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共有32位女战士落入敌手，她们后来怎样了？ 
1983年 10 月，江西省委党史办和上饶市委邀请了50 多位上饶集中营幸存者，出席上饶集中营斗争史座谈会。在这50 多位上饶集中营幸存者中，有七位鬓发花白的老太太特别引人注目。她们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回忆着当年她们在这里的斗争的那段难忘岁月。当年她们风华正茂，如今虽然鬓发花白，但是她们心中的那份骄傲和自豪，还是穿透40多年的历史风云，向今天的人们呈现那段血与火的往事。她们的名字叫程敦彦、毛维青、纪培陵、李锦、顾莲英、陈秀英、许可。

当年的女战士

当年在新四军中，战友们把这些女战土称为“战地红花”，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些红花不仅能在枪林弹雨中盛开，也能在集中营这个特殊战场上盛开，甚至在新中国的建设上，这些“战地红花”仍然芬芳如故。

被俘时还不满18岁的程敦彦，是16岁时在徽州师范加入党组织的。1940年7月，她受党的派遣，来到浙江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后，组织上将她转至新四军军部从事民运工作。皖南事变中，她不幸落入敌人手中，但敌人并不知道她的党员身份，她坚称自己名叫王元敏，是给新四军帮忙做饭的，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更是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敌人看程敦彦这么年轻，就相信了她的说辞，将她当成当地普通女青年，为新四军做饭也是想挣几个工钱。所以她在集中营比较自由，有几个国民党看守甚至还想追求她。
由于敌人对程敦彦看守的比较麻痹大意，所以她成了集中营里的秘密通讯员。集中营里的秘密党组织在很多时候都通过她去传递消息，联络同志，进行斗争。而程敦彦也利用了几个敌人看守对自己的好感，为狱友和同志们传递情报，想办法给被敌人严刑拷打的同志们弄去药品。

有一次，她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刚好敌人来检查。此时程敦彦的身上还藏着一张地下党组织让她传递的纸条，她只好将纸条吞进了肚子。这一举动被敌人一个特务队长看见了，便气势汹汹的上来问她，刚才吞的纸条是什么！程敦彦急中生智，说是一个敌人看守给她写的情书，而她讨厌这个看守，所以把情书撕碎还不解气，还要把情书咬烂。敌人找来看守对质，发现有好几个看守给她写过情书，虽然这个特务队长仍然不太相信，但也无计可施。

程敦彦（后右 ）

在集中营呆了一年后，程敦彦被家人保释出狱。随后她北上宿迁，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并与一位新四军战士在1947 年组成了家庭。上海解放后，她随丈夫来到上海，丈夫在军管会工作，她也进了一家纺织厂工作。文革中，她被打成“叛徒”、“特务”，三中全会后，组织上对她平了反，恢复了名誉。

像程敦彦这样被家人保释出狱的女战士并不多，许多幸存的女战士都是用各种方法逃出集中营的。顾莲英就是其中之一。

上饶集中营的女战士中，顾莲英是一位老资格的党员，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在上海入了党。她是上海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曾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工作过。她也是被俘女战士中党龄最长、职务最高的一位，被俘时担任新四军三支队民运部长。


顾莲英是皖南事变时，分散突围中被俘的。敌人同样也不知道她的身份，她便装作是一名农妇，跟着新四军是因为她的弟弟是新四军，她是去看弟弟的。特务们相信了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女人，于是特务想发展她为内线，让她去打探同志们在狱中的地下组织。

与敌人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顾莲英表面上答应了敌人的要求，充当起了“内奸”。事实上，敌人要她打探的内容，早就被她暗中报告给了集中营的地下组织，所以每次敌人要针对同志们施展什么阴谋时，同志们早就知道了。特务们对狱中的同志们进行过几次突然袭击，由于顾莲英提前报告，每次都扑了个空。

顾莲英在集中营呆了两年多，从来没有露过马脚。敌人对她的监管也越来越松，而她也利用敌人的这种疏忽，在一次帮集中营买菜的过程中，成功逃脱，并成功寻找到了组织。


解放后，与程敦彦一样，顾莲英在文革中也被打成“特务”，遭受了冲击。文革结束后，她也得到了平反，并在上海市总工会担任领导职务，直到离休。

许可是几位女战士中最晚一位出狱的。她是一位华侨，家境优裕，但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抛弃了优越的富家女生活，回国加入了东江抗日游击队。1940年8月，她被组织上安排到了新四军军部，在战地服务团工作。

敌人看到许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认为可以拉拢她，于是多次找她"个别谈话"，要求她登报申明脱离组织，并答应只要她写下“自白书”，马上就可以得到自由。但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许可内心十分坚毅，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她从不屈服。在狱中，她坚持与敌人斗争，在身陷图圈的情况下，还把自己一直挂在胸前、母亲传给她的一只小金佛交给即将出狱的程敦彦，让她出狱后当作自己的党费，转交给党组织。


许可是最后一批获得自由的新四军战士，她直到1945 年“双十协定”签订后才被释放。之后她来到广州，又从新找到了党组织，为广州的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又在敌人集中营呆过几年，许可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还被开除了党籍。造反派问她：“你在国外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要回国参加革命？”许可响亮的回答：“华侨也是爱国的！我回国是打鬼子的！是党教了我革命的道理，所以我自愿投身共产主义事业！我绝对没有叛变！”

后来，还是许可在东江纵队时的领导、时任广东省领导的李坚贞出面作证，为她洗涮了冤屈。1978 年，她彻底被平反。当她在八十年代出国探亲时，当地的一位记者问她：“你丢下了富裕的生活，回中国革命，你后悔吗？”许可大声回答：“我从不后悔我的选择！我为祖国的解放贡献了我的全部，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非常自豪！”

皖南事变中，共有33位女战士被俘，关入了上饶集中营。其中有9 人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一位牺牲的女战士，是新四军军部机要科的副科长施奇。这位牺牲时年仅 23岁的坚强女战士，原是上海一家印刷厂的女工，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新四军。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她被组织上安排进入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速记，毕业后分配在军部速记班工作。由于表现突出，一年后她被提拨为机要科副科长，掌握着大量新四军的核心情报。

敌人抓住施奇后，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很轻松的撬开这个女人的嘴巴，从而掌握新四军的大量机密。敌人先是挟诱她“悔过自新”，只要她肯合作，可以在上海给她提供一幢房子，可以给她大把的钞票，但都被施奇一一拒绝。

恼羞成怒的敌人扯下了假面具，对施奇严刑拷打，在她生病时不但不给她治疗，反而每天只给她一碗发霉的米饭和一点馊掉的豆腐渣，但是她依然毫不动摇。敌人无计可施，竟然威胁要轮奸她。狱中的战友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开展了坚决斗争，这才保留了她的清白。


面对这样坚定的女战士，敌人知道是没有办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了。于是，在上饶集中营迁往闽北的前夕，敌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她带到了集中营外一个土坡上。面对敌人挖好的土坑，施奇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她拼尽气力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呼声震荡在漆黑的夜空，久久没有散去。

1941年6 月8 日深夜，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副科长施奇同志，被敌人活埋于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不远的雷公山麓。

牺牲时年仅30岁的上饶集中营女犯中队秘密党支部书记杨瑞年，是另一位被敌人残杀的女英雄。这位来自江苏镇江的国立武汉大学高材生，在校期间就曾因组织进步团体而被国民党逮捕。抗战开始后，杨瑞年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获释，被分配到新四军教导总队任组织委员。


皖南事变时，杨瑞年被俘，被关押于国民党52师师部。该师为中央军嫡系部队，师长冷欣的妻子与杨瑞年是武汉大学校友，她多次劝杨瑞年脱离组织，只要她脱离共产党，便可安排杨瑞年去52师的政工大队任职，但均遭到杨瑞年的拒绝。面对这样一位意志坚定的女共产党员，师长冷欣也不禁哀叹：这个女人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分子"。

在集中营，杨瑞年是女战士中反抗敌人最为激烈的一位。1941年7月1日，是我党建党二十周年的生日，杨瑞年在这一天带头在狱中用德文演唱《国际歌》，特务们不许她唱，她抄起小凳便向敌人砸过去，结果被关了十多天的禁闭。但是这也没有让这位女战士屈服。敌人见她不但不悔改，反而在狱中每天鼓励战友们斗争，于是决定将杨瑞年杀害。

杨瑞年（左二）

据后来被我人民解放军擒获的原上饶集中营特务交待，杨瑞年就义时，身中三弹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直到连中七弹，倒在血泊里还双目怒视着刽子手。

霍淑在集中营与丈夫薛克伯一起英勇就义的。这一对革命伉俪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毕业后结为夫妻，共同来到新四军二支队工作。薛克伯在二支队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皖南事变中，夫妻两人双双被俘。敌人通过叛徒知道了他们夫妻的身份，想让霍淑劝丈夫投降，便时常为他们夫妻提供见面的机会。霍淑在狱中为丈夫做了一双鞋，将一张纸条夹在鞋中，纸条上写着：“当你穿着这双鞋，有如同我时时在一起。你要坚持到底。如果变狗的话，我就不再是你的妻子了。”


在敌人面前，这对革命伴侣经受住了考验，坚守了他们的革命气节。敌人见劝降不成，便秘密杀害了这对革命夫妇。霍淑为丈夫做的这双鞋，已经被当成革命历史文物，被收藏在上饶集中营博物馆。

皖南事变中，共有3位革命女性落入敌人之手。但这些革命女性都经受住了种种考验，没有一个人变节投降。她们都有着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忠诚之心，她们无愧于“战地红花”这样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