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生擒敌军一名司令，毛主席发电报叮嘱：武装押送，加上镣铐 
导读：1948年7月2日，中原野战军发动了襄樊战役，经过十余日的激战，先后攻占老河口、谷城、樊城等多座城池，完成了对襄阳城的包围。

在随后襄阳攻城战中，王近山兵出奇招，指挥中野六纵，采用“刀劈三关、猛虎掏心”的战术，同时在西门、东南角、东北角发动进攻，并集中优势兵力主攻西门，结果仅用两天就攻入城内，歼敌2万多人，并活捉了敌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

听闻襄阳大捷，主席也非常高兴，发来电报表扬了王近山和六纵，表示此战“胜利极大，甚好甚慰”。在电报中，主席还特意叮嘱中原野战军的指战员：“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康泽是谁？为什么主席会亲自发电报，要求将其押送到华北，并叮嘱要派武装押送？

在襄阳之战中，康泽虽然是司令官，但实际上的军事指挥都是由副司令郭勋祺负责的，因为康泽主要是从事特务工作，而郭勋祺则是川军名将。

1935年1月，郭勋祺奉命率部进入贵州围剿红军，在土城一战，他指挥川军三个旅，面对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两大红军主力强攻而岿然不动，战至最后，他甚至率部突破红军防线，距主席所在的指挥所只有几十米距离。

幸好陈赓及时带领预备队干部团赶到，才打退了突击的敌军，之后在红一军团的掩护下，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先后撤出战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局面。

经此一战，红军精锐尽出，后来开国元帅中的七位和200多位开国将军都参加了这场战斗，却险些败在郭勋祺手上。这样他名声大噪，被誉为川军名将。

既然郭勋祺名声这么大，为何主席却单单关注康泽呢，这是因为康泽的名声更大，或者说是“臭名昭著”！

1904年，康泽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双龙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丧父，全靠母亲一人做手工赚钱，将他和弟弟妹妹抚养长大。少年时的悲惨经历，使康泽养成了独立、刚毅的性格。

作为家中的长子，母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望，康泽在学校读书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先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岳县高等小学和安岳中学。1925年，在族人的资助和老师的帮助下，康泽南下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三期。

在军校读书期间，康泽仍然勤奋刻苦，不敢有丝毫怠慢，经常读书到深夜。据称，在一个星期日，同学们全部外出去游玩了，只有康泽一人留在教室学习校长的训话，恰好被路过的老蒋看到。

就上前询问：“今天是星期日，你为何不休息？”康泽回答说：“学生当以学业为重，不敢虚度光阴。”从那之后，康泽就成了老蒋眼中的“好学生”。


军校毕业后，在老蒋的力荐下，康泽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做了老蒋的侍从参谋，后在他的授意下，康泽组建了复兴社（中统和军统的前身）和三青团，成了反动派特务的始祖。

在反动派的特务系统中，康泽是与戴笠平起平坐的大人物，当时人称“康戴二公”。与戴笠负责军统特务不同，康泽主要负责“别动队”，这是一个经过武装的特务组织，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比一般特务更加严重。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红军前脚刚走，康泽就带着他的别动队进入江西，开始血腥镇压。他采取“连坐”“保甲制度”，将五户组成一甲，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即一人革命，全家处决；一家出事，那么五家人都要受到牵连。

当时在苏区，康泽领导的“别动队”人数最多时达到2.4万人，这些“别动队”成员乔装打扮，到处进行秘密活动，每家每户都在他们的盘查和监视下，稍有革命倾向，就会被处以极刑。

除了地主豪绅，苏区的穷苦百姓几乎都参加了分田地，打土豪的运动，而这些在别动队员眼中，都算是革命行为，为此大批大批的无辜百姓被杀。一个几十万人的小县城，可能被杀之人就超过数万。(最多一次被杀3000人以上)


虽然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在老蒋眼里，康泽却是得力亲信，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又被提拔为中常委，成了反动派的高层人物。（甚至有传言，老蒋有意将他培养为接班人）

1948年反动派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老蒋不得不将康泽派往前线，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虽然毕业于黄埔军校，但常年从事特务工作，根本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加之失去了民心，最终败在了人民军队手中。

对于康泽犯下的累累罪行，共产党人从没有忘记。多年之后，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主席曾表示：“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


康泽被俘后，主席之所以叮嘱要武装押送，并带上刑具，主要是考虑他是敌人的特务头子，担心在半路出现意外，被敌特人员劫持。有了主席的交代，中原野战军首长自然不敢怠慢，专门派了精兵强将将康泽押送到了目的地。

后来康泽被关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党和国家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战犯管理所，这位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和反省，在1963年4月被特赦释放，后担任全国文史专员，于1967年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