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普通话时我们会说“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

但是全国最标准的普通话却不在北京，而位于承德，特别是承德市滦平县。承德方言在谱系上属于北京官话——怀（怀柔）承（承德）片，与普通话极为接近。该现象出现的根源是什么？承德方言又是如何走向全国的？


滦平县

地缘相近

承德方言与普通话极为接近首先是有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帕默尔认为：“决定语言接触的社会交际，从根本上来说，是在空间中进行的接触和运动。所以言语像一切文化现象那样，为地理因素所决定并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

承德，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东与辽宁省交界，西南紧依北京，地理位置决定了承德方言与北京方言、东北方言相接近，其对语言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同样是邻近北京，天津、唐山、保定等地的方言就远不如承德更接近普通话，其中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的承德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缓冲区，且常年人烟稀少，“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明朝初期，出于对抗蒙古的需要，明成祖放弃对承德的管辖，将长城以北的承德地区让给了蒙古，并将承德一带所有的原住民强行迁徙到今天的北京、保定和廊坊，人为地制造了“无人区”，使得承德出现了200年的历史空白，自身故有的方言传承消失殆尽，但这反而为清朝北京官话的扎根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蒙古经历过几场明初的失败后，也同样难以有效实际统治承德地区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逐渐形成。满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在满族形成的时候，汉语早已在东北广泛通行，且满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通过与明朝的战争，使得满族治下的汉人越来越多，由于有较高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且不少汉人自愿加入满族或者与满族通婚，有所谓“生于辽不如走于胡”的说法，汉语就逐渐取代了满语的地位。


承德避暑山庄的随驾狩猎画卷中，就可以看出很多并非满人的汉族官员

满清入关后，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清廷鼓励广大满人学习满语汉语，直至康熙末年，北京的八旗满洲子弟皆能汉语，“间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1644年满清入关，为了解决八旗兵丁的生计，顺治帝下谕：“今我朝定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州县无主荒田及明朝皇帝亲属、驸马、公、侯、伯、太监等，凡殁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田主或有或无，其田地尔部（户部）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过世而子弟尚存者，量口给予。其余田地尽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八旗贵族开始大量圈占北京城郊的土地，建立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兵庄田。承德就是八旗子弟圈占土地的主要地区。后来康熙皇帝废除圈地实施“占田立庄”政策，鼓励旗人到古北口外开荒种地，建立“口外庄田”。


承德的避暑山庄，就是众多庄园之一

承德是北京通往东北及蒙古的要道，背靠长城，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气候上，由于承德四面环山，冬季能部分削弱了西伯利亚寒流，使得这里比同纬度地区更为温暖，夏季也能阻挡海洋季风熙皇帝称赞这里：“风清夏爽，宜人调养之功。”



为了“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在此修建热河行宫，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避暑山庄竣工，承德一跃成为了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大量的满族移民进入承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也使得满式汉语成为这里的正统语言。



滦平县，因乾隆皇帝亲题“滦水无患、民得平安”而得名。位置正处于承德与北京的中间，素有“北京北大门”之称。是清朝皇帝来往两地的必经之路。皇帝在滦平设有行宫、御道、驿站并派兵驻守，大批的八旗子弟从北京迁到古北口外的滦平，直到清末，滦平共有皇庄24个，王庄、旗庄130多个，而“口外建庄”的过程，恰好与清朝政府推行北京官话的政策同步，北京官话被旗人带往滦平进行了有效的辐射。且滦平正位于燕山山脉之中，更加闭塞的环境使得当地的官话最为纯正。




滦平县如今被改造成农家乐的“大清皇庄”


群山环抱中的滦平

满族人的汉语，大体上融合了东北方言词汇和北京方言词汇。北京话的语音和语调，直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仍然带着满语语音、语调的残存影响。儿化、轻声等语言特征也有满语的影子，今天的京腔也是满族北京话的体现。

在地理环境上，承德更是一块相对封闭的皇家区域。满洲贵族及其随从家眷、留守行宫的护卫就成为了当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北京官话在此扎根以后就成为了这里唯一的方言，其封闭性也使得周围地区方言的影响力非常薄弱。这就与北京的开放和流动迥然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北京话有明显的儿化音、省字、尾音，仍然带有清以前北京话的色彩，而承德方言相比就音准分明、字正腔圆，语调清脆，这完全符合雅音的要求。而它一旦被统治者标准化，则自然成为全国人模仿学习的官话。

承德方言之所以能走向全国，并最终成为现代普通话发音标准的基础，是与雍正乾隆年间的官话运动、晚清民国的国语运动分不开的。

走向全国

雍正六年（1728），皇帝发现广东、福建两省的方言不可通晓，认为语言不通不利于统治。因此下达正音上谕，清政府推广了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官话运动，主要目的就是克服语言障碍，“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之团结”。特别是把掌握官话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八年之外，如生员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乡试；举人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会试；童生不能官话者，不准送取学政考试，俟学习通晓官话之时，更准其应试。”直接在仕途上要求各地的士人学习北京官话。


岭南地区



为了配合官话运动，热河也相继设立正音书院、义学、文庙等机构专门传授官话。这场运动尽管受限于历史条件及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最终宣告失败，但它是普通话推向全国的第一次尝试。也正是在官话运动期间，承德方言得以剔除了满族人东北口音中的土语，也减少了北京话土著人的省字和儿化音，字正腔圆的“热河官话”体系逐渐形成。

晚清时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普通话的推广也被赋予了推动国家近代化的任务。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访问日本考察学政，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告诫道：“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 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者。”吴汝纶对此深以为然，回国后建议学习日本普及国语（东京话）的经验，在中国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省桐城县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桐城学堂。代表作《东游丛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学部大员荣庆、张之洞、张百熙等人在制定《学务纲要》时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


当时的京师大学堂有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不同口音，第一要务就是确立学科语言

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正式规定北京官话为国语。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颁布《统一国语办法案》，但清政府没有来得及开展推广国语的工作就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

中华民国时期，“国语”继续在全国推广，并且系统接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使用西方的注音字母和音标。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用每省一票的方式议定了“国音”标准，规定“京音为主，兼顾南北”，这种标准音习惯上称之为“老国音”。

但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军阀割据，北洋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推行。1924年—1926年，“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修订了“老国音”，将汉字读音改为“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即“新国音”。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


《国音常用字汇》

随着电影、广播、留声机等新式传媒工具的普及，承德方言随着国语逐渐走向全国，成为今天普通话的基础。但由于战争的爆发，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顿。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国语的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普通话的推广。1953年，我国以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主要采集地。

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场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出于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突出民族语言文字上的平等精神，名称上改“国语”为“普通话”，并确定普通话的内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最终普通话作为、现代标准汉语在全国通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现在的承德市滦平县已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确定为“全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县和“普通话体验区”，是普通话标准语音主要采集地，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是承德的文化名片，也依然对全国普通话的推广起着推动的作用。