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不解，能接触到美国绝密文件的这个人在香港干什么？香港与此事有什么关系？我本以为这位匿名知情人身处马里兰州或北弗吉尼亚，怎么他偏偏要在香港呢？当然，我愿意前往任何地方与他见面，不过我想要事先明确究竟缘何成行，但因为劳拉无法跟我自由联系，这次刨根问底只能推迟进行。
 
到最后，包裹寄出约10天后，联邦快递把它送到了我的手中。撕开信封，我发现里面有两个U盘，还有一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信件，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各种网络安全方面的计算机软件，信中还有诸多加密邮件账户的密码和我闻所未闻的另一些程序。
 
我一头雾水。尽管我也对密码短语（passphrase）有所听闻，知道那基本上就是些冗长的密码，由包括区分大小写的字母和标点符号组成的句子随机构成，目的在于增大破解难度，但我却从没听说过这些程序。由于劳拉非常不情愿跟我通过电话或网络跟我沟通，我仍然分外沮丧，因为虽然最终拿到了期待已久的东西，但却不知这会具体派上什么用场。
 
不过我很快就会对此有所了解，而且是从能提供指导的高人那里得到指点。
 
收到包裹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那周，劳拉告诉我说需要立刻交流一下，但只能通过OTR聊天的方式。OTR是可以让我们在网上安全交流的一种加密程序，先前我曾经使用过。借助谷歌的帮助，我安装了这种聊天软件，注册了账户，把劳拉的用户名加入了我的“好友名单”，她立刻就上线了。
 
我问她那些绝密文件在哪里。她告诉我，知情人将会提供那些文件，她那里没有。她问我愿不愿意过几天陪她一起去香港。我问她能否确定值得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她是否已确定了知情人的真实身份。她用加密方式回答说：“当然已经确定，否则我怎么会让你陪我同去香港呢，”由此推断，她肯定从知情人那里拿到了些有价值的文件。
 
不过她还告诉我，有个问题正变得越发严重。知情人情绪很低落，因为事态进展不畅，而且还有新的转折，即《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也可能掺和进来。劳拉说我必须立刻跟他直接交流，向他做出保证，并安抚他日益不耐烦的情绪。
 
没出1小时，知情人就给我发来了邮件。尽管当时我并不清楚，但实际上邮件是辛辛纳图斯发来的。这是自1月间关于我缺少加密软件的那场谈话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联系。
 
发送邮件的电子信箱是：Verax@×××.×××。在拉丁语中，“Verax”意指“说出真相的人”。邮件的主题是“需要谈谈”。“我在跟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做一个项目”，邮件写道，暗示是他这位匿名知情人在跟劳拉联络。
 
“近期你必须抛开所有短程旅行安排来与我见面，你需要参与到其中，”他写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尽快谈一谈吗？照我看，你使用的通信设备安全性并不怎么样，不过我会针对你现有的条件想办法的。”他建议我们通过OTR方式交流，并给了我他的用户名。
 
我不清楚他说的“抛开短程旅行”是什么意思：先前我曾告诉他自己不明白他为什么在香港，但绝无拒绝前往之意。我以为这是沟通不畅的原因，于是立刻做出回复，“为介入其中，我愿意想尽一切方法。”并建议即刻通过OTR方式联络。把他的用户名加入我的OTR好友名单后，我开始等待。
 
不到15分钟，我的电脑就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显示他已经上线。带着一丝紧张，我点击了一下他的名字，输入了“你好”两字。他回应了我的问候，然后开始了彼此的交流。此时我感觉到，这位知情人手头掌握有美国监控情况方面相当数量的秘密文件，而他至少还想要再透露其中的部分内容。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自己定会参与其中，尽管对这位知情人的名字、就职单位、年龄等信息仍一无所知，我仍表示“愿尽我所能报道此事”。随后知情人又问我能否前往香港与他见面。因为不想让他感觉我在借故套取信息，所以我并未询问他在香港的具体原因。
 
确实，从一开始我就决定把双方交谈的主动权交给他。如果想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香港，他自会做出解释。如果想让我知道他手头有什么要爆料，他也会如实相告。对我来说，采取这种被动的姿态绝非易事。我曾从事过律师行业，现在的身份是记者，有问题时已经习惯了咄咄逼人的质询，而我心中有数百个问题想要找出答案，但我深知此时他的处境微妙。
 
抛开其他方面的真实性暂且不说，我很清楚此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在美国政府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事情。从他对安全通信的极度重视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谨小慎微。由于对他的身份、动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顾虑都所知甚少，显然我必须保持克制，谨慎行事。因为我不想让他生疑，所以就迫使自己接受他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而不是主动挖掘信息。
 
尽管我不清楚为什么他偏偏会出现在香港，也不知缘何他希望我也能前往那里，我还是答复他，“我当然会去香港。”
 
那天我们在网上聊了两个小时。他首先关注的是劳拉已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格尔曼（Barton Gellman）说起过先前给她的一些国安局文件。那些文件与“棱镜”计划这一具体方案有关。按照“棱镜”计划的部署，国安局可以从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雅虎（Yahoo）、Skype这类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收集私人通信信息。《华盛顿邮报》并未就此立刻大肆报道，而是召集一批律师进行咨询，可律师们提出了诸多要求，并发出危言耸听的种种警告。在知情人看来，这意味着他将提供一个前无古人的新闻机会，《华盛顿邮报》却因恐惧而不敢有所作为，而他也担心《华盛顿邮报》涉及的圈子可能会走漏风声，从而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
 
“我对事态的发展很不满意，”他告诉我，“我本想让其他人来报道‘棱镜’计划，而让你专注于揭露更宽泛的内容，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大规模监听内容；但现在我更倾向让你来报道此事。我读你的文章已颇有时日，”他说道，“深知你做此事定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我很愿意，”我告诉他，“现在具体商量一下需要我做些什么。”
 
“你的首要任务是亲赴香港，”他说，这话他后来又重复了多次：“马上前往香港。”
 
尤其让他感到不快的是，格尔曼拒绝赴港与他见面，称《华盛顿邮报》的律师认为从法律层面来看此举并不理智，存在风险，尽管C认为如此顾虑尚属多余。我做出承诺，说自己绝不会受到这种影响。
 
那次网上交流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他爆料的目的何在。从劳拉展示的那些电子邮件来看，貌似他感觉有责任向世人公开表明，美国政府正在秘密打造庞大的监控体系。但他此举究竟有何用意？
 
他的回答是：“我想激起一次全球性的辩论，探讨隐私问题、互联网自由和国家监控的危险性等问题。我对由此会带来什么后果完全无所畏惧。我很清楚这样做可能会牺牲自己，但对此我心甘情愿，因为我清楚这属于正义之举。”然后他又一语惊人：“我想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我相信自己有义务解释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及目的。”他告诉我他已完成一份文件，在公布自己的知情人身份后，他准备在互联网发布这份文件。这是一份支持隐私保护、反对监控的宣言，要向全世界征集签名，以展现隐私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的支持。
 
公布身份的代价几乎毋庸置疑：至少也要身处囹圄，即便不会更糟。尽管如此，这位知情人却还是一再强调，称自己“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
 
他表示“做这一切我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民众看到这些文件后，只是耸耸肩，‘我们知道这件事，但我们并不在乎。’我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最后一无所获。”
 
我向他保证，“不会这样的，你多虑了”，可我其实也并无多大把握。多年来，我一直在撰写关于国安局滥用权力的文章，但我的体会是很难让公众关注国家机关秘密开展的监控行动：大家觉得侵犯隐私和滥用权力往往属于抽象的概念，难以引起公众发自内心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个话题往往十分复杂，因此更难吸引公众的注意。
 
但这次的感觉不同，绝密文件一旦公开，就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另外，爆料者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内部人士，而不是民权联盟的律师或民权倡导者，这无疑也会增加爆料的分量。
 
当晚，我对戴维讲了去香港的事。我还是不大甘心就此放下手头的各种工作，乘飞机赶到地球另一端去见一个连姓甚名谁都毫不知晓的人，特别是我根本没有证据能证实他的真实身份。这可能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抑或其中有诈或是其他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呢？
 
戴维的建议是：“你应该告诉他，自己首先要看到部分第一手文件，才能确认他确实言之有物，这件事才值得你去付诸实际。”
 
一如既往，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天登录OTR聊天程序时，我告诉他准备在几天后去香港，但首先我需要看到部分文件，以便对他的爆料内容能事先有所了解。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让我安装各种各样的程序软件。随后我花了几天时间，通过网络让对方指点着我一步步地安装使用各种程序，包括最后的PGP加密技术。得知我是初学者后，他表现得极为耐心，几乎就是手把手地教会我每一步的内容，“点击蓝色按钮，然后按确定，然后进入下一步。”
 
我不停地跟他道歉，说自己水平太低，浪费了他数小时的宝贵时间来教我这些安全通信的基础知识。“不用担心，”他说道，“这大都无关紧要，而且我现在空闲时间多得很。”
 
各种程序安装就绪后，我收到一个文件夹，其中约有25个文件：“这只是让你略微看看，算是冰山一角的一个侧面吧。”他此言似乎是在勾起我的兴趣。
 
我把文件夹解压缩，看到了文件名单，然后随便点开了一份。文件的顶部用红色字体标着一个代码：“绝密/通信情报/禁止向外方成员展示/”。从这些代码可以看出，这份文件被官方界定为绝密等级，涉及的是通信情报，而且不能向包括国际组织和联盟伙伴在内的外方成员展示。此时此刻，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源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神秘的机构之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机密通信文件。在国安局60多年的历史上，如此重要的文件从未泄露过，可我手头此时却掌握了几十份这样的文件，而前两天花了几个小时跟我在网上聊天的那位知情人，却还要给我更多这样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国安局官员的训练手册，详细为分析人员讲解最新监控手段。它泛泛地介绍了分析人员可以查询的信息类型（电子邮件地址、IP定位器数据、电话号码等）以及他们能够接收到的数据类型（邮件内容、电话“元数据”、聊天记录等）。实际上，我看到的这部分就是国安局官员为分析人员讲解如何窃听目标通信时所讲的内容。
 
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为了消化读到的内容，让自己平静下来继续阅读，我不得不停下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了几次。回到笔记本电脑前，我随手点开了下一个文件。那是一份绝密的PPT演示材料，标题是：“棱镜计划/美国——984N综述。”每一页上都带着规模最大的9家互联网公司的标识，具体包括谷歌、脸书、Skype、雅虎等。第一张幻灯片介绍了这个方案的详细内容：“国安局从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苹果等美国服务商的服务器直接收集信息。”有张图表列举了这些公司参加这一计划的具体日期。
 
我再次因为情绪激动而停止了阅读。
 
知情人还说，当时机合适时他会发给我大批文件。我决定暂且搁置这些虽然意义重大但却颇显神秘的说明部分，而是由他决定给我文件的时间顺序，继续按照我既定的思路采取行动，这也是因为面前的资料太令我激动了。
 
从第一眼看到这几份文件开始，我就明白了两件事：我要立刻赶赴香港，而且报道此事必须得到就职单位的大力支持。这意味着尽管作为每日专栏文章的作者，我加盟《卫报》（The Guardian）只有9个月的时间，但这次也要让它参与进来，无论是报纸还是其在线新闻网站均是如此。我很清楚，这将是重磅新闻，也的确该让他们参与进来了。
 
我通过Skype网络电话与美国版《卫报》的英籍主编简宁·吉布森（Janine Gibson）取得了联系。我跟《卫报》达成的协议是：我享有完全的编辑自主权，这意味着我的文章发表前任何人都不得对之进行编辑或评论。我写好文章，然后通过网络直接发表即可。唯一的例外在于，如果我发布的内容可能给报纸带来法律方面的后续问题，需要事先给他们提个醒。在先前的9个月里，这类事件只发生过一两次，也就是说我跟《卫报》的主编来往很少。显而易见，如果有什么报道需要他们留心一下的话，这次就应属其中一例。另外，我知道自己也需要《卫报》的各种资源和支持。
 
“简宁，我有重磅新闻，”我脱口而出，“我有个知情人，他好像能接触到很多国安局的绝密文件。他已经提供了几份文件，内容让我非常吃惊，但他说还有很多类似文件。出于某种原因，他现在身处香港。我虽不清楚具体原因，但他很希望我能亲自前往去与他见面，获取其他文件。就他已经提供的部分来看，即我刚刚看过的那些文件，似乎很令人震惊——”
 
吉布森登时打断了我的话：“你是在用什么方式与我联系？”
 
“通过Skype。”
 
“我觉得我们不应在电话上讨论这类问题，尤其不能通过Skype来谈。”她明智地说，然后建议我即刻乘机前往纽约面谈此事。
 
我计划飞往纽约，给《卫报》相关人员看手头的这些文件，来引起他们的兴趣，然后由他们安排我去香港与知情人见面。经过与劳拉商量后，她同意和我在纽约会合，然后一起前往香港。
 
第二天，我连夜乘机从里约热内卢赶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在第二天上午9点钟，也就是5月31日周五那天，我在入住曼哈顿的一家酒店后见到了劳拉。我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台笔记本电脑，用这台从没接入过互联网的电脑作为我的“无网”工具。监控这种不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难度要大得多。如果想要这样做，国安局这样的情报机构就必须借助更有难度的方法，比如物理上直接接触到电脑本身，在硬盘上安装监控装置等才能落实。把电脑随时放在身边，就可以防范这种侵扰。我会用这台电脑来处理不想遭到监控的那些材料，比如秘密的国安局文件，因为这样就不必担心会受到监视。
 
我把新电脑塞进背包，跟劳拉一起，在曼哈顿走过5个街区，来到《卫报》的办事处。
 
到达时，吉布森已经恭候多时了。我和她直接走进了她的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她的副手斯图尔特·米拉尔（Stuart Millar）。劳拉坐在外面等我，因为吉布森和劳拉彼此并不相识，而我希望这样安排便于我们间的自由交谈。我不清楚《卫报》的主编会做出何种反应，也不知道他们会心存顾虑还是会兴奋激动。先前我跟他们没合作过，更未曾谈及如此重要的问题。
 
我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知情人提供的文件后，吉布森和米拉尔一起坐在桌边读了起来，两人偶尔会发出“哇”、“天哪”这样的感叹声。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阅读文件，观察他们领会其中内容后脸上的震惊神情。每次他们看完一份文件后，我就给他们展示另一份文件，而他们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惊奇。
 
除知情人提供的那二十几份国安局文件外，其中还有他准备发布的个人声明，希望征集民众签名以支持保护隐私、反对监控这项事业。这份声明措辞严厉、令人震撼，不过如果考虑到他令人震惊的郑重选择，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这样的选择将会终结他的正常生活。我也很理解：像他这样一个人，目睹了庞大的国家监控体系的秘密搭建过程，而且这一体系并未受到任何监管或制约，那么他定会对由此带来的危险极为警觉。他的口吻的确非常极端：正因他非常担忧，才做出这种不同寻常的决定，大胆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尽管我很理解他这样做的缘由，可我还是担心吉布森和米拉尔读到声明后会怎样反应。我不想让他们以为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尤其是在我跟他交谈几个小时后，我发现此人极为理性而且认真考虑过此事的前后因果。
 
我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吉布森断言道：“对有些人来说，这事听起来很疯狂呀。”“有些人，尤其是支持国安局的媒体，可能会说这事有点儿像恐怖分子泰德·卡辛斯基[1]（Ted Kaczynski）的风格，”我表示赞同道，“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文件内容，而不是此人本身或其爆料的动机。另外，任何人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肯定会有极端的想法，这些都在所难免。”
 
除了声明之外，斯诺登还给准备帮助自己爆料的记者写了封信，解释他此举的动机和目标，信中还预见自己可能会遭到妖魔化的攻击：
 
 
我的唯一目的是告诉公众有哪些事情是以他们的名义做的，以及他们受到了哪些伤害。美国政府及其附庸国勾结在一起，让全世界都遭受着无所不在的秘密监控的困扰，无人可以幸免。借助信息分类处理的技术能力和对谎言的掩盖，他们保护本国的体制不受公民监督，而且通过过度强调给被管理者有限保护，使得即便出现泄密的情况也能免于众怒。
 
邮件内附的各个文件都货真价实，旨在让我们了解覆盖全球的监控系统在如何运作，从而可以研究防范之道。就在发送邮件的当天，该系统能收集整理的全部通信记录都准备留存数年，而且世界各地都在部署设置最新的“海量数据存储库”（或者用委婉的说法是“任务”数据存储库），而最大的数据存储库则位于犹他州的新数据中心。虽然我也企盼公众的觉醒和辩论会带来变革，但我很清楚：政策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如果当权者利欲熏心，即使宪法有明文规定，政策也会遭到歪曲。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要谈对人类的信任，而应该借助加密技术让他们不能为非作歹。
 
 
我立刻发现，最后一句话是源自一部1798年关于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戏剧中的台词，也是我在写作中经常引用的：“我们不要谈如何信任行使权力的人们，而应该借助宪法的力量不让他们为非作歹。”
 
阅读了这些文件和斯诺登的信后，吉布森和米拉尔被我说服了。那天上午我抵达之后还不到两个小时，吉布森就做出了结论：“这么看来，你需要尽快去香港，你看明天出发怎么样？”
 
《卫报》决定参与进来。我去纽约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我明白了，吉布森的意思是抓紧时间跟进此事，至少在当前是如此。
 
当天下午，我和劳拉一起与《卫报》负责安排差旅的员工一起研究如何尽快赶赴香港。最好的选择是乘坐国泰航空航程16小时的飞机，于第二天离开肯尼迪机场。但就在我们准备庆祝很快会见到知情人本尊时，又出现了新的困难。
 
那天晚上接近午夜时分，吉布森说她想安排在《卫报》效力20年的资深记者埃文·麦卡斯基尔（Ewen MacAskill）参与进来，并说“他是个了不起的记者”。
 
考虑到此事的重要程度，我知道自己肯定会需要《卫报》其他记者的帮助，因此从常理上看这么安排无可厚非。但是我并不认识麦卡斯基尔，而且对于在最后时刻把他强加给我们感到有些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