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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大师》⑨ | 离开不是逃避,而是重生

送交者: 你好毒[♀☆★★★ヾ毒来毒往ヾ★★★☆♀] 于 2020-12-03 7:59 已读 2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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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阅读《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

昨天我们读到了西南联大在战争岁月里的艰苦生存。在敌人炮火的轰鸣下,以梅贻琦为代表的联大师生,仍然努力学习着,西南联大也按照梅贻琦的设计,稳步发展着。

他们实在吃了太多的苦,但始终未曾放弃,这样的精神岂不令人感动?也许连老天也为之感动不已,决定给予这些顽强之人一些馈赠。那么,究竟是什么馈赠呢?西南联大最后又将何去何从?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兼职为生

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已有文、法、理、工、师范等五院二十六学系,学生人数超过3000人,加上先修班与研究院、各研究所的师生,人数更加庞大,一跃成为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当时清华的人力、财力在联大所占比重居三校之首,师生在校内具有强势地位,西南联大的规章制度多以清华规章制度为蓝本予以制定。

身为常委会主席的梅贻琦,在竭力维持校内各阶层人事平衡的同时,最忌讳也最提心吊胆的是清华在领导层人数一家独大,成为联大分裂的导火索。

好在有梅贻琦的多方调节,联大内部还算稳定,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师生们的生活水平依旧是个棘手问题。

所谓“君子固穷”,虽无恒产,但有恒心”,为联大教职员乃至学生的高尚品格。但作为联大校方当局,不能熟视无睹,视广大师生穷困潦倒的生活为理所当然,必须要设法挽救。

若师生最低限度的生存都成了问题,那必将相继发生其他问题。

按过去旧例,学校打个报告至教部,请求国家政府补贴、救济,或能解决燃眉之急。而今再如法炮制,已形同痴人说梦,唯一一条路就是设法自救、自助、自立,苦撑待变。

因而,梅贻琦邀请教授会议和常委会讨论,决定在暂时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凡联大师生业余时间在外兼职,只要不影响教学与读书,不再设限阻拦,但不鼓励。

通俗说,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不再以行政的方式加以干涉。

时之所逼,势之所迫,加之校方新政出台,师生在外“兼职”者越来越多,继而一发不可收拾。

根据当时形成的生活逻辑,越是穷困潦倒,四处打工兼职挣外快的就越多,眼看整个西南联大除几位常委和高层等少数领导者还在原位蹲守,多数教授和学生以至教职员工家属,都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兼职打工队伍之中。

教授的精力受到耗损,学生越跑越野,不少人竟随车跑到缅甸一带从事各种倒买倒卖的行当,半年甚至一年不回校读书,有的干脆休学,先挣钱活命,再入校就读。

 如此这般,难免影响到联大士气与教学读书的热情。因而,在1943年暑假大考之前,梅贻琦专门召集师生发表讲话,说道:

 现在国难当头,财政短缺,联大当局与师生皆感生活压力之大,兼职是学校所同情和允许的,但同学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主业是读书学习。以前我们提倡“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现在也是这样的。

 
◎短暂安宁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教授会推选两位代表,赴重庆向教育部提出适当增加联大教职员工的生活补助,请求薪水应按物价上涨的比例增加,以此维持大家的最低生活要求。

此时,昆明的物价已上涨了 300 倍。然而,两位代表一无所获。

生活问题没法保障,而当局又开始向各大院校征兵了。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在西南联大实际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极其清醒、沉着地驾驭了政局。

从联大保存下来的史料看,在几次征召入伍的宣传声中,梅贻琦都积极响应、配合,但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

整个西南联大的从军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学生。即使在这类学生中,梅贻琦亦尽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使人文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结构不至于出现断层或后继无人。

但若有教师与研究生主动请求从军,梅贻琦也会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他自己的一儿一女就曾先后从联大应征入伍,其女儿梅祖彤加入国际救护组织,为抗战效力;其独子梅祖彦于1943年11月第二次参军热潮中,决定弃学从军。

梅贻琦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动荡,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希望儿子把学业完成再做决定。但儿子去意已决,梅贻琦也就不再阻拦了。

后来随着抗战的胜利,西南联大艰苦卓绝的生活环境终于得到了缓解,梅贻琦也彻底松了口气。

只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国内局势的变换,西南联大的内部更加风起云涌,甚至已经分成了派别,此时整个西南联大的情形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了。

那种温馨浪漫、团结和睦的气氛已随风飘散,无处寻觅,冥冥中似有一种神秘东西在校园游荡飘浮,令师生心神不宁、相互防范,甚而时刻警惕有人背后捅刀子。

一个生命体自有其诞生、成长、衰老、死亡的过程,一旦消失不会再有。时势所迫,此时的西南联大已走到了生命阶段的尽头,任何努力已无法挽回曾经的繁盛与强劲。

而摆在梅贻琦面前的当务之急,不是愈合内伤、重整旗鼓,而是解散联大,三校各自设法返回平津,再造未来新生命。

1946年5月4日,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27周年纪念日,众人翘首以待的三校复员之日终于到来了。西南联大师生与特邀来宾在新校舍图书馆前广场上,举办了联大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

 

◎北归南渡

唯一在昆明统揽全局的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做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报告。西南联大就地解散,三校师生及眷属四五千人,自西南边陲昆明迁回平津。所属人员搭载各类交通工具,水陆空并进,踏上了北归之路。

间关万里,困难重重,所幸北归的男女老幼一路得到各地校友、军政人员及社会热心人士帮助扶持,总算如期安全到达目的地。10月初,清华师生于清华园集结完毕。

1946年4月29日,是清华大学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日,梅贻琦率领清华流亡师生及校友在昆明举行了纪念会。

留守北平的清华“接收管理保管委员会”,亦专门邀请部分在平清华校友和媒体记者,前往清华园参加“胜利后首度返校节”纪念活动。

10月10日上午,复员后首度开学典礼在清华园大礼堂举行,梅贻琦对全校师生做了讲话。根据此前提出的清华复员后“不应以恢复旧观为满足,必使其更发扬而光大,才能负起清华应负之使命”的计划与理想。

全校原来的文、法、理、工四院各自添设学系,另增添农学院,共五院二十六学系,比战前的清华多出十个学系,另外还有一个先修班。

学生由昆明迁来者 900 余人,暑期间又招考录取一年级新生及转学生、研究生共900 余人,整个清华园学生此时已经达到了 2300 余人,人数超过了战前的一倍。

清华虽然持续壮大,但内部的斗争也在持续着。

随着社会各阶层变化以及国共两党争斗愈演愈烈,清华教授团体内部分裂加剧,学潮如汹涌激荡的洪水势不可挡,直至把师生带入纷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面对北平教职员工与学生饥寒交迫的事实,以及汹涌不息的内部派别斗争,疮病尚未痊愈的梅贻琦,只好拖着病体,尽力斡旋,奔走呼号于军警当局与清华师生之间,以光明磊落的姿态和一个杰出教育家的风度,挺身而出,化解纷争。

在服务清华30多年岁月中,梅贻琦曾不止一次言及自己“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但在1948年这个天翻地覆的历史转折时刻,作为一校之长的梅贻琦,还是选择了“南下”。

至于其中原因,向以沉默寡言、处事严谨的梅贻琦本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回忆文字……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了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也随之解散了。虽然战争的结束,改善了师生们的生活困境,但由于时局的变化,清华内部也逐渐出现了纷争。

伴随着国家局势的骤变,梅贻琦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清华,南下而去。那么,南下后的梅贻琦又做了什么事清呢,这位教育大家的人生归宿究竟在何处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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