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进笔迹学》节选：中西方笔迹学的差异

 

 

 

中国笔迹学泰斗 韩进

 

 

 

中西方笔迹学存在巨大的差异，原因首先是文字有巨大的差异。

 

尽管中西方笔迹学都认为，笔迹分析结论应该综合各种笔迹特征而得出，不应该只依据一种或几种笔迹特征就仓促地作出武断的结论。但也许这种看法只是针对全篇结论而言。根据我们拥有的资料，我认为相比之下，西方笔迹学具有更明显的依据一种笔迹特征作出初步结论的倾向。因为西方笔迹学的方法基础是一种笔迹特征表示一组心理含义；纵然最后的结论是综合的并有取舍过程，也是通过推理、判断进行分析思考。使用这种方法，每一种笔迹特征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只要不与其它笔迹特征的心理含义直接冲突，你就没有理由修改或删除它。最终的结论尽管经过了种种“斧正”，但结论的实质始终是组合起来的，是物理意义上的堆积，没有类似化学反应那样的“质变”现象发生。在这种取舍过程中，不会增加新内容。如果个别专家根据自己的经验确定在某种情况下要增加新内容，那也是已经有固定的模式，注定了某几种特征“相加”必定要产生某些新内容；西方过去的研究方法决定了这种性质。

 

而中国的笔迹学专家们，普遍使用的是直觉、感知等方法，从一开始就是使用着综合性的方法，把若干种笔迹特征综合感知——不是进行综合考虑、归纳分析，而是一开始接受的就是综合性的、模糊的信息，产生的结论具有内在的浑然一体的特性，没有单独根据一种笔迹特征产生的痕迹。中国专家们使用的分析方法，结论中很容易出现新内容，是任何单独一种笔迹特征里面都不包含的内容。新出现的内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给分析笔迹的专家们提供了广泛的创造性发挥的余地。

 

尽管使用直觉感知方法分析笔迹的专家并不只是我一个，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其它专家都没有清楚地介绍或描述出这种分析方法。或许是缺乏语言表达能力，或许是自身认识尚且模糊，或许是认识清楚了，但不愿意公布于众也未可知。我的临摹直觉感知分析方法，从1993年我的第一本书问世起，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到我的第二本书问世，因为介绍得更为详细一些，读者反映就更好了，至今我没有听到对它学术上的批评性意见。

 

不同的传统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对学术研究的方向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笔迹学的研究中，这种差异尤其明显。西方笔迹学的可操作性强，结果他们的自动分析“仪器”、软件开发等就比中国兴旺发达。

 

历史上中国也有许多能工巧匠，也有许多武功高手，也有名医名药，但只能师傅传给徒弟，代代相传，却很少有进步，更搞不成大规模生产；甚至传来传去就“绝迹”了。中国的分析笔迹的方法，利于单兵作战，不利于形成大兵团。从入门提高到比较高深的分析水平，单个的中国人是快而有效的。但中国人很难著书立说自成系统，更难办起学校学院之类，今天的“韩进笔迹学研究院”也是刚刚起步，属于尝试阶段。

 

西方人善于分析和推导，在了解事物的初始阶段缓慢，一旦解析清楚之后就能产生加速度，突飞猛进，蔚然成壮观景色。

 

中国的文化重直觉、重归纳，在了解事物的大概和本质方面，不仅快而且优于西方的分析推导方法。但越到后来，认识事物的进展就越缓慢，缺乏加速度。正如中国的历史，快速发展并辉煌之后，就是停滞不前，成为沉睡不醒的“睡狮”。

 

有人说，西方人每个人都是0.5，但 0.5+0.5=1 ；中国人也许每个人都是1，但 1+1=0.5 ，甚至是1-1=0；因为中国人彼此之间不沟通，无积累（很少有积累；至多是师傅和徒弟之间的积累，没有全社会的积累），中国人祖祖辈辈在做同样的事情，在做同样内容、同样性质的探索和实验（试验），所以中国的发展很缓慢。

 

尽管西方笔迹学理论诞生至今已经有300多年，西方的笔迹学实践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西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统计测量的分析手段，使笔迹学始终带着“经验性技术”的基本色彩。直到1988年，韩进完成“临摹直觉感知笔迹分析法”（1993年出版专著首次进行了阐述，1998年又出版专著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我们对笔迹的认识才获得了理性的武器，才出现了根本性的突破，笔迹学也迎来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