劳山前线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搏斗之时，以戴季英为保卫局长的残酷“肃反”也如火似荼的展开了。

戴季英

在红四方面军“肃反”时就犯有严重“左”倾错误、手上沾满了被冤杀革命同志的鲜血的戴季英，沿用了红四方面军“肃反”时的惯用手段，滥用酷刑，日夜逼供，罗织了西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等人是“反革命”的“莫须有”的口供。

“肃反”的结果是，刘志丹、高岗、张策、杨森、黄罗斌等红26军营以上干部六七十人，悉数被抓捕，关押在瓦窑堡的阴森的监狱里；并有二百多人被冤杀。

不幸中的万幸是，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当听到当地干部反应的严峻的“肃反”形势后，毛泽东果断下令“停止捕人，刀下留人”。否则，会面临刘志丹、高岗等根据地创始人被杀、陕北红军与红25军“火拼”、根据地分崩离析的严峻局面。

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初来乍到，按理说应该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才能立足，也更有利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然而，刚到陕北不足一月的红25军如此积极卖力地支持这场错误“肃反”，除了执行陕甘晋省委的命令之外，有没有别的目的呢？从“肃反”的“操刀者”戴季英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一段发言中，也许可以窥破个种玄机。戴季英坦言：

“鄂豫皖肃反错误与陕北肃反错误，实质上是相同的。我们带来了张国焘肃反错误经验，25军领导上要负责任，我应负大的责任。我运用了这肃反错误经验上，严刑逼供，指名问供等，但陕北肃反错误主要原因应归究于代表团省委领导上的种种错误，从开始至以后的事实可以证明了。“我们对26军有严重宗派主义军阀主义，看不起他们；自己傲慢，不信任他们；工作上，要他们如25军政治军事方面一样。这种同化他们的态度，实际是吞并的意识。”
戴季英的这段发言，无意中泄露了红25军凭借自身实力积极拥护这场错误“肃反”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藉此“同化”26军、“吞并”26军。一支军队吞并另一支军队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是封建军阀之间惯用的伎俩。因此，戴季英关于25军“有严重宗派主义军阀主义”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如果说逮捕刘志丹、高岗、杨森等26军营以上的干部是“斩首”行动，那么当26军营以上干部的职位空缺之后，全部由25中的人员迅速弥补占据，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换头”行动。这种“斩首术”和“换头术”，就这样赤裸裸的发生在革命队伍的两支兄弟部队之间！

作为新组建的红15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对逮捕关押副军团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以及原红26军营以上干部的这样的重大事件，是何种态度呢？彼时任陕甘晋省委军委主席、主持军队中肃反工作的聂洪钧，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回忆道：

“劳山战役后，过不两天，接省委由朱理治写的亲笔信，指名式地要我们逮捕刘、高、杨森等人，说是张秀山等供出他们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等等。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感到‘乱子’太大，不敢邃尔逮捕。徐海东的意思，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为避免万一搞错，我坚持最好还是请中央来解决。郭述申同志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说：‘还是慎重些好。’”
聂洪钧

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红15军团军事首脑的徐海东，如果支持聂洪钧的主张，紧急叫停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而是等中央来了解决，那么，完全可以避免错上加错的和事态恶化。遗憾的是，徐海东支持了以朱理智为代表的陕甘晋省委的错误决定，积极执行抓捕行动。这不能不说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徐海东书写的“败笔”。

除坚决执行陕甘晋省委的错误决定，徐海东的脑海里是不是还有如戴季英所说的“吞并”刘志丹历尽艰辛创建的红26军的思想在作怪呢？

好在1935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及时叫停了这场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高岗等一大批被关押的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其后刘志丹虽然被委任为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但仍然背负着“曾犯过严重的右倾错误”的罪名。1936年4月14日，东征中的刘志丹在攻打山西三交镇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刘志丹牺牲六年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长达三个月之久的重要会议上，陕北“肃反”的路线是非问题才得以厘清，刘志丹才得以彻底平反。

刘志丹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一锤定音：

中央在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后，特作如下之决定：一、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作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并限定朱郭二同志在三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与西北局继续搜集材料，如果发现他们还继续对党欺骗，而不诚意改正他们的错误，党就必须重新讨论他们的党籍问题。二、因为戴季英、聂鸿钧二同志是当时“肃反”的坚决赞助者和执行者，而他们在高干会上对自己错误的承认也还是不坦白不诚恳的。现在中央认为中央（当时称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决议，对于戴季英、聂鸿钧二同志的处分（给戴季英同志以最后警告，给聂鸿钧同志以严重警告）仍然是有效的。同时应当指出：程子华同志在这一错误“肃反”中，也应该负一些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决定的最后一句话：“程子华同志在这一错误‘肃反’中，也应该负一些责任。”作为红15军团的政委的程子华“应该负一些责任”，那么，身为军团长的徐海东，该不该“负一切责任”呢？这个决定中没有提及的。或许是为了照顾彼时正在养病中的徐海东的情绪，或许有其它的原因……我们只能期待有更多的历史文献解密，以揭开这个谜底。

程子华

奇怪的是，徐海东在《生平自述》中提到和陕北红军会师的情形时说：

“陕北红军的同志，对我和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是十分亲热和尊重的，我过去在干部团结方面，有些缺点，不大注意方式，这时也能主动地团结陕北的同志，注意工作方式，抱虚心的态度。因此，我在这段和陕北红军中的刘志丹等同志，关系处得是好的。”
这里，他所谓的“团结陕北的同志”、“关系处得是好的”，就是把刘志丹、高岗等根据地的创始人和红26军的干部抓起来，投入到瓦窑堡的大牢里！应该说，他的这段回忆，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违心主义”。

陕北“肃反”20年后的1955年，当毛泽东在初步拟定的大将名单上，将徐海东的名字上画“X”之时，是否联想起了那场错误“肃反”呢？这当然也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与陕北错误肃反脱不开干系、三年解放战争完全缺席、被毛泽东在初拟大将名单上画了“X”的徐海东，为什么最终能穿上威风凛凛的大将军服呢？原来他得益一位领袖人物的力挺，这个人物就是抗日时期曾扮演过徐海东的“副官”的刘少奇。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决定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中央让刘少奇带50多位营以上干部到华中敌后去。

因形势复杂，刘少奇不能公开露面，恰巧，中央要派在延安养病、学习的徐海东到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去。徐海东因担任改编后的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于是， 就以徐海东少将名义，率检查组从延安出发，一路护送刘少奇。

徐海东着少将服，佩少将领章。刘少奇化名“胡服”，给徐海东当“副官”，对外称“胡副官”。刚开始，徐海东很不习惯身边这个“胡副官”，但刘少奇却做得很自然，一路上，“胡副官”不断地给徐海东拿衣递帽。刘少奇不断提醒徐海东：“要注意身份，这就像演戏，我们要演好。”

当时驻扎西安的国民党将领宴请徐海东，刘少奇以身示范地教徐海东如何使用应酬辞令、如何敬酒、如何告别等。

一次赴宴时，徐海东走到门口，不觉回头瞧瞧自己的上级，“胡副官”连忙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让“长官”先进门。进了门，“胡副官”毕恭毕敬地接过徐旅长的军帽和风衣，交给身边的卫兵，自己又规规矩矩地站在旅长的身旁。

在宴席中，“胡副官”给旅长递茶、点烟，提醒话题也十分自然而周到。人们都觉得这个副官很文雅、很称职。临别时，国民党将军的夫人们还嘱咐“胡副官”好生侍奉徐旅长。“胡副官”认真地一一应答。直到汽车开出好远了，大家才发出爽朗的笑声。

徐海东在《生平自述》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话：

“1939年9月15日，我随少奇同志离开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对我进行了许多教育和帮助。我一直存在着脾气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点，少奇同志便跟我谈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使我终身难忘。”
在千里迢迢护送刘少奇的过程中，徐海东与刘少奇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其后，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作，打的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其杰出的军事才干也给刘少奇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5年大授衔之前，当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审阅大将名单时，对毛主席不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提出了不同看法。

刘少奇认为：徐海东是红15军团的旗帜，既代表了鄂豫皖红25军，又是陕北红军的代言人，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作为一个山头的代表，授予大将军衔。

同时，刘少奇对授予肖克大将军衔提出异议，认为在加强党的团结，拥护中央的领导方面，徐海东的党性远远胜过长征中曾对张国焘表示过同情的肖克。

因而，刘少奇在提议授予徐海东大将衔之同时，将肖克放在大将名单之外。

其后，中央书记处数次召开会议，研究大将军衔的评定，经过反复排队和平衡，书记处一致通过了刘少奇主张的徐海东为大将的提议，并决定将肖克改评为上将。

1955年9月27日授衔典礼结束后，徐海东的旧部王树声、谢富治、王新亭、许世友、周纯全等人去看望他，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不料徐海东当着他们的面就说：

“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子（徐海东一贯自称老子，军中闻名）身上15个洞，也才换来四个星，人家不费劲就拿下了。杨、罗、耿，以杨为首，可是，杨才是上将，没听说政委比司令大的！他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有个屁用！”
罗瑞卿大将

徐海东所说的“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的“人家”，指的是开国“第八大将”罗瑞卿。

罗瑞卿“一碗红烧肉”的故事是这样的：1933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一些战士是福建籍的，吃不惯辣椒。有一次搞伙食改善，炊事员做了红烧肉。因为绝大多数红军战士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吃饭是“无辣不欢”，所以炊事员就放了很多辣椒在红烧肉里面。这样一来，福建籍的战士就有了情绪，而两湖和江西的又觉得他们多事，双方竟然吵了起来。罗瑞卿听到后，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把大家找来耐心地开导，化解了矛盾。从此，炊事员做饭的时候，把一盆辣椒放在一边，谁愿意吃就吃。

这件事让罗瑞卿成了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典范，在红军中一时传为美谈。

而徐海东拿这件事嘲讽与自己一起获授大将军衔的罗瑞卿，颇有点西汉开国名将韩信“耻与哙伍”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