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0日，昆明，滇池，习近平总书记察看保护治理情况。他强调，我们不能吃子孙饭，要造福人类。

5年前那次云南考察，习近平也特别提到了滇池治污。

时间再前推到200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也曾到滇池治污工程考察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总书记关心的这座高原湖泊，究竟经历了什么？





2009年、2019年，滇池东南部区域卫星对比图。银灰色的蔬菜大棚、连片的鱼塘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古滇湿地公园宁静的湖面。湖进人退，滇池摆脱水污染“绝症晚期”，恢复生机。

2020年，正是滇池保护治理“三年攻坚战”最后一年。即使从遥远的太空，也可以看到这座330平方公里高原湖泊的巨变。

2018年、2019年，滇池全湖水质总体保持IV类，2020年滇池水质稳定达到Ⅳ类的治理目标有望实现，水体富营养化困境也在缓解。

从人进湖退、围湖造田，到退耕还湖、退耕还林，滇池治理反映了中国人认知自然、了解自然的过程。







每年5月是滇池水华开始爆发的时间。通过卫星多光谱数据可见，2013年5月、2017年5月、2019年5月，污染最严重的滇池北侧湖面，疑似为水华区域的红、橙、黄色区域明显缩减。

高原隆起，断层陷落，古滇池现身。

人类围滇池而居的历史，约等于人进湖退的过程。考古线索和历史资料证明，先民最早居住在滇池东南的晋宁，随着湖面不断下降而北移。专家估计，到隋唐时期滇池湖面仍然超过500平方公里。彼时滇池北端仍是大片沼泽，可能就是后来“草海”的由来。到了明代，湖面收缩至400平方公里以下。

滇池在历经300多万年之后进入衰老期，水面缩小的同时，水深也从诞生期的近100米降低到如今的大约5米。

但这座“在温和的气候中成长起来的温和的湖泊”依然是昆明的母亲湖，“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碧波浪影，风物水产，滋养着城与人。

人们大规模向滇池“进军”，起自1969年。据《滇池水利志》记载，为了“向滇池要粮”，1969年到1978年间围湖造田约34950亩，滇池面积缩小23.3平方公里。

高原湖泊原本就生态脆弱，围湖垦殖破坏了自我修复的“重要器官”湖滨湿地，滇池的“免疫系统”渐趋崩溃。



利用卫星图片制作的滇池北部填湖示意图，白线内的土地都是上世纪60年代后填湖所得。但它们并不适合耕种，下陷严重。云南地方媒体曾报道说，填湖土地利用率只有四成，在1971至1982的12年间，这部分土地累计产粮407万公斤，不及围湖造田时消耗粮食的四分之一。

昆明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昆明市滇池管理局负责人这样回顾滇池环境恶化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以前滇池水质还多为Ⅰ－Ⅱ类，此后随着北部森林遭大量砍伐，以及围湖造田，缩减了滇池水域和湖滨湿地，滇池水质下降为Ⅲ类。

到80年代，随着磷化工、冶炼、印染等企业的大量出现，以造纸、电镀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同时，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旱厕变水冲厕、衣物手洗变机洗，用水量迅速增加，水资源过度开发，挤占了滇池生态用水。另一方面农田从施农家肥改施化肥，大量污染物进入滇池，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草海、外海水质分别下降为Ⅴ类、Ⅳ类。

上世纪90年代，滇池水体黑臭，水葫芦疯长，蓝藻水华如绿油漆，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

云南诗人于坚写道：“世界竟然如此荒诞，我们活着，滇池死去！”



1974年、1999年环滇池区域卫星对比图，多光谱分析可见，浅色的城区明显向滇池延伸。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城镇扩张、建筑猛增，从工业、农业、商业到住宅，环滇池区域的建设不仅对湖水索取增加，排放也不断增长，大大超过了滇池的容纳能力。 



随着昆明市人口的增长，滇池水质一路下行。

“九五”时期开始，滇池被列为全国重点治理湖泊，治理投入不断增加。据地方媒体报道，1996年到2015年，滇池治理共计完成投资510亿元左右。

但是滇池的大部分水质仍属劣V类。这主要是因为滇池的污染存量巨大，入湖的总氮、总磷等关键指标仍然超过水环境承载能力。

从1998年到2013年，整个滇池流域的城镇人口从117万人增加到375万人，GDP从12.95亿元增长到2322亿元，城镇建成区面积也增加了229平方公里，增长1.6倍。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治理跟不上污染，滇池因一次又一次水华大爆发进入公众视野。


工作人员在清除滇池水域的蓝藻和污染物（2008年7月摄）。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

生态环境损害容易治理恢复难，滇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滇池治理艰难爬坡。人口还在增长，经济仍需发展，而滇池的水质终于在慢慢改善。



2010年至2018年间，昆明市人口增长35.36万人，滇池水质从劣V类回归Ⅳ类。

滇池水质改善背后，是滇池流域环湖截污和外流域调水等六大工程，是全面深化河长制、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施“一河一策”水质提升方案等一系列行动。自2017年起，滇池探索建立并全面推行滇池流域河道生态补偿，“谁达标、谁受益；谁超标、谁补偿”。



位于滇池东岸的呈贡区沿湖地区，在拆除了大量农业设施后建成捞鱼河等湿地公园。

滇池周边一度分布着60多万亩田地、10多万头牲畜，农村面源污染曾占滇池污染总负荷的40%。据媒体报道，十余年前，滇池流域是中国化肥使用最多的地区之一，年使用量3.9万吨，平均每公顷达981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超出723公斤。

在全球范围内，农村面源污染都是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由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带来的磷氮超标，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捞鱼河湿地公园，占地700亩，是环滇池湿地中最具代表性的环境保护型自然生态湿地公园。3万余株中山杉耐湿、耐水，生长在捞鱼河水面上，形成了壮观的水上森林。

通过退耕还湖、退耕还林，滇池边建起27个大大小小的湿地公园，它们成为滇池之“肺”，对水质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




位于草海与外海交汇处的龙门湿地公园，改造前后卫星图对比。

这块6.2万平方米的绿色，之前是有214户、517人的龙门村。龙门湿地建设共投入1.2亿元，是昆明最早建成的湿地公园。

滇池环湖生态修复与建设的关键举措是“四退三还一护”，即通过退塘、退田、退人、退房，实现还湖、还林、还湿地、护水的生态建设，其实施范围原则上为滇池保护界桩外延100米以内区域（如遇环湖公路在界桩外延100米范围内的，以环湖公路为界限）的环湖生态修复核心区，约33.3平方公里。

龙门村是滇池东西交通的渡口之一，村民世代居住于此，既受滇池滋养，也目睹过挖山填湖的景象。如今他们已经搬入移民新村，只留下探入滇池的新码头，静待渡船到来。

湖进人退，难免慨叹沧桑。





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到访的星海半岛滨湖生态湿地，位于盘龙江注入滇池的入湖口，规划面积上千亩，4年前开工建设。在环绕滇池的诸多湿地公园中，这个公园不大但却精致，芦苇、菖蒲丛生，栈道蜿蜒，水波清透。这里曾有3个湖边村庄。从2008年和2019年的卫星图对比可见，紧贴湖水的大棚和农田已变为公园绿地。



位于滇池西南角的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是滇池面积最大的湿地，总面积1220公顷，共分布有植物226种，脊椎动物168种，其中鱼类21种、两栖爬行类20种、鸟类127种，是滇池湖滨野生动植物品种和数量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整块湿地库塘容积约40万立方米，每日进入湿地的水量约15万方，在湿地内净化时间约为6天。


笼罩在清晨薄雾中的甸尾村水杉湿地（2019年1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

滇池治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经过多年来持续攻坚，水质终有逆转。 





滇池西岸“四退三还一护”区域，曾经的建筑、种植设施都已成为林地。专家说，滇池治理的巨大投入，是在为历史还债。

几十年间人进湖退、湖退人进，来路曲折，人们开始懂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日污水处理规模为6万立方的昆明市第十一水质净化厂，采用全地下式设计建设，地面按规划建成片区中心绿化公园。它将从上游减轻经海河进入滇池的污染负荷。

自1991年昆明第一水质净化厂建成并投入运营，近30年间，滇池流域内水质净化厂已建成27座，从各个方向遏制污染排放，日处理规模为216万立方米。



将2017年与2018年滇池（不含草海）疑似水华情况进行对比，大部分水域已不再出现明显的水华情况。




渔民李培光从渔船上抛下渔网（2019年10月22日摄）。由于环境改善，一条船一个开湖季就有3万多元收入。当地渔民也早已不再使用燃油机动船出湖捕鱼，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传统的三桅帆船。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滇池治理，是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从2008年到2018年，23个包括滇池在内的重点湖（库）环境问题得到极大改善：劣Ⅴ类数量大大减少，Ⅰ、Ⅱ、Ⅲ类占比超过半数。

在富营养监测中，随着滇池水环境的改善，重度富营养情况消失，中度富营养情况也明显减少。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也正是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15年后的2035年，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将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而到本世纪中叶，美丽中国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卫星俯瞰滇池东岸，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像在碧绿湖面撒下片片飞花。

滇池冬日，生机勃勃，春天可期。


2019年2月5日，市民和游客在昆明滇池与红嘴鸥嬉戏。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