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郭进拴|杨志军与《最后的农民工》

【郭进拴原创】杨志军与《最后的农民工》

杨志军，1955年生于青海西宁，祖籍河南孟津，现定居青岛。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藏獒》《伏藏》《潮退无声》《无岸的海》《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等。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当代》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多次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青少年推荐的一百本优秀图书”。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当一个农业大国正需要用全新的工业和城市的崛起走向未来时，农民工以一种不可遏制的气势出现在大浪翻卷的潮线上。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这个群体在文学作品中却常常被轻忽。著名作家杨志军曾凭借小说《藏獒》惊艳文坛，其潜心多年几经打磨而出的这本现实主义转型力作，倾情讲述了这个庞大群体在挺进城市之役中的沉浮悲欢，表现了他们的坚韧与机敏、自尊与偏狭、淳朴与贪婪、良善与驳杂，洞透人性复杂的同时，依然葆有理想的辽阔力量。
杨志军文学创作的积累和崛起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是写作的积累和崛起期。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是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198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海昨天退去》。
杨志军文学创作的沉实和喷发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是写作的沉实和喷发期。这个时期有“荒原系列七卷本”，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大悲原》、《失去男根的亚当》、《江河源隐秘春秋》、《天荒》、《大祈祷》等；纪实文学《无人部落》、《亡命行迹》。
杨志军文学创作的转型和延伸期
2005年起，是写作的转型和延伸期。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是《藏獒》、《藏獒2》、《藏獒3》、《敲响人头鼓》、《远去的藏獒》、《伏藏》。
1982年春天，杨志军大学毕业进入《青海日报》社当记者，有六年时间常驻草原，与草原藏族牧民、草原灵犬藏獒共同经历荒蛮而温暖的草原生活，获得深厚真实的荒原体验，成为与荒原休戚相关、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
从这时候开始，直到1995年离开青海定居青岛，杨志军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完成了一个荒原作家最为重要的经历、经验和宗教顿悟，写出了创作早期的代表作品《环湖崩溃》、《大湖断裂》、《海昨天退去》，出版了文集《杨志军荒原系列七卷本》，被誉为中国荒原作家第一人。
1995年，杨志军调到青岛。从这时起，杨志军沉潜于创作，出版了纪实与虚构的多部作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大祈祷》、《无人部落》，其后由《环湖崩溃》《混昨天退去》组成的“公民文本”《高原大劫史》出版，作家汪曾祺曾在小说最初发表时称其为“一部震撼人心的罕见杰作”，被台湾的评论文章誉为“华语世界一流精品”。编辑亦称“汉语殿堂终于有了回归汉语天性、天赋和天良的自由叙述，浑融、恣肆、嶙峋、恢廓、精微，尽展自然荒原和精神荒原辉煌的黑暗。”
2005年—2008年，杨志军出版《藏獒》系列三部曲，迄今发行一百多万册。《藏獒》出版后，立刻引起了狼文化与獒文化的争论。2010年，杨志军出版悬疑小说《伏藏》，这是一部探索西藏精神的作品，也是一部追寻信仰的作品。
2010年7月，杨志军出版长篇小说《伏藏》，是用仓央嘉措情歌，在西藏历史和藏地人心的隐秘深处，发掘救世密钥的奇书。
2012年1月出版长篇小说《西藏的战争》，讲述百年前一场关于信仰的战争。《西藏的战争》探讨的是两种互为异教的信仰在出发点和终极意义上的殊途同归。
当年《藏獒》曝红让杨志军跻身畅销作家之列，而作家本
人并未有多大改变，
他依然故我，深居简出，尽可能地拒绝各种聚会和邀约
●“青岛是个丰盈的息壤，生成无限，掘之益多，并不是越写越少，而是越写越多，
光一片海，就有写不完的点滴，何况还有山……”
●“良好的自然生态是健全的人文生态的有效依托。海山连体的青岛，要保护
好海，保护好山，尤其是在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
“我见过雪白的原、雪白的山、雪白的海/我想过雪白的城、雪白的人、雪白的爱/……/一个微粒般的人，仰面接受生活的优待，他宣布自己通体雪白，终生无害/他说他从冰川奔腾而来，滋润一切陆海。”在五月面世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中，杨志军笔下的主人公写下生命中最后的诗行，也为作家自己的人生与创作再作旁白——雪白，是杨志军始终追寻的纯粹与天真，是他心向往之并始终致力展现的高海拔的精神世界。
2005年《藏獒》的突然爆红，让杨志军跻身畅销作家之列，《藏獒》三部曲的发行量超过百万册，他也一度登上作家富豪榜。而这一切对于作家本人而言，似乎并未带来多大的改变。他依然故我，深居简出，如孤独的隐者，尽可能地拒绝各种聚会和邀约，即便对于社交网络，也抱持着谨慎冷静的态度，甚至有一次直言“网络对人类阅读和人类的精神是一场灾难。”
热闹是别人的，而他只在写作中沉浸于另外一种热烈，与世俗的荣耀无关。他要拉开距离，和历史拉开距离，和现实拉开距离，因为他说，只有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越是在孤寂中，思想走得越远。
杨志军就是这样一个低调而独特的存在。他出生于青海西宁，在青藏高原地区生活了40年，高海拔或许正是独立、纯净和清醒态度的来源。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启了对人与自然的寓言式书写，在小说中开掘出一片充满野性又不乏温情的广袤天地。据说青岛的一位后辈在读了他早期的荒原小说《环湖崩溃》后大吃一惊，震惊于有人居然敢把小说当作诗来写。
从荒原和藏地出发，杨志军完成了一次地理与身心意义上的跨越式迁徙，抵达零海拔基准点所在的城市青岛，这一年是1995年。事实上，在此后的20年里，作家的视野从未真正从承载着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古老神秘的精神信仰的故地移开，荒原和藏地，依然激发着他旺盛的创作激情和诗心。
“在我的出生地青藏高原，海拔的高度和精神的高度不期冥会，也让我的眼睛含藏了些许蓝天的匀净和大地的无污染。”即便当他一路向东，抵达海岸之时，也从未戒掉“寻找干净和无污染的一切”的精神洁癖。
他没有回避对城市的失望，他曾说他“反感”城市。而恰如灯烛越是黑夜越有价值，他也确信不可泯灭的人性光辉只在艰辛的生存境遇中才会熠熠闪烁，活在我们心里的永远是那些用全部的毅力和耐心，用生命之光带来亮度和温度的人。作家理应给予读者这样一种纯粹的精神维度的探讨和追索。
他以高海拔隐者的身份微观城市，试图呈现给读者拥有温度的生命之光。而在此之前，他对于这座城市的关照更多停留于《齐王田横》和《潮退无声》似的历史钩沉中，其中的人物不论人生如何不堪，临危之际，都甘愿舍生取义……而这一次书写，他终于从对远离现实的历史情境中出走。
犹如树木扎根，那些来自城市底层充满亮度与温度的人们，如此鲜活地在他的书写中与这座城市共同生长。而这位生活在青岛、呼吸在青岛、得到城市滋养的作家身上，终于也开始散发出属于养育者的独特气息。
正如他所言，“尽管坎坎坷坷、跌跌撞撞，尽管我写得不好，也可能永远写不好，但命中注定我是来青岛写作的，也是来写青岛的。”这是作家杨志军的执念，依然秉持着“隐者”的天真与纯粹。透过他，我们能够看到这座城市的信仰与热爱，重新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己。
写小说即是在写对于不同生命个体的感同身受
记者：您在《最后的农民工》中塑造了一个农民工的群像，对于他们所从事行业、他们的生活，如何会有如临其境的体验，怎样走进他们的人生，是否做过一些深入的采访，促成了创作的契机？
杨志军：农民工是一个城市最常见的人群，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走进他们的生活并不难，跟他们交朋友，聊天，了解他们的打工经历、收入、创业等等，但这并不是为了写作的采访，只是一种关切。
常常会是这样的：你聊过天的朋友，你送过衣服的朋友，你给过工钱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因为他们回老家或者去了别的地方，你会怅怅地想念。更多的农民工你只是见过一两面，打过一两次交道，但你会对他们的憨厚、诚实、朴素或者狡黠、偏狭、自私留下深刻印象。
十多年前，刚搬进小区时，巡夜的农民工会牵着狼狗在小区外面一圈一圈转，我的散步也就成了随他而转，边转边聊，后来连狗都认识了我，不咬我。我刻意关注过的一是建筑工地，一是装修人群。我刚来青岛时工作和居住都在东部，东部刚开始建设，到处都是建筑工地，饭馆、商店、市场、马路上也都是农民工的身影，有几个帮我搬过家的人跟我常有接触，我了解了他们，他们也了解了我。但这也不是有目的的采访。
我是个恐高的人，有一次好奇跟着司机爬上了一座并没有升到很高的塔式起重机，听司机讲如何操作一左一右两个手柄，吓得我两腿发软，不敢看下面，他说什么根本就没听进去。我很佩服架子工，也跟他们聊过天，才知道看上去在脚手架上如履平地的他们心里也是紧张的，但是没办法，得挣钱。小说中同样恐高的主人公常发财写诗：“在我永远的仰望里，有所有的所有的架子工。”这都是真情实感。
我20岁时曾在陕北富县“支农”，具体说就是带领一个生产队“学大寨”，后来我当了记者，也是一个农牧记者，经常在农村牧区采访。近些年我有时也会跟着朋友回他们的农村家乡看看。但这些都不是为了写小说，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没有忘记，喜欢感同身受罢了。
记者：常发财这个角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感觉您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完美到几乎没有任何可指摘的缺点的人，正因如此他才不得不以离世告终吗？这个人物也常常让我联想起《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您能讲讲您在塑造角色中的一些考虑吗？
杨志军：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他有雪白的人生，他是生活的主导，他是“人”的标准，他有悲剧的生命，也有方方面面的失败，但他虽败犹荣，因为他没有一天丢失自己的灵魂。千万不要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理想人格，生活中这种人是有的，或者很多人身上的闪光点加起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或者我们的全部努力、所有的挣扎，就是为了变成这样一个人。
他叫常发财，但并没有发财，因为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发财；他写诗，却没有机会发表一首诗，因为大部分人的才情都处在被淹没的状态中；他爱翠莲，却没有过一次真正的表达，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不能爱其所爱；等他终于有了爱情，生活也有了归宿，却已经是生命的末尾。他战胜了扼制人发展的邪恶、欲望、艰难困苦，赢得了生命的质量和别人的尊重，却无法战胜命运的安排。并不是无可指摘的人才会离世，而是纪念碑只会树给死去的人，这就是悲剧的价值。悲剧不是人死了，而是好人死了，不是该死的死了，而是不该死的死了。
以自省与警告的态度克制“远离”和“逃避”
记者：青岛的创作背景在《最后的农民工》这部小说中具有怎样的特殊性？为什么会选择书写这样一个群体？
杨志军：对这部小说来说，青岛是唯一的背景。青岛的发展史也是我书中人物的成长史。就像小说告诉我们的：“青岛是一座农民工用厚茧之手托起的城市，农民工的潮水般涌入，早在1897年青岛开始依托小渔村小商埠建造城市时，就已经发生了。而它的现代化进程，则完全依赖于农民工的第二次潮涌。”
农民工以一种不可遏制的气势出现在大浪翻卷的潮线上。而他们进城后必须面对的，除了工作与生存、创业与发展，还有一个道德完善和精神再造的问题。大移民时代，如果农民工不能在道德精神上超越自己，如果他们缺乏足够的清洁能力，而向城市固有的人格错位和人的惰性以及庸俗的小市民习气靠近，如果他们不能在拯救城市的同时也拯救自己，就将影响他们的未来和城市的气质乃至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对充满各种欲望的人类来说，人性的升华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出路。
记者：若干年前您曾经说过，您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的逃避，源于对城市的失望。现在，您怎么看？
杨志军：作家的生活和思考永远都处在当下的脚踏实地的基准点上，不管他写什么，都不可能做到彻底地远离现实。我看待自己的作品，常常带着自省和警告的态度，有一点“远离”和“逃避”我都会意识到并且指出来。我失望于城市生活的种种缺陷，尤其是人性的缺陷，但又想在失望中发现希望。《最后的农民工》就是一部没有回避缺憾的希望之书，我在思考人性的高度，想让人看到在低洼地里崛起的高山也有可能像青藏高原的雪山那样，带有庄严的洁白。
一个作家，不管你发现了多少不尽如人意之处，都不能放弃你的标杆——“人”的标杆、精神的标杆、思想的标杆、生活的标杆，而道德便是这个标杆上的重要刻度。我出生于城市，钟情于雪山草原，并在那里获得了滋养，我写它们，讴歌它们，带着一种情不自禁的冲动。来到青岛后，我发现了潮湿与泥泞，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高原那样干爽。
城市除了建筑的鳞次栉比，还有人际的错综复杂，这对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简直就是灾难性的剥夺。我不反感城市，但我反感在城市集中体现的那种油腻和庸俗的氛围。我崇尚简单、干净、清爽，也常常把它们体现在小说的人物身上。
稳固的现实中还有一种相当活跃的可能性，只要我牢牢抓住不放，就可以通过写作缓解我对人性的焦灼和对环境的忧患。
我说的环境既是人文的也是自然的，这两者相辅相成，良好的自然生态是健全的人文生态的有效依托。海山连体的青岛，一要保护好海，二要保护好山，尤其是在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
根深叶茂的大树都体现了与土地最恰切适度的关系
记者：我注意到，对于海的描摹在书中反复出现，似乎有意流露出人与海的情感交织。您对海的书写，是否与您之前创作中的荒原意象一样，都是在强化人与自然的某种关联？青岛的海对于您的创作具有怎样特别的激发？
杨志军：您说得对，荒原意象是我表达青藏高原人与自然关系的标志，海是我书写青岛这座山海都市的标志，没有海就没有青岛也没有我的都市小说。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品位，它是自然给我们的恩赐，每一朵浪花的翻起都是一个庆典。我喜欢海，就像我喜欢雪山和草原。
我的景物描写是情不自禁的，要是删掉关于海的描写，小说就会失去几乎所有的境界。我发狂地热爱大自然，我喜欢青岛首先是因为喜欢海，这就是我描述海的理由。我关于青岛的小说几乎都是写海，写海赏赐给我们的故事和人生，比如《潮退无声》《无岸的海》《海底隧道》《海上摇滚》《潮钟》《齐王田横》等。
记者：一本小说如何根植于一片土地？这大概也是每个作家都想要在创作中回答的问题，您如何作答？
杨志军：文学根植于土地并不是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发，你活着，你被土地托起，被人文养育，你是土地的一部分，也是人文的一部分，你和你的作品都不期而然地散发着养育者的气息。对一个生活在青岛、呼吸在青岛的作家来说，你首先得接受青岛对你和你的作品的塑造，其次才是你对青岛和青岛人的塑造。
好比一棵树，你可以选择扎根的地方，但你左右不了大地对你的滋养和帮衬。凡是根深叶茂的大树，都体现了它们跟土地最恰切最适度的关系。
记者：从高原到零海拔，从藏地到闹市，从动物到人，如此大跨度的书写，之间有怎样的联系？有没有一个不变的内核？
杨志军：大跨度的写作需要时间的磨合，我在青岛26年，写了一些关于青藏高原的作品，但我没有一天放弃对青岛的观察和挖掘，这种观察和挖掘也让我断断续续写出了一些反映青岛生活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潮退无声》《无岸的海》，最近出版的《最后的农民工》，儿童文学《海底隧道》《海上摇滚》，中篇小说《齐王田横》《永远的浪漫》《风中蓝调》，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和非虚构文字。
对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和青年的生活积累和体验最重要，它基本可以决定他写作的走向。但我的童年和青年都跟青岛无关，所以我必须带着一个孩子的谦虚和无知来面对青岛的一切，必须带着好奇和热忱去熟悉去了解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以及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有的我喜欢，有的我不喜欢，但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我都得习惯并且要搞懂为什么会这样？我在青岛的生活就是天天都问为什么，加起来也有“十万个为什么”，所以说我对青岛的书写也仅仅是开始，青岛是个丰盈的息壤，生成无限，掘之益多，并不是越写越少，而是越写越多，光一片海，就有写不完的点滴，何况还有山，数数山上的石头，你就知道还有多少东西你没有触摸到、了解到和描摹到。不能懈怠和满足，不怕慢，就怕站，站着不动就完蛋，生活是无处不在的，只要往前走，就一定有吃的，好的作家都是饥饿的狗。
文学理应彰显简单、干净、清爽的“纯粹”价值
记者：关于农民工的题材，许多作家都写过。但能够明显感知您在小说中传递出的某种能量：不论现实如何酷烈，生命本身总有一种充满希望的向上的力量，美好、有光，这是您希望文学能够传达给大众的品质吗？作为作家的您是否背负此种使命感？您如何看待文学的使命？
杨志军：文学从来不会放弃对人性的抑扬，我希望我能无情地直面人性中的丑恶，同时也能富有成效地建树人性的善美，给人活着的勇气，亮起暗夜里的灯光，这是文学的使命。我们从事文学就是按照文学本应该具有的模样来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命感不是你想不想有，而是你必须有。
记者：您是否会担心您所崇尚的简单、干净、清爽的价值取向，也可能会让您笔下的人物角色性格过于单一和纯粹，因而背离城市写作的某种复杂性？
杨志军：有群体的复杂性，也有个体的复杂性。在群体的复杂性里，既有常发财的亮堂、马离农的奋进、罩子以命相抵的忏悔、翠莲的坚韧、郝进青的洁身自好，也有陶三为小偷小摸而自剁两个手指头的行为，有包爷改邪归正保护女孩的义举，有包玲为了贞洁的坠楼而亡，更有李带来的凶残、老段的阴险、光光和麻成的堕落、刘惠民的自私贪婪、张乐年的无能狭隘等等。
个体的复杂性体现为人性的浑浊，也就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亦好亦坏，正因为有了这种复杂性，我们才发现简单、干净、清爽的价值取向是多么珍贵。我想把珍贵至少保留在小说中，并不想为了人性的复杂而忽略“纯粹”的价值。
记者：在作家圈，您一直被视为一个习惯于孤身穿行荒原和城市的特立独行者，这种孤独感会对您造成困扰吗？
杨志军：孤独不会造成任何困扰，也许它正是我的期待，我是一个不愿意趋同从众的人，跟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我的习惯。
记者：记得多年前您说过，“互联网只有消费阅读而没有精神阅读。”现在您对网络文学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
杨志军：没有改变。现在是消费文学越来越多，精神阅读越来越少。如果文学都变成快餐，就一定没有多少营养。互联网的作用是提供大量信息，但它并不利于精神的沉淀。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古人的话现在还有用，而且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