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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65—427年），字元亮，一说名潜，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著名的诗人和辞赋家。其主要事迹记载在《宋书·陶渊明传》《晋书·陶渊明传》《南史·陶渊明传》，以及他自己创作的《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曾孙，先后在桓玄、刘裕、刘敬宣手下任职，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应该说，在晋末最动荡的时期，陶渊明曾立志有所作为，后逐渐知其不可为，最终永归田园。陶渊明留给后人的除了《桃花源记》《归园田居》《归去来辞》等诗赋名篇外，还有他那高洁、刚直不阿、不同流合污的品格。


少 年 立 志

据史书记载，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侃一生政绩卓著，是一个重视功名、有进取精神的人。他常对人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他管辖的地区，社会秩序井然。此时的陶家，算是鼎盛时期，有“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陶侃死后，他的子孙们，有的因罪被诛，有的因兄弟之间互相残杀而亡，家境日渐衰落。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陶渊明的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然而，陶茂不是陶侃的长子，不能接替陶侃的爵位，因此从陶茂开始，陶家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逐渐衰落。
陶渊明可以说是更不幸的，因为在他八岁时父亲陶逸就去世了，这使得陶家的生活更加艰难困窘。他自己形容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别人的描述是“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然而，生活在经济拮据的家庭中的陶渊明并没有自暴自弃，他自幼博览群书，学过《老子》《庄子》，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对儒家的经典也下过功夫，他在《饮酒》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说：“先师（指孔子）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有了“大济苍生”的伟大抱负和信念，同时也立下了“忧道不忧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原则。他在《杂诗》（其五）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体现了青年时期的陶渊明乐观奋发的进取精神。

初 任 祭 酒

早想建功立业的陶渊明，直到29岁时才出来做官，在当时来看，应该算是比较晚的了。他人生第一次为官，做的是江州（属今江西，浔阳即江州下的一个郡）的州祭酒（掌管教育的官员）。他在《饮酒》诗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意思是，当初由于饥寒交迫，没办法养活一家老小，于是在接近30岁的时候，忍受着耻辱，放下农具，出去做官。也就是说，陶渊明这次做官的主要原因是生活贫困，要挣钱维持生计。但是，从陶渊明早期的思想经历来看，他这次做官是受了儒家“学而优则仕”以及“用世”思想的影响，其目的不单单是为了生计，更多的应该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因为，毕竟他祖上三代都是出仕之人，陶渊明自己也想让当时已没落的陶家重新振兴起来。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陶渊明在江州祭酒这个职位上没做多长时间，就辞职不做了，原因是“不堪吏职”，就是承担不了“祭酒”这个职务。我们不禁要问，陶渊明幼年好学，读书很多，做州祭酒这样负责教育的职务应该说是正合适，怎么会承担不了呢？而且，陶渊明那么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好不容易才做了官，为什么很快就辞掉了呢？这恐怕和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陶渊明的性格有关系。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王朝是门阀世族统治、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有一句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旧时指的就是东晋时代，王谢是当时两大豪门望族。陶家在当时已经没落，政治上没有势力，因此即使做官也只能是低级官吏，不可能被重用，这使得陶渊明空有抱负而无法施展。另外，当时的东晋王朝虽然偏安江左，但统治者却不思进取，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官场上也是尔虞我诈、腐败横行。但陶渊明“少有高趣”，不肯谄媚逢迎，对官场胡作非为的现象更是看不惯。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直接导致了他“少日自解归”。


短 暂 归 附 桓 玄

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的小儿子，桓温去世的时候，桓玄才五岁，长大后袭了父亲的爵位，做一些小官。后来，他凭借父亲的威望，又利用东晋皇族和各世族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许多名流人物都归附桓玄。

陶渊明辞去祭酒的职务后，在家居住了六七年，依靠田园的收入，生活仍旧很拮据。他的外祖父孟嘉曾做过桓温的长史，桓温虽是野心家，但他却有恢复中原、重新统一的雄心，这一点陶渊明应该是知道的。看到当时许多名流人物都归附桓温的儿子桓玄，又觉得桓玄应该继承了他父亲的雄心，陶渊明决定也去归附桓玄，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

陶渊明来到桓玄手下做事的时候，正是桓玄野心勃勃，大肆扩充自己势力的时候。桓玄一方面树立心腹，招兵买马，并制造种种所谓祥瑞的征兆来煽惑人心，为自己篡夺帝位做准备；另一方面，他又借口孙恩之乱，屡次上表请求出兵勤王，为的是借此机会刺探皇室的虚实，以便找到合适的时机实现自己篡夺帝位的野心。

作为桓玄的手下，陶渊明对他只图私利的这些举动一定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此时的陶渊明对桓玄这个人的品格和作为充满了失望。特别是在桓玄这种野心家手底下做事，如果不做他的心腹，往往就会遭受到打击和排斥，甚至有被阴谋陷害的危险。陶渊明这样的人，当然不愿意与桓玄同流合污，此时的他又萌生了辞官隐退之意。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明显地表露了他不顾爵禄荣利的诱惑、决定辞官归田的打算。公元401年的冬天，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去世了，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辞去官职，重新回到了田间。

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春，野心勃勃的桓玄攻入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诛杀了权臣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自居为相国，声势烜赫。此时的陶渊明已经在家里开始躬耕的生活了。事情还没有结束，不久，桓玄篡位成功，改国号为楚，把晋安帝迁到了陶渊明的家乡浔阳。看到自己昔日归附的主上如今“风光满面”，陶渊明会不会心生悔意呢？他会不会觉得当初自己如果继续留在桓玄手下做事，现在也可以身居高位、衣食无忧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陶渊明并没有感到懊悔，他大概明白，不义之举终不会得到好的下场。他在给其叔伯弟弟敬远的诗中，就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同时表现出了自己光明磊落的气节。

辞 官 刘 裕，终 生 归 隐

陶渊明是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之人，公元404年，陶渊明已经40岁了，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陶渊明虽然离开了桓玄，但他对于自己的前途并没有绝望。他还写了《荣木》这首四言诗来勉励自己，其中说道：“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表示自己并不甘心“四十无闻”，还想驱车策马，不远千里地寻找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

果然，这个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前面讲到桓玄攻入建康还篡了帝位。这之后，他变得越来越残酷和专横，作威作福，从而引起了下面很多人的不满。不久，一个新的人物崛起，他就是下邳太守刘裕（就是后来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纠合了文武官员中反对桓玄的各方面力量，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最终，桓玄兵败逃走。刘裕兵入建康后，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统率各方军力继续讨伐桓玄。此时的刘裕，作风颇不同于桓玄。当时，东晋王朝长期存在“百司废弛”的腐化局面，但刘裕以身作则，下达了威严的禁令，开始着手整顿。一段时间后，内外百官，风俗顿改。刘裕的才干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陶渊明当然愿意去他那里做官。于是他做了刘裕手下的参军（参谋军务的官员）。当然，刘裕之所以愿意收留陶渊明，可能由于陶渊明很有预见，能及早脱离桓玄而归隐。

然而，当陶渊明真正成为刘裕的部下之后，他又失望了，因为刘裕也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刘裕刚刚打败桓玄时，羽翼尚未丰满，后来他为了除掉异己势力，先后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渝父子，并且出于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诛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谧任用为录尚书事（总揽尚书省事务的官员）领扬州刺史，这个官职的地位是极高的。至于刘裕纵容部下所做的坏事就更不胜枚举了。刘裕的转变也太快了，这让陶渊明再次有了辞官的想法，并付诸行动。

离开刘裕之后，陶渊明并没有马上回到家里，而是又做了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刘敬宣的驻军就在陶渊明的家乡浔阳，离柴桑很近。他在刘敬宣手下任职，或许只为挣钱养家。不久之后，刘敬宣上表辞职，陶渊明也就跟着离职了。

经过这几番折腾，陶渊明已经心灰意冷。年过四十的他深知在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要想施展抱负，就得“摧眉折腰事权贵”，就得随波逐流、失去自我，这种丧失骨气的谄媚行为，是陶渊明这样的士人做不出来的。于是，他再无心做官了，准备长期归隐。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归隐之前，他还去当了81天的彭泽（今江西彭泽）县令。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弦歌，典故出自《论语》记子游为武城宰，孔子路过那里，闻弦歌之声。弦歌指的就是在小地方做官。三径，指的是隐居之所。也就是说，在隐居之前，陶渊明想在一个小地方做官，以筹备退隐后的生活费用，这个小地方就是彭泽，陶渊明当的就是彭泽县令，这也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个官。也正是在这个官位上，陶渊明为后人留下了一句名言：不为五斗米折腰。

事情是这样的：陶渊明为官清正，从不溜须拍马，生活俭朴，在做彭泽县令到第八十一天时，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督察县乡等事的郡属官）来检查公务，这个督邮以凶狠贪婪闻名，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所辖县索要贿赂，每次去必是满载而归，否则便栽赃陷害。这个督邮来到彭泽县，县吏对县令陶渊明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呢？说完，便挂冠而去，辞职归乡，选择了终生归隐的道路。


喜 忧 交 织 的 归 隐 生 活

辞职之后，陶渊明就写了著名的《归去来辞》，表达了对今后美好生活的设想。归隐后，陶渊明过起了早出晚归、开荒种地的辛劳生活；在劳作之余，他还写了大量的诗歌，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然而，陶渊明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归田后的第三年，他的家就遭遇了火灾，这使他的生活很快走向了下坡路。但即使这样，陶渊明也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

47岁的时候，陶渊明移居到离浔阳城不远的南村，原因是这里有一些好邻居，其中既有农民，也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读书人。陶渊明还分别写诗赠给他们。50岁以后，陶渊明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而且还生了病，这期间他更经历了改朝换代。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以禅让之名，篡夺了晋恭帝的皇位，从此开启了南朝宋时代。陶渊明对刘裕的这种行为当然是不满的，特别是当刘裕派人将零陵王（晋恭帝被废后改称零陵王）杀死后，陶渊名对阴狠毒辣的刘裕更是充满了愤慨。这也表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非不问世事，而是把天下之事都装在心中，这是他和那些遁迹山林、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所不同的地方。由于贫困与疾病的长期折磨，陶渊明的身体越来越差。宋文帝元嘉四年（427），陶渊明与世长辞，卒年63岁。

影响后世的品格和文学成就

陶渊明为官时的政绩在史书中记载的并不多，然而他的诗歌和辞赋创作却流传后世，至今为人们所吟诵。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和内容上说，大致可以分为咏怀诗和田园诗两类。它们虽然都属于抒情诗，但是其思想和内容则各有侧重。

陶渊明的咏怀诗（包括《杂诗》《饮酒》《拟古》《咏贫士》《读山海经》等），记录了他从出仕到归田以后的种种生活体验。这里有向往功名事业的远大抱负，有“欲有为而不能”的深刻苦闷，有安贫守节的清高志向，还有除暴复仇的强烈愿望。这些诗隐微曲折地揭露了社会现实的污浊和黑暗。但是，诗人逃避矛盾、忘怀现实、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等消极思想，也经常流露出来。这与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在读这些作品时应该加以注意。他的田园诗（包括《怀古田舍》《归园田居》《西田获早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桃花源诗》等），则表现了诗人躬耕苦作的各种体验。这里有对劳动的道德和美学意义的体会，有在劳动中和农民的亲切关系，有对农村田园景色的欣赏，也有饥寒贫困生活带来的痛苦。应该说，这些诗如果诗人没有劳苦生活经历，是写不出来的。

陶渊明的咏怀诗和田园诗往往互相渗透、密不可分。他选择归隐田园是得知自己的抱负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中无法施展而踏上的退守之路，但是躬耕生活又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了生活的艰难，社会的现实磨砺着他的道德品格，增强了他“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力量。

当然，从中国诗歌的发展过程来看，陶渊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田园诗。陶渊明以前，除了《诗经》的《国风》《周颂》中有几首农事诗外，几乎很难找到描写田园生活的诗歌。懂得了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说，陶渊明几乎是在空白的荒野里开辟出了田园诗这个艺术的园地，独立地创造了田园诗的新形式，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像以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和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就受了陶渊明的很大影响；南宋范成大的田园诗有所发展，也是得益于陶渊明。

诗歌之外，陶渊明在文章方面也很有成就。最著名的莫过于那篇《桃花源记》，此文已被收入中学课本。这是陶渊明54岁左右作的，当时正值东晋末和南朝宋初王朝交替时期，文章寄托了陶渊明晚年的思想和理想。不难看到，陶渊明想要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表面看来是消极的，然而细细考究，其中却蕴含着作者的革命性和民本精神。东晋末年，社会动荡，在战争的骚扰和破坏下，百姓所遇到的掠夺、蹂躏和危害十分严重，所谓“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此时的陶渊明集文人、隐退的官员和农民于一身，他把自己的理想付诸笔端，而写成了这篇文章。他关心民生，希望百姓能够生活于没有战乱的祥和之世，一生美满。文中所表现的对于原始公社的回顾与憧憬，在当时封建社会的阶段里，乃是革命思想的曲折反映。

除了文学成就外，陶渊明的品格也是值得称道并影响后世的。北宋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晋陶渊明独爱菊。”其实，除了菊花外，陶渊明还喜爱松，这从他的诗中可以反映出来。如《和郭主簿》其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菊，盛开于疾风横扫、寒霜施威的深秋季节；松，傲霜挺立，卓尔不群，抗寒成荫。当百花纷纷凋谢之际，菊、松却凛然风霜中，毫不屈服，因而二者的象征意义在于：不同流合污、高洁和刚直不阿。

前面提到，陶渊明多次做过官，有两次跟随的还是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桓玄和刘裕），如果他愿意阿谀奉承，愿意溜须拍马，愿意放弃原则，他的权势会越来越大。他最后出任彭泽县令，如果他愿意逢迎督邮，愿意牺牲百姓利益来满足自己和上级的私欲，想必他的官也会越做越大。然而如果这么做就不是陶渊明了。虽然自己“济世”的抱负难以实现，但他耿介不阿、不贪图享受、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的品格却始终不变。于是，他最终选择归隐田园，对于此举，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他的隐逸并非出于对人生意义虚无主义的理解，相反他的创作和生活都反映出他对现实和人生的执着，只是往往通过较为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现而已。直到今天，陶渊明的这种像菊、松那样重节操的品格，仍被我们广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