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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4日，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身体非常的疲惫……

警卫员们都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劝了几次，周恩来停下工作，“嗯”一声，搓搓脸，站起来后，身上拿起桌子上的台历。

“休息休息。”周恩来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周恩来便嘱咐警卫员：“把邓小平送的2瓶绍兴花雕带上，我们去看熊老板。”

这个熊老板到底是什么人，以致于受到周总理的如此重视？


熊老板名叫熊瑾玎。1886年，熊瑾玎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的一个贫困家庭，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因家境困窘而辍学，为谋生计一边办私塾教书，一边勤苦学习。

1906年6月，熊瑾玎从梨江高小师范速成班毕业，一边积极从事民主政治活动，一边兴办学校，开民智、育人才，先后参与了长沙县五美乡李氏族学校、五美乡速成师范班和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并亲自担任教员。

1918年熊瑾玎加入了毛泽东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此时他就展现出了自己的经济天赋，在学会中多次完成了筹款任务。

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乘船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为了支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熊瑾玎拿出两万元现大洋，交给毛泽东，作为提供给党的经费。

在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李维汉等众多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四一二事变，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破裂。

面对蒋介石极其国民党的残忍暴行，熊瑾玎愤然脱离国民党并在共产党最危急之时毅然决然的放弃优渥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而选择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但是，熊瑾玎入党后不久，便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尤其是同年长沙又爆发了反功的“马日事变”，熊瑾玎不得已之下只能逃往汉口避难。

1928年，熊瑾玎转到上海工作，成为了中共中央的会计。

在上海，熊瑾玎开了一家“福兴” 商号做掩护，一边经商为党筹措活动经费，同时“福兴号”还是当时组织上的秘密会议地点，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经常在这里开会。

熊瑾玎这个会计担子很重，当时组织上所有的经费都是经他手发放。加上“福兴”号同时还是秘密联络点，不少信息的上传下达都要熊瑾玎负责。这样一来，熊瑾玎就有点忙不过来。

而且他已经42岁了，还是个单身，这难免让人猜疑。


组织上决定尽快找一位女性组成家庭，同时掩护他工作。

这时，周恩来想起一个合适的人选朱端绶，觉得她工作细心、机警，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后来他还了解到，朱端绶曾经是熊瑾玎的学生，身份可靠，工作经验也很丰富，于是就派她去跟熊瑾玎做假夫妻，协助熊瑾玎工作。

于是，他们白天夫妻，晚上同志。

朝夕相处，让他们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加深了共同为革命奋斗的决心。

朱端绶后来回忆：

“楼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办公和中央政治局开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这里一共三间房，外间办公，内间是房，厢房是厨房。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瑾玎对我一往情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来做我的工作。……周恩来极力促成我们，要瑾玎请客。就在1928年中秋节那天，我们在四马路‘陶乐春’请了一桌客。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的还有李维汉同志。从此我和瑾玎携手前进，并肩战斗了45年。”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了革命，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处境十分危险。鉴此，中央决定中央机关转移，朱端绶和熊瑾玎先后撤离上海，到湘鄂西苏区工作。

翌年9月，朱端绶和熊瑾玎二人再度返沪。

由于当时斗争形势十分恶劣，党的机关为此不得不频繁搬迁、躲避。

尽管当时上海时有充当特务的叛徒出没街巷，指捕共产党员，但朱端绶和熊瑾玎依旧根据党的指示坚持开展工作，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

他们夫妻俩谨慎细心，严密周到，在那个紧张动荡的年代下，这个党中央的秘密机关竟然持续三年都有没有被敌人发觉。

为了多赚钱，熊瑾玎还开了3个酒店和1个钱庄，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协助毛泽民经营印刷厂，秘密印刷党的报刊。


一天清晨，到了送生活费的日子，熊瑾玎打扮成一个医生，前往法租界给贺龙同志家属送生活费。

不料，贺龙的家属刚刚被捕抄家。

刚进理发店，熊瑾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心道不好，赶忙往外退，可是几个特务已经扑了上来。原来，向志德在一次外出时，不慎被叛徒发现，特务和巡捕闯了进来，把所有人都押走了，还在这里布下暗探，熊瑾玎一进来就被守候多时的特务捕去，并被打得皮破血流，但他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并作诗：“漫道此番风味苦，辛酸尝尽见闻多”。

熊瑾玎被捕后，朱端绶根据党的指示，积极设法营救。

第二次开庭，朱端绶经组织同意跟随律师史良前往探望，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也遭拘押。

朱端绶称自己叫李惠吾，是熊瑾玎的表妹，来求表兄找工作的。同时偷偷叮嘱同来的人，把有关为熊瑾玎请律师的信件转移，处理好原来居住的房屋，表现得临危不惧和机智老练。

虽然抓不到熊瑾玎的真凭实据，但他仍被判了8年徒刑。


一直到1937年，已经在监狱中关押了三年之后的熊瑾玎，才在组织的积极营救下被释放出来。

出狱后周总理任命雄瑾玎为《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端绥任发行科科长。

此后几年，他们夫妻克服了许多困难，使得《新华日报》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

当时，熊瑾玎经营《新华日报》无比艰苦，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限制很多，连租厂房、购买打印机及纸张、油墨都很困难。

内有国民党千方百计阻挠，外有日本飞机连番轰炸，面对内外夹击的恶劣环境，

好在熊瑾玎头脑灵活，而且广泛交友，很快他便成功找到了纸张、油墨等物品的供应商，而且还自己自营了工厂，使得《新华日报》不再有经费上的困难，甚至经营万斤得还有盈余。

熊瑾玎经营有方，同志们对他称赞有加：“报馆里谁都能缺，唯独缺不了熊瑾玎。”


熊瑾玎还是位理财的优秀“红色管家”，他为组织筹措了大量的经费，并且管钱有方，让组织经费越来越多，为组织开展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连他在重庆的儿媳、熊笑三的太太都对人说：“他（公公）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掌管着财政大权的人，他的家里却是一贫如洗。

熊瑾玎三女儿突然患上肺炎，长时间高烧不退，他和妻子连忙将女儿送去医院诊治，谁曾想医生却说：“需要出10块大洋才能接诊。”熊瑾玎夫妇为人清廉，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支付这笔费用。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夫妻两个只好把女儿带回家。然而等回到家后，妻子却突然痛哭起来，原来女儿早已在寒风中死在她的怀里……

可令人奇怪的是，熊瑾玎是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朱端绶是新华日报的会计科长，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他们动用报馆的经费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

为救女儿的性命而拿出十块大洋，党内的同志也不会说什么，但是熊瑾玎和朱端绶却压根没有往经费上考虑。


原来在他们眼中，那是属于全党同志的钱，本就不能随便动用，遑论自家私事？如此拳拳赤子心，让闻讯而来的周总理瞬间是湿了眼眶。

新中国成立后，熊瑾玎说自己已经年老体衰，希望组织能够解除他的职务，但组织为了照顾他，还是让他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职务，但不必视事。

此后，熊瑾玎终于过上了悠闲的生活，也有更多时间陪伴妻子了。而夫妻二人的感情不但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淡化，反而更加甜蜜了。

他还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接见熊瑾玎，和他促膝长谈，询问他的工作的身体状况，对于党中央来说，他既是人民的“红色管家”，更是国家的一位珍贵人才。


1966年，熊家正在为熊瑾玎庆贺80岁生日，周总理给寿星带来了两样“礼物”：一是邓小平送的2瓶绍兴花雕。二是自己亲笔为熊氏夫妇写的证明材料。

周恩来在证明材料中写道：“熊瑾玎、朱端绶同志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有了这份证明材料，熊瑾玎在那段特殊的岁月，相当于有了护身符。

朱端绶趁着他们叙旧之际，在厨房做了几道周总理喜欢吃的小菜，供他们下酒。周总理一边吃着小菜一边夸奖朱端绶做菜的手艺：

“我回去之后要派他们来和端绶学习，做菜既有味道，速度又快。”
临走前周总理说：

“有端绶照顾‘老板’，我放心，祝熊老板健康长寿！”
“恩来同志，等你八十寿辰的时候，我要做几样好菜为你祝寿啊！”朱端绶赶忙接上了一句，周总理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1973年元旦，朱端绶与87岁高龄的熊瑾玎拍下了纪念合照，作为结婚45周年的纪念。


不久之后，熊瑾玎便患病卧床不起。得知消息的周总理即便是身患癌症、政务缠身，也会抽空前来看望这位曾经并肩作战的革命伙伴。


1月15日，熊瑾玎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写了两行诗，托付朱端绶交给周总理。

“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夫妻俩为党操劳半生，筹措了大量的经费，然而自己的家庭却一生清贫。

思及这位令人钦佩的革命战友，匆匆赶到的周总理轻轻握住了他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这位为党操劳半生的老人，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1994年1月24日，朱端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同一天离开了人世，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波涛殊险恶，意志却坚贞。”这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熊瑾玎二女儿熊畅苏抄录的父亲诗句。

回顾熊瑾玎先生的一生，就好像这句诗一样，随着时局的变化，自己的工作地点也从上海到苏区，到上海、武汉、重庆，还有过几年的牢狱之灾，但意志却始终坚贞如一。我们应该铭记这位为祖国奉献一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