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罗斯福入主白宫，开始了他的第一任期。

当时，处于经济大衰退中的美国人自顾不暇，对外部世界普遍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举国上下所瞩目的是迅速摆脱失业、贫困和饥饿。



即使还有少数人对外交事务感兴趣，他们所注意的也主要是欧洲国家欠美国的债务、国际金融以及贸易问题，远东事态基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新总统全力以赴推行“新政”，以实现国内的经济复兴、社会救济和政治稳定。

对于中日争端，罗斯福及其国务卿赫尔总的来说是采取了一种任由事态发展的消极的不介入态度，即不干预的政策。他们处处小心，事事谨慎，生怕冒犯日本，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



1、棉麦借款的中国因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工业的主导产业是面粉、棉花、丝绸和纺织业，其次是烟草和火柴制造业，其他诸如化妆品、肥皂、瓷釉陶器等工厂则刚刚兴起。

在主导产业中，面粉业在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似乎已经稳定，棉花业则保持年年增长的态势，因此，在中国，小麦和棉花的产量不仅反映了农业的好坏，也是工业繁荣与否的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市场上棉麦的多寡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但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总体说来无疑是孱弱的。

首先，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在经济上，日本一方面大量向中国内地倾销商品，在这个过程当中，东北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桥头堡，大量来自东北的商品严重冲击了关内尤其是华北地区的经济；另一方面，日本大量在关内各地兴建工厂，就近取材，就近销售，挤压中国民族企业，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工厂无论在产品价格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日本工厂。

日本侵华的加剧使国民政府内部“亲英美派”抬头，他们主张停止对日妥协，积极向英、美寻求帮助，以制衡日本的侵略势头。

其次，南京国民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税收减少。东北的沦陷以及上海的战事导致这些地区对外贸易以及相当数量关税、盐税的损失。

据统计，在1931年中国对外贸易中，东三省各埠及大连的输出品占全国对外贸易的35.4%，“一·二八”事变也使占全国对外贸易之半（1931年为47%)的上海大商埠经济陷于空前悲惨的地位，而1932年全国海关的收入只有1.88亿海关两，比1931年减少5860万海关两，减幅达23.59%。

第二是国民政府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占据了政府开支的最大部分。从新军阀间的混战到蒋介石对中共苏区的军事围剿，国民政府军费开支浩繁，1932年为3.21亿元，1933年达到3.73亿元。



第三是内债庞大，以致恶化了经济、政治形势。在南京政府创建后的数年间，一共发行债券10.58亿元。在1932年，国内外债务加上利息总额达到3亿元，超过当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致实在无力再次发行内债。

1932年1月，上海交易所五种主要债券的价格跌至票面价值的40%左右，引起国内金融界、企业界的严重不满，导致了新上台的孙科政府辞职。从孔祥熙的报告中也可看出，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财政紧缺到“每月收支相抵不敷之数常达1500余万元”，1932年下半年和1933年上半年“实为两会计年度内最困难之时代”，财政窘况可见一斑。

最后，1929一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打击非常严重。遭受危机的帝国主义国家为转嫁危机，走出困境，纷纷向国外倾销剩余产品，作为远东地区巨大的倾销市场，中国深受其害，本来孱弱的民族经济更加萧条，面粉业受损尤大，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蜂拥而至的面粉沉重打击了中国企业，一些面粉厂被迫关闭。

而在农业上，1930年后中国小麦进口有了很大的增长：从1930年的600余万蒲式耳到1931年的5000万蒲式耳、1932年的3400万蒲式耳。大量小麦的进口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洪水灾害以及粮食歉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的小麦丰收和价格下滑。这迫使中国政府和民族资本家寻找新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1月21日，蒋介石重掌政权，宋子文入主财政部，为挽救危机，国民政府内的亲英美派大胆地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而部分民族资本家为求生存，也支持政府同西方国家进行交往。最典型的莫过于民族资本家荣宗敬。



1931年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以后，其在上海的纱厂原料告急，为此，1932年6月和10月，他两次向美国洽购棉麦，但因为种种原因都失败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势单力薄，遂转而寻求国民政府上层官员尤其是宋子文的支持。在宋子文动身前往美国前，他向宋子文游说，中国目前库存棉花“仅足供一月之用”，然而，仅荣家企业“12个月内每月就要用棉5万包”，这就是说，荣家来年需用棉花总数将为60万包。

并且，荣宗敬特别提醒宋子文，必须尽快取得棉花借款，因为只有依靠这种借款，才能使中国人的纺织公司得以生存，并能在同受日本政府资助的日资工厂的生死搏斗中获胜。

这与宋子文原来的想法不谋而合。



2、棉麦借款的美国因素


而美国的情形也有助于这样一项借款的达成。

20世纪早期，棉花与小麦一直是美国农业中的两个主要项目。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巨大需求大大刺激了棉麦生产。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问题，即战后棉麦的生产与价格问题。

在1923一1925年度和1928年间，除苏联外的世界小麦种植面积增加了11%，是自188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1928一1929年以来小麦存贮和供应也出现大量增长。1922一1926年，除苏联以外的世界小麦存贮量平均每年都在6亿蒲式耳左右，到了1929一1933年，这个数字达到10亿蒲式耳。

美国的情形同样如此，1933年库存的剩余小麦约有3.6亿蒲式耳，为正常余额的3.5倍。在棉花上，它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3，惊人的增长之下埋藏着巨大的隐患。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沉重打击了美国农业。1933年的收成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达3200万英亩。其中包含超过1000万英亩的棉花，1400万英亩的小麦。

农业在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迫使罗斯福政府积极考虑对策，寻求复兴之道。为此，美国联邦农业局专门直接参与对农业的引导和救济，在世界小麦会议上鼓动价格上涨失败以后，美国开始从更多途径寻求解困之道。

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本由国联发起，主要宗旨有两个：

一是消除对汇兑的控制和运转障碍，恢复货币的正常流通；

二是尽力促使国际贸易的重新活跃，并在贯彻上述宗旨中特别提到解决政府间债务问题的重要性。

这实际上是反映了英、法的想法，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美国自然不容自己被忽视，罗斯福甫一就任，便参与到大会的筹备工作之中，借机发挥美国的影响力。



4月，他主动邀请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访问华盛顿，讨论“世界经济会议的准备工作和如何使世界裁军会议取得进展”，随后又邀请法国、德国、中国等10国首脑赴华盛顿会谈，就一些经济问题达成“某种根本性的谅解”，以便在世界经济会议上体现美国的意志。

中国对此次会议极为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赴美人选。经过慎重考虑，认为“非懂经济学识者不能胜任”，由此，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被选中担任赴美代表。

宋子文长期掌管经济事务，又身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他主张通过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来拉近与美国的总体关系，配合国防，抵制日本的军事侵略，并通过经济的复兴与繁荣来加强国力。自然，这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他的目的是另一个问题。

5月初，宋子文抵达美国，8日，即与罗斯福总统会谈。最初，宋子文准备了一个草案，拟向美国商借两笔数目各为500万美元的信贷，以便购买小麦和棉花。

但中方发现美国想卖给中国更多的棉麦。

经过协商，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向美国借款问题作出决议：

借款以美元为单位，总额至少应为4700万美元，年息6~7厘；至于年限、担保，均可按美方意见办理；自美所购货物，应以棉花、麦类为大宗。汪精卫、蒋介石复电宋子文“全权处理”。

14日上午，宋子文在中国驻美公使馆与驻美公使施肇基、财政部美籍顾问杨格、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诒等商议，草拟了借款总额为5000万美元的方案，以便向美方提出。



3、棉麦借款的达成


1933年5月17日，罗斯福指示农业信贷署署长小亨利·摩根索同国务院商谈给中国一笔贷款的可能性。

罗斯福总统也赞成贷款，他的基本出发点有两个：

一是从经济上说，销售多年积压的剩余棉麦，有助于挽救农业危机；

二是出于远东地区政治上的考虑，这是对潜在的日本大规模对华侵略的一种反应。

这从5月8日宋子文抵美后与他的首次谈话中就可看出。



罗斯福当时主要询问了中国华北战事及热河失守的情况，而宋子文则表示了抗日的决心。宋子文还应邀与罗斯福在白宫共进午餐；下午继续与罗斯福就远东局势交换意见，话题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罗斯福虽然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危机，但仍然不失时机地去了解国际尤其是远东局势，希望以对华棉麦借款的方式给中国以政治上的支持，给日本以警告。

而此前，罗斯福积极谋划同苏联建交亦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视苏联为在东方抵制日本侵略和在欧洲抗击德国的潜在盟友，棉麦借款的考虑被包含在他对远东大局的长远把握之中。

最终，5月29日，宋子文与财政复兴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主要内容有：

中国政府从美国财政复兴公司借款5000万美元，其中4/5约4000万美元用于购买美棉，1/5约1000万美元用于购买美麦和面粉；中国政府同意只在中国境内销售所购棉麦；借款年息5厘，期限5年；以统税和海关附加税作担保；所购棉麦至少有一半必须由美国方面承办运输保险事宜。

6月4日，宋子文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棉麦借款合同要点。6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60次会议决议：“借款准予成立，交立法院审议”；16日，立法院第3届第22次会议通过借款合同，协议正式生效。



这笔借款对美国来说十分有利。

美国出售的小麦、面粉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例如美麦平均每蒲式耳比国际市场高5美分；美粉价格比澳粉约高30%，较国内粉亦高35%。协定规定所购棉麦一半以上须由美商承运，而美国商船的运输费用又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小麦运费美国商船每吨3.75美元，而别国仅为2.75美元；面粉运费美国商船每吨4.5美元，也比别国船高出1美元左右。

因此，借款在美国国内大受欢迎。华盛顿6月5日合众社电讯称：

“5000万借款公布后，美国棉业界均表欢迎，坚信此为二年来解决过剩出产问题之最切实的办法。”



4、中国国内的反应


中美棉麦借款协议公布以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论，从政府到民间，以至不同的行业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中央机关及部分大企业、商业团体持肯定态度，认为棉麦借款必能加快国内建设，提高农产品和农业原料的自给自足能力，并争先提出利用方案。

早在1932年11月，汉口五丰面粉公司就曾为此致电蒋介石，其理由主要有：

全国共约有面粉厂140所，每日出粉约15万包，以此为例，即每日需要小麦7.5万担，以一年计，约共需小麦2700万担。而如今，汉口所存有的国产小麦还不足1万包，不够一家面粉厂几天的需要，因此“实宜促其早日签订，或尚无其事，尤宜策其设法成功”。

12月，中国最大棉纺织厂老板荣宗敬亦曾游说国民政府，要求购入美国棉麦，在棉麦借款成功以后，他又致函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对借款极表赞同，并称“以后复兴农村及关于建设事项皆可次第实施，其为福利岂有涯涘，不特纺织业感纫已也”。



反对来自于与棉麦直接相关的行业，以基层组织、小企业以及与棉麦直接相关的农业团体为主。

1932年6月，上海中华棉业联合会获悉借款正在磋商即表示反对，理由有五条：

(1)中国从外国尤其是日本进口货物日益增多，以至于民族资本的工厂相继倒闭，因此，为免受外国商品的压迫，不能购买美棉；

（2)近年中国棉产种类很多，产量巨大，如果再进口，国产棉花势必造成积压；

(3)借用外棉只能使华棉价格愈益低落，严重威胁以棉为生的农业者；

(4)从金融角度看，外棉输入越多，则现金输出越多，难免发生金融恐慌，危害社会秩序；

(5)美国政府是以过剩的棉花，博借贷的美名，收畅销的实利，并不为中国农商计。

1933年6月，江苏全省农村协进会表示，考察近年来农村破产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最大的原因还是由于外国棉麦输入过多。“惟有请政府速电宋部长停止进行，纵有大借外债之必要，尽可购中国真正必需之品，如机器、五金、仪器、材料等，切勿再购农产品，以延中国农民一线之生机。”

这些团体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反对的理由非常充分，但对政府的影响却很微弱。

及至借款达成，在对借款的使用上，各机关、团体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铁道部认为，交通建设经费应为棉麦借款主要用途之一，可拨出部分用于铁路干线建设、机车车辆的添购，以及沿铁路线作经济调查之用。

实业部则认同上海市商会的意见，认为棉麦借款意在复兴农村经济，上海虽是国际都市，但少不了周边如吴淞、江湾和闸北之市的繁荣，故应拨款一部以赈济战区，振兴上海。交通部也为其属下招商局要求指拨美金若干万元，购运造船材料，发展国家航运业。地方大员如龙云也提出，就借款内拨发1200万元，开办矿山，发展边疆地区实业。



对于购买来的美国棉麦，部分商业团体主张降价销售，以利民族企业的发展。如天津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就致电财政部长请求政府将借来的外棉廉价贷与各厂，使各厂支持三年，民族纱业或许可以赢得转机，不至于走向破产的境地。湖北监利县商会则表示相反的意见，他们要求美棉到沪时不要售价过低，使国棉仍有行销的余地，以救济农村与市场。

面对社会上的诸多质疑，国民政府于1933年7月在中央银行设立美贷棉麦事务处，并任席德懋为经理，总管美贷棉麦的承购与销售。而此后，面对各种利用借款建议案，财政部不得不专门行文说明棉麦借款之用途，称棉麦借款“早经指定用途，殊难转移”。

实际上，国民政府很快就放弃了立法院审议时不对内移充军事的规定，到1935年年底，棉麦借款用于支付南昌行营充作所谓“剿共”治标费就达380多万元，立法院所规定的发展工业、复兴农村、兴办水利、发展重要交通的用途，只占棉麦借款中用于统制全国金融的数目的40%，而直接用于军事内战的经费就占36%以上。

可见，南京政府所说的国民经济建设并没有得到重视。



5、购买棉麦为何要卖给日本人？


宋子文回国以后，9月下旬，从美国购买的棉麦也开始陆续抵达中国。如何处理这批棉麦成了一个大问题。与1931年相反，1933年中国是一个大丰收年，往年所出现的“谷丰价贱”现象在这一年亦不例外，而从美国进口的棉麦则相对价格较高。1933年5月，国产棉花每蒲式耳的平均价格为43元，美棉每蒲式耳市价则达58元多，两者之间差价就有15元多。

更为复杂的是，进口棉花的质量要比中国原棉高，中国棉纺厂反而不能够适应，因此，他们开始与政府讨价还价，如此前极力主张进口美棉的荣宗敬这时就转而要求国民政府打折出售，以7折计价出售，这个价格比国内生产的棉花更低廉，到了8月份，有的民族纺织厂甚至要求打对折。

中国市场对原棉的消费状况是：

1931一1932年棉产量平均每年约为700万担，全国纱厂销用棉花则接近900万担，销大于产有近200万担的缺口，加上内地手工纺织及衣被填塞等需，每年至少欠缺300万担以上，不得不求助于外棉，而1933年全中国纱厂消费棉花数量达870万担，其中民族纱厂消费580余万担，在华日本纱厂消费250余万担，除纱厂以外，手工纺织业及其他消费棉花达200~300万担，因此，中国每年要进口200~400万担外国棉花以补充其不足。

尤其是在华日本纱厂生产的棉制品中，中上级棉布的生产比重较大，所以对美棉的需要自然也更大。



从顺利出售美棉以获取充足资金的角度看，向中国工厂分配这些进口棉花是困难的。中国政府自然将目光转向在华日本纱厂，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购买美棉。此时的日本纱厂事业蒸蒸日上，其生产的棉织品在满洲和华北销售量不断增加，因而急于寻求充足的原棉进行生产，对国民政府的提议，他们是乐于接受的。

但是，在中、日两国间的任何问题最终都会变成政治问题的情况下，日本在华企业购棉这一纯粹的经济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干预。

9月14日，广田弘毅就任日本外相，其对中国的政治形势更加关注，并对中国棉麦借款作进一步评估，他发现绝不能让中国通过售棉于日本企业的做法获取钱款，中国会利用这笔收入去购买武器和军需品。

早在6月份，即有此种传言。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武官更是煞有介事地报告说，“棉麦借款中2500万元打算借入美国棉花，1500万元借入兵器，1000万元借入面粉…在8月召开的立法院秘密会议上将通过这些新计划”，既然这样，日本在华企业购买美棉，日本政府理所当然要进行反对。

但是，日本在华企业认为购买美棉对他们是有利的。当时日本企业所用原棉主要来自印度，但由于20世纪30年代初英、日关系的恶化，再加上印棉价格较高，当时的日本企业开始普遍抵制印棉，并将目光落在质量相对较好的美棉身上。

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支持在华企业购买美棉，他认为，对日本来讲，最好的策略是应该使中国人认识到，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合作，他们的复兴任务就不会成功；日本应更积极地向中国提供合作，以免逼迫中国完全转向西方列强，而留下日本阻碍外国援助中国的这个印象。

稍后，他又向外务省报告说，不购买美棉的政策无济于事，而且还可能产生消极影响，“一个明智的民族政策不只是迫使我们在中国的工厂做出牺牲”，倒是应该允许他们在没有官方干涉的情形之下去处理棉花问题。

但广田弘毅认为不购买美棉是破坏棉麦借款的最好办法，因而坚决拒绝了有吉的建议。他主张从“政治上引导”这些企业，以便在“事实上中止”棉麦借款。

政府的“引导”没有发挥明显作用，1934年1月，日本在华企业委派前外交官船津辰一郎为代表，前往东京申诉，期望政府能够收回成命。但最终被驳回，在军部的强烈反对下，外务省的官员对船津说，棉麦借款是一项政治借款，是宋子文计划排斥日本而转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的一个产物。日本决不会屈从于中国人试图让列强自相残杀的那种诡计。



日本的不合作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到1934年3月底为止，中国购买的美棉仅仅只有450万美元。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棉麦借款的失败。

1934年2月，中国被迫向美国协商，将棉麦借款数额予以降低，由5000万美元降为20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美元用来购买棉花，600万美元购买小麦，400万美元购买面粉。

借款的最终失败还成为主张联美抗日的宋子文被迫辞职的部分原因，中国的亲英美派在政治上严重受挫，事态似乎在向着日本期望的方向发展。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