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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位有炫富习惯的女子开车进紫禁城自拍，在大陆引起舆论上的热烈讨论。当然在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制度之下，炫耀自己的财富以及其所带来的特殊待遇可以是合法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让非公务车开进一级古迹是否属于财富应该带来的特殊待遇之一，所以背后的责任明显归于故宫的管理阶层。 

事后故宫人员居然还辩解说当天办私展赚钱是前任院长的决定；这就是典型的狡辩术，因爲问题不在于办私展与否而在于特权的范畴大小，所以他们纯属移花接木、转移话题。这一点我在《常见的狡辩术》一文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
这位炫富女似乎是北方人，甚至可能是东北人。我这么猜是因爲中国南北的民族性不同（参见前文《访意大利有感（一）》）；南方文化讲究财不露白、明哲保身。
我自己就是在这种文化下长大的，进了哈佛之后发现美国同学们个个都是自我吹捧的高手，颇不习惯。后来我转行金融，一开始是为一个新设立的（半自动）程序交易团队做统计分析。一年之后，我被提升爲研究主任，并且获得授权雇用更多的数理博士来组建一个完整的研究小组。 

此后因爲我们是世界第一个成功搞出半自动选股的交易公司，成交量和利润得以连续五年以每年300%的速率成长。本来公司的文化和大老闆的态度一直是闷声发大财，但是后来团队的首席交易员忽然上了《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专访。当时我就很不以爲然：一方面我们整体的交易战略是大老闆构思的，选股算法则是我研究的，这位首席只是负责管理日常作业的小老闆，説什么也不是他一人的功劳；另一方面我们生意的特性和一般的对衝基金完全不同，所用的本金微不足道，既不需要客户也不必找投资人，所以公开宣传徒然吸引监管单位（在美国，监管单位是大银行的白手套，而我们交易赚的钱很多来自大银行，尤其是没人惹得起的高盛）的注意以及未来的竞争对手。 
其实在设立这个新团队并且雇用我做爲第一个博士研究员之前几个月，大老闆刚刚把整个公司卖给巴黎国家银行（BNP），成爲它的费城分部；所以虽然组织仍然看似一个典型的美国证券交易公司，股权却全部属于法国人。在《华尔街日报》上出了风头之后一年多，那位首席就发动政变，强迫大老闆退休，接掌了整个分公司。 

他靠的一方面是建立对他个人绝对忠诚的交易员集团，作爲政治斗争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多年来用高级、间接的手法自我吹捧，等到他是公司成功的唯一要素成爲没人敢质疑的政治正确，自然可以説服法国人委以重任。我到哈佛和宾大的商学院进修，注意到他们教的正是这一套，还美其名叫做“Teamwork”（亦即组织不像东方文化一样有上下伦理的观念，而是由自信强、脸皮厚、手腕高的人表面上称兄道弟、分工合作，实际上争功诿过、欺上瞒下、合纵连横、党同伐异），尤其读到Jack Welch在GE的管理经验和经营理论，更是有似曾相识（Déjà vu）的亲切感。 
不过他夺权的时机对我个人来説是很尴尬的。我花了五年鑽研半自动交易程序之后，觉得自己所知的金融理论（Market Microstructure，市场微结构）和计算机的速度都已经进步到一个临界点，可以尝试把交易员完全排除到决策回路之外，进行全自动的程序交易。 

政变发生之前的一个月，我才向大老闆提交了商业计划书，要求他投资一千万美元和十个程序员，由我负责花一年时间开发出来。领导阶层的变动被宣佈之后，新总裁拿了我的计划书，把它交给继任首席交易员，也就是他的头号心腹来主导，并且强调绝对不能完全自动化，必须保持交易员按键批准的职权。我抗议之后，就被扫地出门了。
其后我只好重写了新版的计划书，把所需的金额、人头和时间都加倍，到几家主要大银行兜售。结果是UBS（瑞联银）的美国股市主管看出了这门生意的潜力，一口答应下来，我也就从费城搬到康州定居。刚好遇到互联网泡沫爆破，一流的程序员（管理过全新软件开发的人都知道，一个一流的程序员胜过十个二流的，一个二流的胜过十个三流的）居然也在找工作，结果进展比我预期的快很多，只花了原版计划的金额、人头和时间就建设完成，在２００１年初，啓动了人类第一个全自动交易程序，不到半年就成爲纽约股市的头号交易方，把我留在BNP的老程序打趴在地。
不久就有传言説BNP的法国总部对生意的消亡做了问责，那两位美国好兄弟随即开始互撕，把责任往对方头上推，结果是小弟斗争失败，黯然离职。接著他们团队里唯一的法裔交易员忽然邀我到纽约吃晚饭；其实他和我并不熟，不过我估量一下，有动机、有办法搞下BNP费城分部美籍总裁的也就只有他了，于是欣然赴约。果然他主动请教我如何挖上司的墙脚；我把历史实话实説，特别强调这批人窃佔功劳、欺瞒总部的事。这位法国人显然已经做过尝试，他说美国佬答称当初重用我是他的慧眼，逼我离职是手下的错误。我说我不是他僱的，后来却绝对是他开除的，只要回想他以往自我造神时的説辞，就知道无所谓慧眼；法国人点头微笑。几周之后，我听説BNP费城分部的总裁退休了。
我自己也退休之后开始写博客，照理说这行业一般以追求流量为目的、娱乐读者为手段，换句话説，这是空口説白话、帮助群衆浪费时间的专业，但是我的用意却是教育中文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所以也就没有甩掉低调的哲学，很多事点到爲止，没有必要的话能少説一句就少説一句。 

其实后来我的生意失败，也的确正是树大招风才受了美国大银行通过监管单位和竞争性企业的夹击。除了会吸引敌手的打击之外，强出头也分散办实事的精力和专注，影响自身的心态，所以我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是非常认可的；现在我一再强调中方对美国的打压无可退让，也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客观环境已经完全转变之下所达成的理性逻辑结论。
自从一年多前计划返台照顾双亲，我开始希望有机会对国家社会做出更直接的贡献。韩国瑜异军突起，又决定参选总统之后，我觉得他似乎也关心弱势族群，是同道中人，所以在去年夏天返台期间还特别毛遂自荐，接触了韩的团队，要求安排半小时的会谈。 

不过这跟我找工作一点关係都没有，因爲我有美国国籍，不可能出任公务员，再加上几年来在博客公开说实话，我自知已经成爲公关上的包袱，连非正式地加入他的团队都会负面影响选情。我的目的，纯粹是要给出几点改善台湾行政和经济效率的建议，希望有政治权力的人把它们付诸实行。
结果那人很客气、仔细地聼完我的想法之后说，韩忙著竞选，没有时间，就算有时间，对我的建议也不会有兴趣。当时我还不能确定这个“不会有兴趣”是什么意思。回到美国，在九月初反而收到国民党的智囊筹备组织的联係，问我是否有意愿在韩当选之后加入他的经济智囊团。

我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这听来正是一个贡献所学的大好机会，因此就一口答应，顺便还托他转达一个及时的建议，希望能对韩的选情有帮助。以下节录自2019年九月5日我写的电邮：
“韩国瑜的造势集会应该适可而止；这种集会游行，参加者很开心，但是中立的旁观者很快就厌烦，反对者反而会被激怒。上周英国各大城市都有大规模游行，抗议Boris Johnson强迫国会休会三个礼拜，结果Johnson很高兴，因爲这样的新闻正可以帮他动员Brexit的支持者。韩国瑜下一步选总统，必须对蓝营以外的选民也做诉求，造势集会并不是扩大选举盘面的最好方法。”
过了几周，韩的造势集会变本加厉，民调反而一路下降。我知道那位国民党籍的经济学者和韩也不熟，只能转送建议给竞选团队，但还是忍不住向他抱怨。下面这段话来自九月30日我发给他的电邮：
“今天我在中国时报上看到韩国瑜支持率持续下降的消息，觉得他继续用死忠粉丝造势自嗨真不是件好事。大选一般是以争取中间选民爲重，他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在中间选民眼中，长处在哪里、短处又在哪里。
我们会偏向支持他，是因爲他关心庶民，这也是他最大的长处，我不懂他爲什么不专注强调这一点。四年前我曾写了一篇给洪秀柱的建议，我觉得至今也是适用的，请参閲如果我是总统候选人。
至于韩的短处，今年夏天我在台湾和亲戚朋友聊天，他们不分蓝绿一致认爲他是一个草包。其实这种印象也是可以扭转的，只是需要学术界的人进入他身边的小圈圈，在演讲稿上多下一点工夫，然后安排一些“随机自由发挥”的深刻见解。这其实是民主体制下的老把戏，邱吉尔就很喜欢把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僞装成随性发言，尤其是到了最学究性的段落，还要特意停顿一下，假装是在寻思找最好的字眼。
我自己在企业界的经验，是一个高级主管不必对行政事务有深入的瞭解，但是绝对必须能任用并保护有学识的干才。韩在去年选上市长之后，似乎并没有建立有系统、有组织的幕僚团队，顾问和下属虽多，能真正见他一面做出建议的人却很少，这不但影响他的选情，更会对他将来执政的品质定下上限。他如果能改，最好赶快；如果不能改，那么选不选得上也就无关紧要了。”
当时连碰两次一鼻子灰的我，已经知道韩国瑜听不进好的建议，也很可能选不上，所以话説得很重了。其实和我联係的那位学者自身也爱莫能助，我这样对著他发泄怨气，不是很公平的做法。不论如何，这次台湾大选的结果，既非意外，也不必惋惜。我早已一再解释过，统独是中美博弈的一小部分，台湾本身并没有话语权。台湾今日的政经困境，是李登辉和马英九30年反智、反理性政策的后果，除非有小罗斯福级别的大政治家掌权，否则谁当总统都无法扭转大局，那么由民进党继续执政，至少有厘清局面、消弭幻想的好处。
虽然台湾选民坚持专注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统独议题上，我还是希望台湾尽量避免常年虚耗，而能推动不带任何顔色、而又真正有益民生的改革。当然，就像我在上文提到的，要做实事、搞改革最好是不要大声张扬，谋定而后动，可以避免给予既得利益者动员抗争的机会。 

但是我没有通往权力核心的管道，公共论坛是我唯一发声发力的平台，所以前面説的要改掉低调从事、点到爲止的习惯，实在是不得已的决定。尤其这些建议，正是打算年底成立智库来大力鼓吹的事，那么现在就先宣传一番，也就完全顺理成章。
我在《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现代食品加工业滥用廉价果糖以致于糖尿病汎滥的议题，就是属于无色、中性类别的公共政策。不过它是我在去年年底才关注的，那么我在六月试图向韩国瑜建言的事项是什么呢？简单来説，就是所谓的“E-Government”，利用现代的网络和数据科技，来革新政治和经济的治理体系。
这当然不是我独创的想法，过去20年很多欧美的政商精英反复做出了类似的提议，连联合国都有一个专门的年度进展报告（参见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2018-un-e-government-survey.html ）。不过这种兼有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性质的大工程，从来就不是概念上有困难，魔鬼总是在执行细节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虽然连很多亚非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想凑热闹，实际上认真去尝试而且有重要成果的只有少数几个东欧国家，尤其是Estonia和Russia。
当年我在UBS创造世界第一部全自动交易程序的工作，就是一个必须结合商业、交易、金融理论、法律、通讯网络、硬件和软件的多方面综合与创新，所以我对E-Government不是完全外行的空想，对实际执行上的关键有若干程度的估算和预期，在架构上也能做具体的讨论。 

宏观来看，我认爲E-Government会有四个阶段：1）辅助既有文书工作；2）取代既有文书流动；3）超越文书系统对社会和经济细节的监督和管控；4）做爲全新治理模式的基础。第一阶段的辅助性工作，主要是政府文件的电子存档、搜寻和下载，这一点美国已经大致完成，但是台湾还在初始状态。这在技术上和执行上都很直接了当，需要的只是政治意志（Political Will）和不太离谱的执行效率，所以我就不多置喙了。
第二个阶段是一切对内对外公务的完全电子化和网络化。因爲企业界早已实践过，在信息技术上也没有什么困难，真正的重点在于公务流程的成文化和规范化以及法律更新处理的系统化和制度化。换句话说，在不更变政府组织的前提下，把部门之间和人员之间的协调、交流与管理全部转移到网络上。
对一般百姓来説，就是任何政府手续，都在一个网页上有正确完整的説明和手把手的全程处理。这应该是台湾政府在未来十年内政改革的核心，也会是我建立智库之后继续研究的重点之一。至于第三和第四阶段，太过高远，我们暂时就不必浪费心思了。
我觉得这个第二阶段本身，又应该拆成好几个梯次逐步施行，并且完全适合在县市级别的地方政府先行尝试。如果有哪一位勇于任事的县市长想要推动这个改革，我很乐意通过新智库参与筹划和组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