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各国可能改革的方向》王孟源答读者录(三)
问:
这次疫情的深远影响目前还没有体现出来,人类的希望仅仅在于夏日来临,病毒消亡这么一个飘渺的愿望上,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下定的决心的历史定位会有这伟大的历史定位!而愚蠢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自由民主的西方政客还在想着金钱和权利。
答:
我已经讨论过了,疫苗最早也是年底才会有,而新冠不一定和流感一样会在夏天消退,那么在揭开欧美治理水平低下的真面目之后(英美宣传抹黑的一个主要伎俩,是把对手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和资源匮乏归咎在国体缺陷上,这次是难得的相对公平的比较),还会造成严重的人命和经济损失,可能成爲二战之后,人类社会最大的全球性灾害;在最极端的情形下,甚至可能触发个别西方国体的深刻改革。反观中国,我相信改革的方向已经确立了,现在应该是在斟酌方案的细节。医疗健康系统会是重点,例如我所建议的广设县级以下的先进医院、提升医护人员薪资、整顿人事规则、扭转私有化进程、授权给独立的流行病监控管理系统,都可能会在未来两年成爲正式的政策。
不过这次疫情最重要的教训,其实是不能坐等事后处理,必须尊重有远见的专家意见,事先未雨绸缪。中国和外国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把最聪明能干的干才安排并任命到主管职位上。
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不论文化背景、体制设计、地理位置、经济层次,领导都不是选拔最聪明的人才得出的,所以他们必须有强势称职的智库和幕僚(典型的如英国,参见《Yes, Minister》),提供专业和深层的策略建议。
中共刚好相反,主官比幕僚聪明;这有它的好处,但是选拔主管必然是以办事效率为标准,偏偏只有专业幕僚和智库才会有馀暇去製作预案、未雨绸缪。所以重主官而轻智库的结果,自然是专注于事后弥补而忽略事先预防。这是中共国体的先天特性,要改不是不可能,但是必须有最高层的重视和背书。在当前国内国外多事之秋,只怕无法获得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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